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背后的真情往事

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是一部真实反映我游击健儿在铁路线上开展抗日斗争的绚丽画卷。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不仅以曲折惊险的情节、幽默抒情的风格自立于现代军事题材之林,而且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浩大精神感染了几代中国人。同名电影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在人们的传唱中经久不衰。

那么,这部优秀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刘知侠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作品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真情故事?

火车“咣当”声伴随他的童年

刘知侠与铁路结缘始于他的幼年时代。

刘知侠原名刘兆麟,曾易名刘痴侠,发表作品时改为知侠,1918年2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现卫辉市)柳卫村。道清铁路(滑县道口镇――博爱县清化镇)就从他家村边经过,“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火车的‘咣当’声伴随着我的童年。”刘知侠曾经这样回忆,他时常跟着在铁路道班房里当护路工的父亲和工友们闲聊,听到许多发生在铁路上的传奇故事。由于家境贫寒,小知侠不得不在铁路边上捡煤核,在荒堤上放猪。也从小就学会了扒火车,还在火车站当过义务练习生。他熟悉铁路职工和火车上的生活,对行车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律了如指掌,对铁路建立了特殊的感情。这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刘知侠11岁那年才进入当地一所半工半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多亏校长李祥芝说服他父亲,考取了县城省立第十二中学(即现卫辉中学)。李校长资助学习优秀的知侠读了两年,这位校长不幸去世后,知侠就失去了学习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知侠随父亲和铁路员工撤到了黄河以南谋生。1938年3月,作为一名进步的、喜好文学的爱国青年,刘知侠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毕业后,留校从事军事教学,先后任抗大分校区队长、队长和军事教员。这年冬天,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组成了抗大一分校,他随校东迁到山西太行山区。在行军路上,表现突出的刘知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21岁。

因为刘知侠在家乡曾经上过几年学,而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能读书写字,所以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就鼓励他拿起笔来。就这样,刘知侠一手拿着枪,一手握起了笔。1940年春节过后,刘知侠开始在《抗大文艺》上发表作品,同时从事搞墙报、写美术字、画伟人像等宣传工作。于是,有文艺特长的刘知侠被分配到抗大文工团担任领导工作。戎马倥偬里,他每天坚持写战地日记,记下那些见闻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小本本日积月累,成为他记录历史和进行创作的宝贵资料。

1941年冬,抗大文工团随部队进入华东战场。当时敌人集中5万兵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战术”的大“扫荡”,控制了所有的村庄、山头和道路。文工团也被包围在沂蒙山的中心地带,为了减少伤亡,成功突围,文工团的团员们分成两个分队向外突围。刘知侠带领一支分队向外冲了7天,终于胜利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敌人大“扫荡”即将结束时,文工团又进行了第二次突围。组织上决定,包括文工团在内的300多名非战斗人员,从沂蒙山转移到东南滨海地区,而且要在一夜之间穿过80里被敌人重点控制的丘陵和平原地带。突围至午夜,估计已行军四五十里路,到达一个丘岭地带,因为夜里起雾,与担负掩护任务的连队失掉了联络。刘知侠召集大家果断决定:不能再找连队,我们得争取时间加快脚步向南冲出去,摆脱目前的危险处境。刘知侠把手上有枪的人挑选出来,把手榴弹也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两个战斗班,一个由他率领在前边冲,一个由协理员负责做后卫。刘知侠带着通讯员亲自去找向导,在找向导的时候,一次误入了敌人的伙房,一次误入了伪乡公所,但幸好没被敌人发现。在天亮前找到了一个早起拾粪的中年人,由他带路,带领绕过一个个敌据点。因刘知侠在这次突围中的英勇表现,被中共山东省委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铁路边上的贫困生活不仅培养了刘知侠对铁路的特殊感情,而且奠定了他参加抗日的决心。而血与火的战斗历程熔铸了他的人生品格,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战斗员和宣传员。

在微山湖和游击队员大碗喝酒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抗日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编辑人员都参加大会,一面帮助会务人员整理和编印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一面对这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刘知侠所在的《山东文化》编辑室也投入了这一工作。

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刘知侠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被评为甲级战斗英雄的徐广田的报告,以及铁道游击队战友们创造的惊人事迹,深深地吸引了刘知侠,并在与会者中引起极大的轰动。

