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环境科学理念对生态研究与实践的启发

[摘 要]当代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为生态研究提供了一种兼顾自然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的研究途径，其倡导以地域整体为对象、兼顾生态历史与未来发展、强调综合融贯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有助于将生态研究和生态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关键词]人居环境科学；生态地域；生态实践研究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45-05

[作者简介]袁 琳（1982—），男，河南开封人，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研究；雷 毅（1962—），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北京 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基金项目“科技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机制和问题研究：中国案例与国际比较”（2012WHYX007）的阶段性成果。

人居环境科学的提出，旨在综合应对中国城乡建设过程中的各类复杂问题，已成为指导当代城乡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基础理论。在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将人居环境科学提倡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运用于生态研究和生态实践仍具有启发性。

一、“人居环境”理念蕴含的自然观

人居环境是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发生联系和作用的中介。人居环境建设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相联系和作用的一种形式，理想的人居环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人类社会只有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即只有自然与人类的互动创造和谐的人居环境，人类社会才能适应生存，取得进步。①从“人居环境”的视角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基础是一种整体论或系统论的思想，并且承认人是生态系统的内在组成部分。人不应该也不可能超然于地球生态系统，尽管人具有积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动属性，但这种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形式并非人类拥有内在价值的依据。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整体性质基本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关怀的道德对象需要突破要么强调人、要么强调自然的局限，进而扩展为对人地系统的整体道德关怀。共同承认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和人类实践的能动属性，就必然要求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须以适应自然且不违反生态规律为前提，以保持人地系统的和谐和可持续为准则。①

麦克哈格（Ian L. McHarg）认为，“生态规划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在于它的综合性”，对于生态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应“选择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活动场所”。②他自己的研究即践行这样的主张：早期致力于大地生态适宜性的研究，强调环境决定论和聚居环境建设的适宜性，后来转而推动人类生态学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认为人类学家将对生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尤其强调人文因素。③“人居环境”理念蕴含着天人协调的自然观，因此，将人、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对象，运用“人居环境”的概念开展生态研究，有利于建立促进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尺度，有利于自然与人文因素在生态研究与实践中的统一。

二、“地域”作为整体的研究与实践对象

近年来，在处理人居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城市”的概念正被广泛使用，而“生态城市”理论在广为接受和应用的同时也正遭受当代学者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包括：依赖高新技术和完美的城市模型，需要高投入和严格建设控制的生态城市能否真正实现？为什么世界上至今仍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市”？这种源于西方的城市理论是否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如何才有中国特色？等等。与此相伴的是以东方山水园林美学为基础的“山水城市”，以及转化自西方的“田园城市”等概念的再发展和再应用，这些概念都为解决生态问题、缓解人居与自然的矛盾作出努力。但不论是“生态城市”还是“山水城市”或“田园城市”，其基本对象均以“城市”为本体，这本身就具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自然、环境在不经意间成为城市的“背景”或“附属品”，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不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甚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破坏生态环境的乱象。吴良镛院士曾经对“山水城市”建设提出过这样的担心：“如果将建设‘山水城市’理解为匆忙地在这些地区搞开发，实际上是背离了‘山水城市’的方向；如果这样搞下去，要不了多久，一些风光明媚的地区就会被‘城市化’；果真如此，所谓‘山水城市’也就名存实亡，成为失去山水的‘山水城市’。”④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更加有利的本体对象来描述人类聚居区和自然构成的整体，而不至于将自然疏于考虑呢？

生态问题本身均具有“外部性”，无论城市规模多大，都依赖于更大的自然地带，依赖于区域对于食物、水以及其他重要自然生命过程的供给。当这些联系有效且加强的时候，人居环境就变得繁荣而可持续，而在这些必要的联系变弱的时候，人居环境就会衰落。这决定了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认识到某个场所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的广泛联系，应以整体的视角关注容纳了生活、生产，承载了人类活动的完整的自然单元。

