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

在牵扯诸多学科的范围中讨论跨界问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姿态，那就是在彼此尊重尤其是在相互欣赏的前提下倾听对方，这是一个成熟学者必须具备的自重与自信。

以下就跨界问题进行的讨论仅限于跨学科论域。

毫无疑问，跨界是有限定的，一是仅限于不同者而非不及者，二是进一步限于不同者能否搭界而非随意混搭。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跨学科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严格遵循有明确定位的学科自性与有条件产生位移的学科间性。至于说，学科范式究竟是否受制于西方的问题，似乎可以不作为这种讨论的附加条件，因为学科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属西方的。

那么，之所以成就为学科的基本条件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对象和方法。比如，依对象确定学科者：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批评学、音乐史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分析学等等；依方法确定学科者：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思辨音乐学、实证音乐学、分析音乐学、批评音乐学、考古音乐学、描写音乐学、修辞音乐学、诠释音乐学、实验音乐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此而把对象与方法进行更高层级关联的情况也是常见的。比如，通过思辨音乐学的方式研究音乐哲学问题，通过实证音乐学的方式研究音乐历史问题，通过分析音乐学的方式研究音乐形态问题，通过描写音乐学的方式研究音乐美学问题。由此推衍到具体者，可以包括：音乐作品与音乐现象的结构形态（包括音乐作品的音响结构与音乐事项的音声功能），音响乐谱的书面写作与音声事件的口头传承，音乐体验以及相应的感性直觉经验，音乐认知以及相应的理性统觉概念，作品修辞通过整体结构描写与纯粹感性表述并及音乐自身存在，声音概念与感性修辞的规模作业，音乐史以及相关音乐作品的现实存在、历史存在、意向存在、本有存在等等。

当然，伴随职业分工的愈益细化，学科深度的不断进展与学科广度的不断扩充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像波兰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所说：为了在他的内心掌握住复杂多变的现象，我们便将它们类分在一起，当他按照极其普遍的范畴，将它们纳入大类之时，他便在它们之中建立了广大的秩序和条理。

就现代形态范式的音乐学而言，有必要提到奥地利音乐学家圭多·阿德勒（Guido Adler，1855-1941）在其写于1885年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中提出历史音乐学与体系音乐学的二分法。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以研究史料本源或源流的本源学，以古文字学、音乐作品的分析与诠释、音乐形式与种类史、音乐风格史、音乐理论与音乐评论史、音乐社会史、乐器与演奏史、音乐家传记等等为主。其中，诠释学（Hermeneutik）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体系音乐学（syste-matical Musicology）：以研究音响学的声音分析与组合、电子音响学、立体声学或室内声学、乐器学、听觉生理学、听觉心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以及近来被重视的音乐符号学、音乐语义学等等为对象。其中，实验是最重要的研究法。

与后来类分愈益细化复杂的学科范畴相比，阿德勒二分法似乎有点简略，但究其根本，依据时空间基本维度规约、依托人类认识事物法则基本规训所成就起来的这个二极类分，依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息界面，理应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与重新审视。

2008年，笔者在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零度写作：并及音乐美学学科与音乐学写作to be问题，三个讨论：how，why，in this way》中，明确提出折返学科原位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要折返学科原位呢？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的原因，除了坚信但凡为学科者总有一种纯粹对象是存在的之外，就是有感于新的学科现状，随着理论自身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当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存在方式和学科增长点倍受学界关注的时候，这个学科原位是否还存在？笔者想，无论学科自身的引申发展，还是通过跨学科之后的扩充发展，如果它最终不再折返这个学科原位了，或者它与原有学科不再关联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置疑：连同原有学科在内的这种理论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根基？或者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学科。在此重申，目的还是为了强调学科原位不可撼动。

为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以及研究生教学与科研，藉瓦格纳诞辰200周年之际，在笔者策划组织主持下，以音乐学写作工作坊名义，于2013年11月8日上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尼伯龙根指环》多学科专题论坛。

音乐学写作工作坊，是笔者近年来依托学科建设所倡导并践行的一个研究生培养模式。自2007年以来，经过几年来的实际作业，已经收到良好成效，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多学科规模作业方式针对与围绕同一对象展开研究，几乎可以说是首次。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一在对象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指环》本身直接给出的多重性质（不同维度不同侧面），二在研究本身愈益呈现的学科诉求（跨专业多学科），三在笔者倡导并践行多年的学科带头人体制与音乐学写作工作坊机制本身由雏形渐趋成熟的见证。本次专题论坛，集西方音乐史、作品分析、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多学科共同作业，其中最具学科意义的，无疑是以学科各自独特方式展开的研究。

