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回应他们的存在

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动和加剧固化催生了新的下层群体，这些新的下层群体无论在自我认同还是行为逻辑上，都与传统划分中的下层特征有了很大不同。如何看待新的社会格局，从制度层面回应他们的诉求？本刊记者就此访谈了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变化

《南风窗》：今天的社会下层似乎在壮大，加入了一些新的人群。他们是这个社会中最失意的群体吗？

于建嵘：阶层固化和社会变动之间产生了新的下层，譬如第二代农民工、农民第二代、进入不了主流社会的大学生。社会格局的变化也使得原来“上-中-下”阶层的区分发生了变化。现在下层标准不再仅仅是是否“有口饭吃”，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心态―人们感到距离体制的庇护越来越远，可以通过权力和经济资源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少，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利益。

生活处于下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失意，但失意的阶层往往诞生于下层。比如上访群体，每年到北京上访的有几十万，这群人最主要的问题是利益受到了损害，但并不是生活不下去。

所以，失意的阶层一种是法定权利受到了危害去寻求救助的人，一种是制度安排本身带来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南风窗》：新生代农民工是进入城市社会空间的庞大社会下层，他们在认同上，社会行动上是怎么样的？

于建嵘：这个群体有1.2亿。他们其实有明确的自我认识：我们和城里人是有区别的，这个城市不是我的，即使生活了20年也无法真正进入这个城市。很多第二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和前途也是迷茫的。

我在深圳调研的时候，曾经问了几千个人同样的问题，你对自己的未来怎么看。他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没想过”、“走走看”，或者“反正我不回去了”。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迫切。第一代农民工是种过地出来打工的，进城的目的是赚钱寄回家，第二代农民工是从学校出来的，进不了城市也回不到农村。很多女孩的想法是，最好在这里找一个对象，去小城市买房，然后再出来打工。

我认为，更值得关心的是从小就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后代。他们生下来就是边缘人，进入不了主流社会，这对他们的生理和社会心理都有很大影响。他们对农村一点印象都没有，从来也不认为那是他的家。这一代人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很快会显现出来。巴黎骚乱的主力就是移民第二代。 反 应

《南风窗》：现在，下层抗争的诱因和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

于建嵘：首先要强调的是，下层抗争的诱因并非一定都是利益受损。就东南亚的经验而言，下列情形之一可能会发生抗争：一种情况是，当农民被压迫到饿死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比方每年都从农民的口粮里多拿走一杯大米，年复一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他们无法再养家糊口。这个临界点就是他们爆发的门槛。假如村里所有的人都同一个时间达到这个门槛，爆发就是非常可能了。另一种可能是，农民爆发抗争的时候，他们的境况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及精英阶层支持农民，他们可能从城里下乡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所受的剥削程度较低一些，也可能起而抗争。

当然，目前的中国，情况也许更为复杂，以社会公平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感觉到他的利益受到的侵害比其他人更严重的不公平感，甚至是与利益无关的纯粹的泄愤，往往是下层进行严重的行动的主要原因。 仅仅是再分配的社会政策不足以回应他们的存在，因为整个社会对资源分配的预期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纵向比和横向比产生的心理落差完全不同。

最近，最大的变化是有明确利益诉求的抗争变成了一种发泄怨恨式的抗争。街头政治没有明确目的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愤怒。泄愤事件中参加的主体人群是下层对社会不满、对自己前途不明的人，他会把自己的悲惨结局归结为社会的原因。他们可能认为政府和社会不对，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街头政治的愤怒情绪会增加，对官员、有钱人不满的泄愤事件会增加。

《南风窗》：下层不满的原因现在仍然归结为社会或个人，但以后会不会归结为体制或其他问题？

于建嵘：原来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的失意归结为家庭背景不好，没办法，人家生在城市，人家父母有钱。但这种心理会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会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阶层不公和阶层固化，是由于分配体制不行、制度安排不行。制度安排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不能表达。他会自然而然归结为这个原因。这种变化导致他们采取的行动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回 应？

《南风窗》：制度安排应该如何对下层社会的处境和情绪做出回应？

于建嵘：首先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的矛盾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确保利益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要解决利益问题，最关键的在于政治改革。

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有平等利益表达机会的社会。政治改革还是要有具体措施，不能等、靠。

《南风窗》：对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回应，是不是也应当有所区分？

于建嵘：政治权利来源于两个力量，一种是人人生来平等的理念，另一种是从社会本身出发，他为什么需要这个权利？这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去思考的。必须尊重他的权利，你藐视他，他就会反抗。面对群体的表达，应该允许他们利益组织化，只有利益组织化，才能进行博弈，要有群体的利益代表。个体利益，要给他一个希望，我们要谴责街头的暴力、极端的行为，但他们终究要有一个利益表达渠道。渠道也是要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就是法治化。

《南风窗》：过去10年，权力对社会下层的回应更多是做出再分配社会政策上的保障，但从效果上看，也不能算很成功。

于建嵘：仅仅是再分配的社会政策不足以回应他们的存在，因为整个社会对资源分配的预期不一样，差距太大了，纵向比和横向比产生的心理落差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