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尔与巴尔扎克

巴特尔是何许人也?巴特尔是号称京城“第一夜总会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哦,可别小瞧了这个身着“准警服”在门口管管泊车的保安。他的经历简直比任何神话还要神奇。

2001年,他从遥远的乡村怀揣500元来到北京谋生,住在一个小旅馆的地下二层,每天只吃一顿饭,然后蹭公交四处应聘,四处碰壁。可以想象,这个只有初中学历、连话也说不利索的农民兄弟,要在皇城根下谋到一份工作是何等之艰?就在他几乎绝望时,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到“天上人间”应聘保安。在他声泪俱下的感动下,“天上人间”负责人事管理的副总录用了他,每月的工资是1800元。在一些人看来,如此低的工资,住在地下室的出租屋里,生活够艰辛的。那些如天仙般的美女佳丽、那些一甩万金眼都不眨的富商大贾、那些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权势人物……在“天上人间”进进出出,谁会拿正眼瞧一下这个土得掉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保安?可是这个巴特尔生生是非常了得,他就从这个根本不被人正眼相看的“小角色”起步,不到10年居然成了投资数千万的奢华酒吧的老板。他是如何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的?他一个保安是如何挤入上层社会的?除了财富,他的能力素质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从底层保安到大老板的蜕变?在这背后该有多少令人不可思议的故事?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天上人间”的一个普通保安的故事,想想看,“天上人间”如同现代社会的一个舞台,该有多少精彩的戏剧曾在这里上演过?又如同一汪深潭,谁能测出它到底有多深?目前媒体披露的材料,只能算其中的“冰山一角”,而仅仅是这“一角”就够让我们瞠目结舌了。

巴特尔与19世纪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有什么关系?除了他们的名字前都有一个“巴”字,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笔者想说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比起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要复杂也要丰富、精彩得多。而我们却读不到当今“巴尔扎克”式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而我们所处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人性在转型期中所呈现出的异变,机制性缺陷所带来的权力和金钱的交媾……仅仅是一个“天上人间”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和想象空间,可能超过了反映当代生活小说的总和。

面对如此复杂和丰富、深刻的生活,当代小说是如此苍白无力。当我们从反映当代生活的小说中获取的信息量还不如读新闻报道时,人们不读小说就完全是正常的了。

首先,我们缺少像巴尔扎克那样对所处时代有着清醒睿智认识的作家,当权力和物质主义使得社会精神状态普遍“矮化”时,本该高蹈于常人精神之上的作家也被“矮化”了。他们像爬地草一样匍匐在地上,因而缺少超越常人的穿透生活的目光。有的作品,你读完了根本不清楚作家的精神指向是什么,精神的“矮化”抑制了作家创作时思想的高度。笔者所强调的“精神指向”和“思想高度”,希望不要误解为在小说中植入非形象化的概念和议论,它实际上指的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生活态度”,“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到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作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转引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托尔斯泰对作家的“生活态度”是如此的极度重视,并把它摆到了其他种种创作手段之上。“一个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也如是说。我们今天有像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都有广泛而深入研究的作家吗?作家应该通过作品为读者和社会提供思想和智慧的资源,而不是用形象来诠释众所周知的理论和观点。否则还要作家干什么!

其次,我们缺少巴尔扎克那样对同时代生活有着深刻体验和认知的作家。“功成名就”的作家远离当代生活,脑子里储存的大多还是几十年前的乡村记忆,那些记忆如果没有现代意识和思想去观照,写出的只能是一堆“陈谷子,烂芝麻”。而年轻一代的大多作家,他们还缺少写作厚重作品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和积淀。有的要么还是抱着青春的“奶瓶”不放,要么从国外的动漫和游戏中寻找灵感,沉迷在玄幻、穿越、悬疑中构建自己的“乌托邦”世界。遗憾的是巴特尔不会写小说。如果巴特尔具备小说家的才华,他写出的小说一定精彩。当然写保安不一定非要自己也当过保安,写不一定去逛“红灯区”。鲁迅谈写作时说过类似的话,“要写你熟悉的事情”“……所谓熟悉的事情,虽然不一定要亲历过,最好也要经历过”。从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我了解到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所作的极其艰辛的前期准备。他用数年消失于喧闹的文坛,除了阅读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为了观察1975年到1985年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形态,为了体验他不熟悉的生活细节,他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拎着装满书籍的箱子不停地奔波于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直至他手中的一个箱子变成了两个箱子。写作时,他又蹲到一个矿区的简陋小屋里,一蹲四年,一边写一边随时了解矿区的生活点滴。这种沉入生活底层的方式,完全迥异于“乘车观花”式样的“采风”。当下作家中还有几许人愿意下这种苦功夫呢?

当然,要写出当代的“人间喜剧”,还得有巴尔扎克那样非凡的小说才能。三者兼具是何其难哉?

恩格斯赞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读了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感到:也许,在当代作家中,路遥是有野心也有希望构建巴尔扎克式的“文学大厦”的一位。他是一位对文学有着宗教徒般虔诚的作家,是有着不可遏制的澎湃创作激情的作家。更为可贵的是,大家都在竞相追逐各种眼花缭乱的“先锋实验”时,他却立足自身和本土,有着自己独特的清醒的艺术思考和追求。实践证明,当那些时髦的各种“主义”销声匿迹时,路遥的作品却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他树立的标杆,仍为许多活得更长久的作家所无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