八位在读研究生分别从各自学科立场出发，就《尼伯龙根指环》中相关学术问题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八位导师分别就学生演讲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现场讲评。之后，八篇演讲成文（后附讲评导师主要意见），集中发表《乐府新声》2013年第4期。事后，笔者就此再作思考，觉得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如何以不同学科各自方式针对与围绕同一对象。这次演讲牵扯四个学科方向，分别为：西方音乐史通过史料研究方式侧重史诗风格样式研究，作品分析通过技术分析方式侧重音响技术形态描写，音乐美学通过临响描写与经验表述方式侧重感性声音结构表述，音乐人类学通过神话叙事方式侧重神话寓意结构分析。那么，能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如何在音乐学写作中具体落实写声音、写经验、写历史、写文化的可能性。

二、能否通过多学科观照凸显瓦格纳音乐的结构力与感受力：主导动机的结构驱动，主导动机的音响与戏剧考源，主导动机的直觉位阶；无终旋律的和声调性依据，无终旋律的感性通道；半音技法的类别趋势，半音技法的经验扩张；音乐戏剧理想是否并如何实现？之所以是的音乐即戏剧：用声音写故事，用戏剧写音乐。

三、针对与围绕论坛演讲以及现场讲评的再讨论，以推进研究生教学、科研以及学科建设进程中，不断呈现的技术问题、艺术问题、学术问题，并通过教学相长与师生互动，依托音乐学写作工作坊平台，去共同引领学生潜入学术深水区，并坚定不移地依靠他们来打造学科梦之队。

四、通过学科语言的寻求探索多学科规模作业的可能性，再通过跨学科方式实现升级版的规模作业与结构衔接。

仿佛与阿德勒二分范式合谋，史论整合研究几乎也成了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为了充分有效地展开跨界问题的学术讨论，笔者认为必须关注其中存在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两个基本关系。

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一个是多元与主体的矛盾，由此关联学科跨界问题，即上述学科原位与其他学科之间如何相互汲取并适度复合的问题，不同学科之间通过跨界生成的新关系，笔者反对以彼此消解的学科融合来对此加以修辞；另一个是文化与艺术、艺术与音乐、音乐与音乐学的矛盾，尤其在艺术音乐与文化音乐、结构发声与功能发声、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呈现复杂局面的时候，更需要在对象以及相应方法上有预先的设定。

两个基本关系：一个是历史与历史逻辑，一个是理论与理论实践。

关于历史与历史逻辑的关系，综观中外史家及其书写，无非有这样三种：

1.按照心里想到的去写。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的是：由某种观念定位的历史是贯串的。典型代表是历史哲学。比如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说：“历史存在逻辑吗？在各自分离的事件的一切偶然的和难以数计的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可称之为历史之人性的形而上结构……世界历史（world-history）是不是会经常把某些重大特征呈现在肉眼之前，以充分的持久性来证明某些结论？”再比如汤因比《历史研究》说：“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我通过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可见，贯串的依据主要在因果逻辑，以及之所以前后衔接的时间关系，一种由线索串联的连续。

2.依据眼睛看到的去写。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的是：基于无数事实前提下的历史是铺张的。典型代表是年鉴学派。比如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说，“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再比如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说：“小题材有时也能写出好书……在无数雷同的水滴中，一滴水显不出有何特点。然而，假如……这滴特定的水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下子引人人胜起来。”显然，铺张的依据主要在平面逻辑，以及之所以左右相邻的空间关系，一种由点滴堆积的聚块。

3.有赖身体感到的去写。这种方式告诉我们的是：处在动荡状态中的历史是断裂的。典型代表是新历史主义。比如《古典时代疯狂史》说，“有一天，社会将会以‘心智异化者’来命名疯人，然而非理性首先就是在这个社会之中，被当作陌生人“异化”；……遭到放逐和进入沉默。‘成为它者’这个字，至少在此，并不完全是个隐喻”；再比如《临床诊所的诞生》说，“使病人的‘床边’得以成为科学研究与论述之场域的突变……医学之所以以临床科学的面貌出世，乃是在其历史可能性成熟，且种种情况界定了其经验范畴之界限及其理性之架构后的结果”；还有捷克人科西克：“通过平日的中断，导致历史当中最有意义，和人的生命存在最密切的一个意义的呈现——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在这个事实罅隙之中，似乎有一个意义呈现：既然通过断裂呈现历史，那么，即使连贯与蔓延的平日，也只是无历史的自转。无疑，断裂的依据主要在差异逻辑，以及之所以上下分离的时空间关系，一种由断裂引发的震荡。

