巴尔扎克之死

1850年　8　月　18　日，我的夫人去看望巴尔扎克夫人，她回来后对我说，巴尔扎克先生快死了。我急忙赶去看他。

巴尔扎克先生一年半以来一直患心脏肥大症。二月革命之后，他去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在他去俄国之前，我在大街上遇见他，他哼哼着，喘着粗气。1850　年　5　月，他回到法国。结婚后他有钱了，但身体异常虚弱。回到法国时，他的双腿已经水肿，四位医生看了他的病，其中的路易医生　7月　6　日对我说：“他最多再活六个星期。他患的是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埃一样的病。”

8　月　18　日，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将军在我家吃晚饭。我匆匆吃罢，离开叔叔，乘出租马车赶往巴尔扎克先生住的博戎区福蒂内大街　14　号。这是博戎先生府邸中侥幸未被拆毁的几幢房子，房子不高，巴尔扎克把它买了下来，经过豪华的装修，使它成为一座迷人的私宅，宅子的可以走马车的大门开向福蒂内大街，宅子没有花园，铺着石板的狭长的庭院点缀着几个花坛。

我按了门铃。月光被云彩遮住，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来开门，我又按了一次铃。门开了，一名女仆人手持蜡烛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有事吗？”女仆问，她正在哭泣。

我通报姓名后被领进一楼的客厅。客厅壁炉对面的一个托架上，放着大卫雕刻的巴尔扎克硕大的半身像。客厅中央，一张华贵的椭圆形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摆着六个精美的金色小雕像。

这时，另一个女仆哭着走过来对我说：

“他快死了。夫人已经回去了。医生们从昨天起就不管他了。他左腿上的伤口已经坏死，医生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先生的水肿像猪肉皮似的，已经浸润，这是他们的说法。他们还说先生腿上的皮和肉像猪膘，已经不可能再做穿刺术。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先生上床睡觉时碰在一个饰有人像的家具上，左腿上磕了一个口子，他身上的脓水都流了出来。医生们看后都惊叫起来，并开始给他做穿刺手术。他们说：咱们顺其自然吧。但先生腿上又出现了脓肿，是卢克斯先生给他做的手术。昨天，医生把器械取走了。先生的伤口没有化脓，但颜色发红、干巴巴的发烫。医生们说先生没有救了，都不再来看他。我们去找过四五个医生，但没有用，医生们都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昨天晚上，先生的情况很糟，今天上午九点，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夫人派人请来了神父，神父给先生施了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小时之后，他握住了他妹妹絮维尔夫人的手。从十一点起，他不断地喘着粗气，两眼再也看不见东西。他不会活过今天晚上的。先生，如果您愿意，我去请絮维尔先生，他还没有睡。”

女仆离开了，我等了一会儿。烛光暗淡，微弱的光线照着客厅富丽堂皇的陈设，照着墙上挂的波比斯和霍勒拜因的几幅杰作。在昏暗的烛光中，那尊大理石半身雕像显得模模糊糊，恰似这个垂死之人的幽灵。房子里充满死尸散发的气味。

絮维尔先生走进客厅，他说的和女仆说的完全一样。我要求看看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条走廊，登上一个铺着红地毯的楼梯，楼梯两旁堆满花瓶、雕像、画、上了釉的餐具橱等艺术品。在穿过另一条走廊后，我看见一扇门敞开着，听见一个人喘着粗气，给人以不祥的感觉。

我走进了巴尔扎克的房间。

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床，床是桃花心木做的，床头和床脚的横档及皮带构成一种悬挂器械，用以帮助病人活动。巴尔扎克先生躺在床上，头靠着一大堆枕头，枕头上还加上了从房间的长沙发上取下的红锦缎坐垫。他的脸斜向右侧，脸色青紫，胡子没有剃，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两眼睁着，目光呆滞。我从侧面看着他，觉得他很像皇帝。

一个老妇人和一名男仆分别站在床的两侧。床头柜上和门旁的小衣柜上各点着一支蜡烛，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只银瓶。

男仆和老妇人面带恐惧，屏声静息地听着临终之人喘着粗气。

床头柜上的蜡烛把壁炉旁挂着的一幅画照得通亮，画上的年轻人红润的脸庞上泛着微笑。

床上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气味。我撩起被子，握住了巴尔扎克的手。他的手上全是汗，我紧紧地握着，他却毫无反应。