铁道游击队是1940年1月25日由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在枣庄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始称“枣庄铁道队”,正式建队称“鲁南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有队员300余人。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截列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在铁道线上与日伪展开殊死搏斗。铁道队还护送刘少奇、、等千余名将士成功越过津浦线。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所创造的传奇事迹轰动了整个华东战场。被鲁南军区政治委员肖华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被山东军司令员兼政委称为“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

刘知侠从徐广田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得知,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们,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他们便衣短枪,在敌人据点里摸岗哨,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神出鬼没地消灭敌人。不仅在军事上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区主力作战,而且夺取敌人的军事物资、武器装备来支援根据地。他们灵巧机智的战斗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信心。刘知侠说:“铁道游击队的斗争事迹深深感染了我,激起我强烈的写作愿望,我决心要把他们所从事的战斗,从文学上反映出来。”

英模会后,刘知侠对铁道游击队中队长徐广田和政委杜季伟作过多次访问,对铁道游击队的整个对敌斗争经历有了一个轮廓认识,对他们进行的一些重要战斗有了一定的了解。于是,刘知侠开始对所采访的材料进行整理和构思,并确定用“章回体”的形式来表现。在动笔前,他经常把采访到的铁道游击队的杀敌故事讲给同志们听,大家都听得如痴如醉。由于讲多了,大家也听惯了,有时人们正在聊天,看见刘知侠走过来,就高兴地说:“看!铁道游击队来了。”纷纷要求“再讲一段儿”。刘知侠后来说,这种讲述也是构思、补充的过程,对于写作很有帮助。

书稿第一部分写成后,便以《铁道队》为题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两期。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反响,战士们争相传阅。不久,刘知侠接到了铁道游击队领导的来信,信中说像徐广田这样的英雄人物,铁道游击队还有一些,因为对敌斗争任务比较紧张,他们只能派徐广田一个人去参加英模会。“如果你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一道生活一段时间,对我们的战斗生活作多方面的了解,一定会比现在写得更好。”

刘知侠感到这实际上对作品有意见,“我仅仅根据徐广田和杜季伟两人提供的材料,不到实际斗争生活中作进一步地深入了解,就凭一时的热情,匆匆地动笔写起来拿去发表,这太不慎重了。”为此,就把《铁道队》的写作暂时停下,已写出的那一部分稿子,也停止连载了。他决心到铁道游击队去,亲身体验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使作品更能反映出游击队员们的真实风貌。

1944年,刘知侠第一次去铁道游击队。当时枣庄、临城还有敌人,刘知侠绕道南边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和这些英雄好汉们在一起生活,大碗喝酒,谈笑风生。他们热情、爽直、机智、勇敢的精神强烈地感染了刘知侠。一有空闲,刘知侠就向他们采访多年来在铁道线上英勇歼敌的事迹。刘知侠还走遍了微山湖畔和铁路两侧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寻访帮助过游击队的铁路工人、渔民、农民以及潜伏在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关系”。他们都与铁道游击队有着生死之交,谈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杀敌故事。这次采访,使刘知侠对游击队在铁道线上的战斗、工作和生活,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极深的感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芳林嫂”等的人物原型就是在这次走访中发现的。刘知侠和队员们建立了深厚友谊,荣幸地成为铁道游击队的“荣誉队员”。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还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一支轻型驳壳枪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1946年五六月间,刘知侠再次奔赴铁道游击队所在地――枣庄。当时正在重庆和进行谈判,考虑到和平时期解放区铁路的建设,鲁南区党委决定以铁道游击队的骨干为基础,在枣庄成立了鲁南铁路管理局。由铁道游击队原来的干部靳怀刚任局长、刘金山任副局长、王志胜为铁路工会主席。大部分骨干都分配到铁路上当段长、站长了。而政委杜季伟调任中共枣庄市委书记。铁道游击队清一色日式武器装备的长枪中队,仍保留下来,作为铁路局的警卫武装。刘知侠去枣庄时,1000多伪军还控制着“中兴煤矿公司”与我作对,据说他们为徐州部队收编,但我军不承认他们是部队,仍把他们作为拒降的的汉奸队消灭了。刘知侠与铁路局警卫部队一起参加了这次战斗,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刘知侠找到这些昔日的铁道游击队英雄,进行深入、详细地采访,又补充了大量新的材料,于是开始着手撰写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初稿。当时,在根据地盛行写先进人物的真人真事;如果有人把先进事迹写成小说,别人就认为是“胡乱编造”。因此,刘知侠开始写的也是真人真事。如草创时期的开炭厂,两次打洋行,在临枣支线上搞机枪、打票车,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打岗村等,都如实写下来。每写一章,都听取他们的意见。有的队员往往说:“老刘!你写这些战斗时,不要忘了也把我写上去啊!”而刘知侠认为,尽管《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但不可能都把这几十个人都“写上去”,必须浓缩和概括,使人物典型化。比如,先后有4人担任过铁道游击队的政委,而且每个人都有一番传奇经历,作者便根据4个政委的个性和特点,以杜季伟为主塑造了一个政委――李正的形象。而“芳林嫂”的生活原型也有3个,也只能浓缩为一人。因而,《铁道游击队》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其中的故事、人物,却不是编造杜撰出来的,他们都是当时战斗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就在刘知侠完成提纲,准备动笔写作之际,反动派集中了几十万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这战火燃烧的危难时刻,刘知侠不得不暂时打消了写作《铁道游击队》的念头,作为一名山东兵团《前线报》特派记者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目睹了蒋家王朝60万人马全军覆没的场面,并写出了大量反映淮海战役的小说和纪实文学。