看起来，历史逻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赖什么样的依据结构历史？笔者的理解：

历史没有小事：无论多么弱小，只要是足以铺张的碎片缝合，就能够通过平面铺张进行深度钩沉；田野没有垃圾：再怎么样不起眼，只要是可以聚拢的周沿突兀，也能够通过边缘搜寻实现中心聚拢；文化没有空白：哪怕是透明痕迹，只要是难以抚平的纸团皱摺，还是能够通过对称折叠显现拓扑皱摺。

综合上述观念和看法，笔者的想法是，能否通过范式转换重写历史？

就此，笔者在为《于润洋学术思想研究》所撰写的“序二”中这样认为：“没有历史支撑的逻辑仅仅是一个无机的空架，而没有逻辑勾勒的历史也只能是一堆无序的材料，由此，依托历史去编织逻辑谱系，依据逻辑去凸显历史秩序，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事实与实事统一。”

关于理论与理论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注意：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我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⑩又说：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简单而言，前者表示逻辑终端与历史始端的结构衔接；后者表示从抽象到具体的结构连贯。对此，是否可以说，理论实践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究竟联系什么样的实际的问题？我的理解：特定理论就应该联系其自身实际，或者可以明确地说，特定理论只能联系其学科实际，因为只有这样的实际才是具体的，而不至于成为没有特定指向的一般意义上的抽象实际。也许，这就是一个学科之所以成熟所应该给出的理论诉求和学科关切。

音乐学研究离不开对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观照。方法是手段，本体是目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问题是：一、方法与本体如何协调以至于合式对应？二、能否通过特定方法切入去有效切中本体？

就前者而言，既然通过方法更新可望改变结论，那么通过跨界无疑可能扩充路径。以近来有关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有人建议用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汉语表述似乎更加贴切）讨论为例，这个命题究竟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如果是方法论问题的话，通过中国视野究竟是否可以看出西方视野所看不到的东西呢？或者说，通过汉语表述究竟是否可以呈现西语表述所难以呈现的东西呢？就此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在我们面前其实就只有一只猫，但通过中国眼睛或者戴上中国眼镜看出来的是黑猫，而通过西方眼睛或者戴上西方眼镜看出来的却是白猫。包括女性研究也是如此，作为方法论的问题是，通过女性眼光究竟是否能够在音乐中辨认出一些与通过非女性眼光观照所不同的东西？而作为本体论的问题，则是通过音乐本身来识别其中的性别取向。

由此关联跨界问题，如同上述跨界需要有限定的前提。笔者以为，跨界并非是无条件的，跨界同样要有禁忌，那就是：一不僭越，二不覆盖，三不消解，四不替换。

就后者而言，跨界问题看似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已然牵扯到能否触及本体的问题。还是以西方音乐研究中的中国视野为例，通过中国视野或者汉语表述去研究的西方音乐，究竟是通过中国视野看出来的一个东西？或者是通过汉语表述呈现出来的一个东西？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就本体论而言，则表明这个东西本身就存在在那里，无非在遭遇不同方式的观照时才显现出别样来。同样用这个比方，在我们面前的这只猫本身就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猫，无非当遭遇中国视野并进入汉语表述或者遭遇西方视野并进入西语表述之后才显现出黑猫和白猫来。由此进一步的问题是：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本体论，这样一种通过中国视野看出来并通过汉语表述呈现出来的西方音乐，或者当遭遇中国视野并进入汉语表述之后显现出来西方音乐，还是原本那个纯粹的西方音乐吗？笔者想，这才是学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相比较方法论而言，本体论的意义更为根本，因为只有真正触及到本体论问题，才能够揭示音乐中某些形而上的意义存在，以至于把某些公开秘密呈现出来。

1972年，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领土武力争端（1969）之后，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受此启发，笔者认为，跨界问题同样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一、深入原位钩沉考掘，二、广及别界借鉴汲取，三、和平共处同行并进。具体而言，就是在多学科现象蜂拥而现、跨学科策略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坚持三种发展模式：一是谁也吃不掉谁的共同发展，二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错位发展，三是合乎自身生存的定位发展。

回到本文命题：通过跨界寻求方法，立足原位呈现本体。俗话说：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保持平衡走钢丝。一方面立足学科原位守住底线，一方面沿着学科边界极目远望。在跨界与原位、激进与保守中间，寻求不对称的动态平衡，其标准就在于：像样得体合式。

作者单位：上海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