一个月以前，我曾来到这个房间里看他。当时他很高兴，充满了希望。他笑指着身上水肿的地方，相信自己的病会痊愈。

我们谈了很多，还争论了政治问题。　他是正统派，　他责怪我　“蛊惑人心”。他对我说：“你怎么能那么泰然自若地放弃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头衔呢？除了国王的称号之外，那可是最尊贵的头衔了！”

他还对我说：“我买下了博戎先生的房子，房子不带花园，但有一个廊台，廊台楼梯上的门对着小教堂，我用钥匙开了门就可以去望弥撒。花园对我无所谓，我更看重这个廊台。”

那天我离开他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廊台的楼梯上。他走路很吃力，指给我看那扇门，还大声对他夫人说：　“别忘了让雨果好好看看我藏的那些画。”

老妇人对我说：“他活不到天亮了。”

我走下楼梯，满脑子都是他那张没有血色的面孔。穿过客厅时，我又看见了那尊静止不动的、表情沉着高傲的、隐隐约约焕发着容光的半身雕像，我想到了对比鲜明的死亡和不朽。

我回到家里。这是个星期天，好几个人正在家里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办勒扎·贝、西班牙诗人纳瓦雷特和被流放的意大利伯爵阿里瓦贝纳。我对他们说：“先生们，欧洲马上要失去一位伟人。”

他在夜里去世了，终年五十一岁。

他于星期三被安葬。

他先是被安放在博戎教堂，他是从廊台楼梯的那扇门被抬出去的。对他来说，那门的钥匙比从前的包税人所有的漂亮的花园更珍贵。

他去世的当天，吉罗给他画了像。人们还想做他的面模，但没有成功，因为尸体腐烂得很快。他死后的第二天上午，到他家来的模塑工人发现他的鼻子塌陷，脸已经变形。人们把他放进一个包铅的橡木棺材里。

葬礼在圣·菲力浦·迪·鲁尔教堂举行。我站在他的棺材旁，回想起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行洗礼时也是在这个教堂，从那时起我再没有来过。在我的记忆之中，死亡和新生联系在一起。

内政部长巴罗士参加了葬礼。在教堂里的灵柩台前，他坐在我身旁，不时地和我交谈几句。

“他是个杰出人物，”他对我说。

“他是天才，”我对他说。

送葬的队伍穿过巴黎的街道，向拉雪兹神甫公墓行进。我们从教堂出发和抵达墓地时，天上都掉下几滴雨点。这是天公好像也在洒泪的一天。

我走在灵柩的右前方，握着柩底的一条银流苏，亚历山大·仲马走在灵柩的左前方。

墓穴在山丘上，我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人山人海。道路崎岖狭窄，上坡时，拉柩车的几匹马未能拉住车子，柩车往下滑，我被夹在车轮和一个墓穴中间，险些被轧死。站在墓上的人群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了过去。

从教堂到墓地，我们徒步走完了全程。

棺材被放到墓穴里，与夏尔·诺迪埃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的墓穴为邻。神父做了最后的祈祷，我讲了几句话。

在我讲话时，太阳正在西下，远处的巴黎笼罩在落日辉煌的雾霭之中。几乎在我的脚下，墓穴里的土越堆越多，而我的讲话不断被落在棺材上的土块发出的沉闷声响打断。

当病痛折磨着人的身体，人无法保持自己的尊严，无论他（她）活着的时候多么富有、多么优雅、多么智慧。这一点，伟大之如巴尔扎克者，亦不能幸免。雨果这篇文章，就向读者们再现了巴尔扎克死前的种种不堪——虽然，巴尔扎克是以不朽的形象存在于后世的。

但这一点不是雨果要表达的主要意思。雨果要说的，是他对巴尔扎克的敬意。他在巴尔扎克之死的“实录”中，融入了细腻的描写：对巴尔扎克胸像的三次描写，暗示着巴尔扎克不幸中的不朽；对巴尔扎克住所的描写，体现了巴尔扎克对生命的热爱；对巴尔扎克室内设施的描写，则体现了他对巴尔扎克的痛惜。全文虽然偏重叙述且文字朴素，但字里行间蕴藏着非常深沉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