风靡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担任了济南市文联主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秘书长、党组成员。1952年,刘知侠请了一年长假,再次将未完成的《铁道游击队》写作提上了日程。

由于事隔多年,为了重温当年铁道游击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期的斗争情形,唤醒当年与铁道游击队共同生活、参加战斗的激情和冲动,刘知侠又找到了小说中人物李正和王强的原型――杜季伟、王志胜等采访;又一次到鲁南去寻找当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战场――早已坍塌的碳厂、洋行、打票车的三孔桥等;又夜宿微山岛,访问了这一带村庄的老百姓。乡亲们听说“铁道游击队的人”又来了,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都围了上来,生动形象地描述着当年铁道游击队在这里奋勇杀敌的故事,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抗日战争画卷就这样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传颂着。刘知侠感到,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过去在那里所经历的英勇顽强的战斗,如同昨日发生的。不仅领会了队员们奋勇杀敌的精神,而且捕捉了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细节。

从鲁南回来后,刘知侠就开始在济南大明湖畔赶写。据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后来介绍说:“现在《铁道游击队》已经得到读者的认可,但知侠写成这本书颇费周折,一个初中学历的人想驾驭这样一部小说,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更加立体生动地塑造英雄形象,力求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塑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日英雄,他还专门剖析了一遍《水浒传》的写作技巧,“在写作上尽可能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与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潮。”刘知侠在《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中如是说。

从1943年“英模报告会”与铁道游击队英雄偶然邂逅,让刘知侠萌生写作此书的念头,随后几年他数次深入实地采访,到最后成书,经历整整10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震撼,成为当时各个年龄段和文化层次群众的抢手读物,迅速形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读铁道忆抗战”的旋风,青年、学生们举办读书会、朗诵会,重温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千里铁道线上那来无影去无踪的浩荡战法激动人心。“铁道游击队”成了那个年代令人热血沸腾的代名词,作品中的英雄更是成为社会群体崇拜的偶像,以至于“走火入魔”。据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青年读者说:“有一阵子我老想爬上奔驰的公共汽车”。甚至出现了“起名热”,小说中“王强”、“小波”等英雄的名字也被很多年青父母用来为子女命名。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较早的长篇小说之一,那史诗般的篇章带领人们又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使铁道游击队的光辉事迹广为流传;而铁道游击队精彩神奇的战斗故事又为作品增色添彩,使其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当年即一版再版,仅上海一家出版社就印行了60多次,陆续出版了400多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由作者刘知侠亲自担任编剧的《铁道游击队》也拍成电影,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陶醉了无数观众。接着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音乐等,并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越等10种文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打击侵略者的传奇经典,在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刘知侠因此一举成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