西方理论有强调以地域整体对象展开生态研究与实践的传统，并强调以自然定义地域单元，称之为“生态地域”（ecological region）。在具体的人居环境实践中，集水区（流域，watershed）是最常见的、应用最广的生态地域单元，以此为基础规划和建设人居环境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这一概念最初运用于纯自然地带，后来也在人类聚居区中被广泛使用，体现着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有机整体，常被当做一个“活的有机体”。①很多生态规划方面的先驱都强调对这一生态单元的应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文化》中曾经以“作为家园的大地”论述“地域”的概念，将城市发展看做地域发展中的地理现象，并强调要以自然单元定义地域范围。他将地域整体看做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集体艺术品，强调以自然地域为单元开展有机规划。②作为生态学家与规划师的本顿·麦克凯耶（Benton Mackaye）则将地域与人类生态学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提出将生态地域作为其确定的、基本的组织单元。③而麦克哈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工作则更为直接地深化了对生态地域的认识及人类聚居区的生态规划实践方法。

“人居环境科学”关注的是整体的人居环境与综合的人类实践，强调对城市、乡村与自然进行整体、综合研究，注重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组织原则。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中，人居环境科学一直倡导面向“地域”的研究，统筹城市、乡村和自然，这一点在吴良镛院士的各类研究中都有体现，如北京2024、京津冀、长三角空间规划项目等。此外吴良镛院士还提出了“地区设计”的思想，认为要重视各个地区的发展，要通过地区规划设计，实现生态基础的恢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区文化的复兴，创造地区文化景观体系。④人居环境科学涉及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等多个层次，统筹社会、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倡导的“地域观”包含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基本架构，为通过地域整体统筹协调促进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人居环境科学中的“地域观”融自然生态单元和人类聚居系统于一体，有利于整体认识地域自然与人文，促进城乡统筹、大尺度人工与自然的科学布局以及地域性生态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从这一理念来看，将当前的“生态城市”的概念发展到“生态地域”的理念，以地域为整体开展生态研究与实践也显得更具价值。

三、“第三体系”思想与地域生态研究的新路径

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东西古今文化态度的争论就一直存在。近代文化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国粹派”，包括“中体西用论”与“中国文化复兴论”等；第二类为“西化派”，包括“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第三类为“本位文化论”。⑤类似的争论在人居环境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从过去东西方形式的讨论，到今天东西方生态范式的应用，学者们因学科的细化也越来越趋向于在传统或现代的专门领域中开展研究。这种情况促使“保守”与“激进”分化，“传统”与“现代”分异，并产生了愈演愈烈的争论，而不同的立足点和价值观也带来了实践方式的差异。

张岱年曾结合中国的实际，应对东西方文化之争，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即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①张岱年先生所说的“文化”超越了仅仅存在于道德、观念层面的狭义文化含义，指的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由于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改造人性自身，因此，这里的文化形成的同时包括了对外在自然和人自身的改造过程。从这一基础出发，张岱年先生指出，“体用论”割裂了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改造，并由此批判了存在着脱离实际生活（用）的所谓抽象原则（体）之说，否定了存在一种超越于物质生产、科技活动之上的“体”。他试图用一种超越道德、艺术范畴并囊括了政治与物质生产的观念与实践统一的文化“综合创新”来替代“体用论”。

吴良镛院士将“综合创新”的思想带入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中。面对更加复杂、综合的对象——人居环境，他阐释了面向实践的“第三体系”的思想，并在《人居环境科学发展趋势论》中对“第三体系”作了细致的阐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再学习、再认识、再思考、再刮垢磨光，诸领域都各有特色可称为第一体系；西方文化也有其独特的体系，西方文明科学人文的成就包括今天先进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可称为第二体系；经济建设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问题广泛内容繁杂需要基于中国国情将二者融合创造第三体系。第三体系需要分门别类据具体情况而创造，古今中外一切皆为我所用并无一定之规。”②“第三体系”的思想是基于“综合创新”文化观并结合当前人居环境研究、实践现状提出的新观念，这一观念强调古今中外优秀成果在某些方面的有机、系统综合，还强调与当前人居环境建设中“真问题”的结合，是文化观与人居环境科学倡导的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方法论相结合的产物，表达了在“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础上面向当代问题进行有效“实践”的方法论。

