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意识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最远古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模仿(mimesis) /叙事(diegesis)二分说;最近的源头是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内在结构关系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托多罗夫于1969年首次提出叙事学(narratology)概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由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女性文学的崛起推动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女性, 包括女性自身、女性意识、女性形象、女性创作和阅读等作为其研究的对象，而且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女性主义批评和叙事学的结合，使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开始了最新阶段理论建构时期的尝试。经典叙事学在研究目标上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具有宏观思辩、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 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女性叙事使用“我们”,赋予边缘群体或受压群体叙事权威,对抗于叙事和情节结构以个人和男性为中心的小说传统,将男性改为“他者”。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应如何在中国应用，与中国的女性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就中国目前而言，以前绝大多数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而男性作家往往是站在男性文化的立场上，对女性进行虚构，他们不能真实地体验女性的内心感受和心理状态，又不能对自己进行反思，所以造成了女性形象的歪曲。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一、天真、美丽、可爱、无私的“天使”；二、复杂、丑陋、刁钻、自私的“妖妇”。前者是男性需要和喜欢的形象，满足男性的控制欲望；后者，则是男性畏惧、厌恶、无法掌握的形象。男性无法真正了解女性，这就需要女性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感受。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们拥有了身体意识、女性视角及对自我的反思，使她们更自觉地从女性角度去观察社会人生, 审视女性命运。从庐隐和丁玲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写作,虹影采取独特的个人型叙述声音策略写的《饥饿的女儿》，到将三个离婚的女性建构成一个社群张洁的《方舟》，再到池莉、方方、王安忆、残雪等一批女作家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表现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同时也解构爱情、男人和男权社会。

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应该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路向，而女性作家作为人的性别意识，都应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只有这样女性文学才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些许偏差与误区，值得重视与关注。

首先表现在对女性文学主体性的忽视。女人作为创作主体和言说主体，以及在文学中对自己作为人的主置的探寻正是女性文学概念的质之规定性。女性文学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女人基于人的觉醒而改变，要求超越封建的传统文化对自己的这种强制性命名和塑造，女性文学的主体性突出表现在由女性由他者、次性的身份到作为人的主体性转变的要求。这是女性文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深刻理解和充分实践女性文学的思想启迪，但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导致将女性文学集中在题材概念上，性别意识中，而忽略了女性文学对于整体文学的推动作用。女性主体意识使女人得以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忽略了这种主体性的所谓“个人化写作”、“感官写作”等等注定是视野狭窄，题材单调的作品。

其次，在整体思想意识的不清晰之下，在女性文学的创作实践与文学批评中都出现了肤浅的评论标准，诸如题材论，性别论等等，对个人主义的不正确理解，比如女人只需要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处境、待遇、遭遇感受;而民族国家与生命幸福等等，皆属份外的事。因此，将女性文学的创作局限或沉溺于床第之欢、杯中之乐等强调所谓人的性之深潜，片面强调人的潜意识的绝对性，而忽视了作为一个人的外在约束的真实性。

最后，女性作家在写作中要有原则，不能为了迎合消费者和卖点就一味地背弃原则，这原则便是对女性的尊重，对小说中女度的把握。有些女作家在功利主义目标驱使下，开始为迎合庸俗的男味，以用“身体写作”为旗号，将女性的私人生活裸地展示出来，其实这些作品已经不是真正的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而从根本上背离了女性主义文学价值的要素。

当今中国女性尽管已经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利, 取得了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的保障, 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至今，男性中心意识仍然非常突出，绝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是贤妻良母而不是什么女强人。他们不仅需要女人“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在家庭中还要以他们为中心,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女性意识只是开始在一部分知识女性中觉醒,但更多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仍被遮蔽，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 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附庸, 并以遵守中国传统美德自居。

女性要求得解放，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和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不仅要从主观上，意识上觉醒还要有斗争和反抗的勇气，要有勇气说出来，女人往往有时太软弱，一退再退才导致受伤。此外，任何一种传统观念的转变都离不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女性要不被压迫就要做自己，做经济和精神的自己，而只有掌握了经济才能有支撑自己的顶梁柱。女性应把视野投入到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去，而不应该把男人做为自己的第一世界。只有自己的崛起才是真正的独立，拥有自己才能得到尊重和价值。因此，女性应站出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参考文献：

[1]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凌逾：《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中国本土化推进》,《学术研究》,2006第11期。

[3]吴芳：《女性的自觉意识与妇女解放――〈一间自己的屋子〉引发的思考》.

王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