1959年,刘知侠出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同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60年以后创作短篇小说《红嫂》、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芳林嫂》等多篇作品,出版了《沂蒙故事集》。微山湖、沂蒙山、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成为刘知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芳林嫂”冒死收留落难作家

就是这样一部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优秀作品,在中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作者刘知侠也经历了非人的磨难。

开始后,极“左”思潮泛滥,传统文化和优秀作品几乎全都被否定。刘知侠等作家、艺术家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山东省的文艺黑线头子”、“苏修特务”等数不清的黑帽子,一并强加于他。造反派把刘知侠囚禁到牛棚,珍贵的战地日记和资料也被抄走,还经常拿他游街示众,批判斗争,遭到毒打和非人的折磨。1966年7月21日在济南召开大会,公开批判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刘知侠和《铁道游击队》。从7月22日开始连续4天的山东省《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的批判文章。随着刘少奇被“揪出”,刘知侠也“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所以,他们指责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主要“罪名”是:“不仅描写的是一群无组织纪律的无产者的斗争,没有遵循关于游击战的战略原则,还在‘掩护过路’这章中为被打倒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

电影《铁道游击队》也在1966年5月成为首批被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在那篇著名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对《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当时还批判说,影片插曲“也很反动”,这个主题歌很不健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最恶毒,是“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电影女主角“芳林嫂”的扮演者秦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原型,均被“对号入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铁道游击队》一下子成了“大毒草”,遭到长期查禁。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非人折磨,刘知侠在一个深夜,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囚禁他的三楼逃了出来,跑到济南市郊的刘桂清家中。刘桂清是《铁道游击队》中“芳林嫂”的人物原型之一。当年刘知侠去微山湖采访,得知刘桂清的丈夫是铁路工人,被日军杀害了,这位坚强的女人带着女儿毅然参加了抗日,多次掩护伤员,送情报,带路袭击敌人,被队员们亲切地称呼为“二嫂”。她曾与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洪振海产生爱情,但老洪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后来的丈夫也被军杀害了。全国解放后,刘桂清在济南槐村街落了户。《铁道游击队》的小说和电影出来后,人们渐渐知道了这里住着一个“芳林嫂”。青年团、少先队常去拜访她,请她去作辅导报告,讲述铁道游击队打鬼子的战斗故事。少先队员很崇敬这位对革命有功的老人,把红领巾挂了她一脖子。刘知侠也时常与这位革命老人见面、团聚。

初期的那个深夜,这位当初在日军严刑拷打下未曾流过泪的“芳林嫂”,望着冒死前来、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刘知侠,不禁泪湿满襟。她毫不犹豫地将他收留下来,并对他说:“大兄弟,你只管在我这里住就行了,保你没事!”造反派把关于刘知侠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还故意贴在她的门前,并且进行了多次搜查。“芳林嫂”临危不惧,机智果敢,运用当年的掩护经验,在儿女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使落难的刘知侠躲过搜捕。在风声日紧的情势下,刘桂清悄悄把刘知侠转移到肥城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里,托付给自己的亲戚。

那时山村没有邮局,党性极强的刘知侠竟求人到离肥城百里远的泰安,寄出3个月的12元党费,他的藏身之处由此暴露,再次遭到追捕。幸亏他警惕性高,凌晨4点前脚刚走,济南的造反派上午就赶到了肥城搜查。在外游走五六个县城、漂泊了十几天后,刘知侠再次投奔刘桂清家。“在掩护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我治伤,一方面还要应付造反派袭扰。造反派在她门前活动,寻机搜捕我,出现很多危险的情况,由于她机智的安排都转危为安,直到4个月后形势好转,我才安全地回到工作单位。”刘知侠后来深情地回忆了刘桂清在危难关头对他的救助,专门写了一部以她为原型的中篇小说《芳林嫂》。刘知侠当时还得知,早在他避难前4个月,原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原型)、后在枣庄某处任党委书记的王志胜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拷打,也跑到济南刘桂清家里躲起来,逃过一劫。在那个人鬼颠倒的年代,本是在抗战中掩护铁道游击队员的“芳林嫂”,还得在和平时期掩护两名老革命战士;更不成想,《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会和书中的人物以这样的方式相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1985年,“芳林嫂”――刘桂清老人病重,已经3天滴水未进。闻讯赶来的刘知侠坐在床前,亲手给她喂下了最后几口稀饭。“芳林嫂”面含微笑,紧紧握住刘知侠的手,安然与世长辞。他们生死之交的真情友谊令许多人动容。