传统中国有着深厚的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的实践经验，是传统生态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经由数千年的劳作，人居环境建设也是人与自然不断协调进化中长时间生成的。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大尺度的自然利用与改造活动，人居环境实践已经扩展到了地域范围内人与自然秩序的构建，既涉及人工自然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方面，也涉及山水审美、山岳祭祀等精神层面，这本身就具有众多智慧，且和地域紧密联系。而在当前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各地域人居环境建设又都面临着很多与西方快速城镇化、工业化阶段相类似的生态危机。在中国地域生态研究中运用“第三体系”理念，既能体现对本土生态历史的尊重，认识传统生态文明及其遗产的价值，又能对照西方经验，对某些普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所借鉴。以这一理念为指导形成的研究路径，与当代中国在历史悠久的大地上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相适应，旨在寻求传统与现代两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将某一地域中历史上的和当代西方类似地域运用过的相关经验共同化为智慧，从而推进地域生态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

四、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与地域模式创新

生态学家陈昌笃指出：“传统的生态学研究方法认为解开作为生态学基础的过程是探索巨大地简化了的系统所进行的过程。这种简化范式无疑对了解生态系统如何被构建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但要试图把从简单模型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巨大的更复杂的实际世界问题时就产生了困难。”③人居环境科学的建构一直致力于面对“人居环境”这一整体、综合的对象，通过直面复杂的现实问题来寻求改良途径。在研究方法上，人居环境科学倡导融贯的综合研究，即先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问题为中心，主动地从所涉及的主要的相关学科中汲取智慧，有意识地寻找城乡人居环境科学发展的新范式，不断推进学科的发展。①这种科学理念应用于生态研究与实践，有利于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和复杂性科学联系起来，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对复杂问题开展求解的新问题。吴良镛院士提出的“有限求解”的理念解答了这一问题。所谓“复杂问题的有限求解”，即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化错综复杂的问题为有限的关键问题，寻找在相关系统的有限层次中求解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是在保留对象复杂性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提炼，寻找关键点，也就是事物的“纲”，以期审慎地、切实地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复杂问题也没有“唯一解”与“最优解”，而是要纲领化、调理化、可操作化，依轻重缓急而步骤化，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②

地域生态的改善并非任何单一方面的行动能够解决，而是涉及方方面面，运用“第三体系”的理念在跨文化视野中发展实践智慧的研究路径同样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在一个相对的时空范围内面对最为紧迫的问题开展求解。笔者曾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的相关理念，对成都平原都江堰灌区人居环境的生态实践开展研究。这一地区是典型的传统水利区，经历两千多年的自然利用与改造过程，逐步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地域人居环境典范，但由于对传统生态文化与遗产的认识和尊重不够，对未来城乡发展模式研究的不足，当代城镇化发展正对这一传统地区带来严重的冲击，并造成危机重重的局面。笔者重新梳理了这一地区古代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生态智慧，充分认识到传统人居环境的生态价值，并将城市发展对精华农业地区的吞噬作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同时通过对荷兰类似水利地区（如兰斯塔德）城镇化模式的比较研究，认为在这一地区改变以成都为单中心快速扩张的城镇发展模式，通过在地域范围划定大面积的农业遗产保护区、将城市建设用地移出传统都江堰灌区、形成新的地域空间发展模式可能是改善地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条重要途径。③当然模式创新的背后还需要获取更多的共识，推广实践也需要制度设计，而且要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

五、结语

在全社会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人们对生态危机不仅要有“知”的了解，更要深入探索合理的“行”的方法。人居环境科学中蕴涵的有关理念为生态研究和实践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世界：“人居环境”概念蕴含了天人协调的自然观，提供了兼顾自然与人文的综合视角；以“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习惯超越了“城市中心论”，根植地方，有助于城、乡、自然的统筹协调以及生态地域的创造；“第三体系”的文化观提供了兼顾东方与西方、历史与未来的研究路径，有利于充分认识生态历史、综合借鉴相关经验；对复杂问题开展“有限求解”的理念有助于将复杂性和生态研究结合，面向当前问题有的放矢地设计解决途径，创新地域模式。生态文明的发展必然以人居环境为重要的物质载体，人居环境的改良也必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人居环境科学发展中蕴含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为地域生态实践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启发着“知行合一”推进地域生态改善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