妻子泣言“我心已随你而去”

1979年2月28日,中共山东省委宣布,“过去对刘知侠等作家的批判是错误的,强加给他们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要统统推倒,彻底,恢复名誉。”而此时刘少奇冤案还未及,因而这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时,仍向刘知侠提出必须将原著中关于掩护“胡服”过铁路的章节全部删掉的要求。为使这部书能够“重见天日”,刘知侠最终还是违心地接受了这个条件。出版史上,一个被删割的、残缺的《铁道游击队》版本,也在那个“残缺”的年代产生过。

1982年初,刘知侠随中国文联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当时,出国的机会很少,许多同志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对这次出访“缺乏热情,甚至是很冷漠”。回国后,许多媒体采访知侠,约他写点儿访日感受之类的文字,他却一个字也不写,只是说,我们此行受到日本作家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安排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与我国有关的文化名城,如到岚山参观的诗碑,到仙台谒见鲁迅的学堂,到石川观看郭沫若避难的木屋和笔刻……言辞之间,刘知侠一付“公对公”的摸样,没有任何个人情感的表露。

他的妻子刘真骅私下也曾劝丈夫还是写点什么,而他却说:“在日本的每一天,我总忘不了亲身经历的那场战争,日本侵略者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仍然历历在目如昨日,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想到那些被奸淫屠杀的同胞,什么时候我都会恨从中来,怎落下每一笔?”

这就是“真性情”的刘知侠,他一生宽恕过许多人,可不能宽恕曾经给他和他的民族带来巨大伤痛的“日本帝国主义”。

刘知侠原配妻子刘苏1968年去世,留下6个孩子和两个80岁的老人。经人介绍,刘知侠和工厂机关干部刘真骅于1972年结婚。刘真骅没再要自己的孩子,而是全力照顾老小,与丈夫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的艰难岁月。

1986年刘知侠夫妇定居青岛。在妻子全力支持下,年近古稀的刘知侠又以超人的毅力,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淮海战役见闻录》等。为集中精力写作,他到西镇一个老同志家里借得一间空房,每天步行四五里地,中午两三个包子,一壶开水,埋头写作。刘知侠关心年轻作者,百忙中还经常抽空外出辅导。他还很好客,给夫人刘真骅定了规矩:凡是外地来青岛的老同志、老战友、老朋友及年轻作者,一定要留他们吃饭。每年夏天他们家里住满了客人,有一间房子被戏称为“国际旅行社”。他用稿费资助过别人,缴过3万元党费,而他自己却克勤克俭,用过的火柴盒总舍不得丢掉,去买些零散的火柴棒装进去继续用。

1991年9月30日上午,在青岛市举行的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上,刘知侠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慷慨陈词,突发脑溢血,猝然倒下,生命定格在浩然激荡的73岁。著名诗人柯岩说:“知侠死得其所。”刘真骅悲痛难抑:“知侠走了,《铁道游击队》却永远地活在人民中间。”她独自承担了刘知侠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

在刘知侠逝世第二年,刘真骅将他与其前妻的骨灰一起捧回了他河南的家乡,安葬在卫辉市南郊。刘真骅剪了一缕头发,随同骨灰一起陪葬,一同下葬的还有她蘸着血泪写下的一张纸:“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你,你的灵魂与我同在。”刘知侠的母校卫辉中学在校园里树立了他的全身铜像,纪念为他们带来巨大荣誉的前辈校友。刘知侠九泉有知,定会领受这浓浓的人间真情。

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国内4家出版社同时推出《铁道游击队》,列入《共和国经典名著丛书》和《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同年,刘知侠的遗作《受降,在微山湖畔》首次公开发表,并荣获全国红河杯“目击者・血肉长城”征文唯一的一等奖。5卷本《知侠文集》由青岛出版社出版,34集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也拍成公映。这部红色经典所记录的那段浸透了血与火的烽火岁月,已经凝固成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春意盎然的祖国大地上,恒久地飘荡着那激越的歌声;铁道游击队员们奋勇杀敌的传奇故事,鼓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