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化年龄与女性农民工研究

关键词：性别化年龄；社会性别建构；女性农民工；劳资关系

摘要：本文以“性别化年龄”这一概念解析四川一家大型酒楼的“大姐”和“小妹”这两个有一定差异的打工者群体在劳资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重点在于探讨性别与年龄如何成为女性农民工看待自己工作及处理劳资关系的认知基础和行动源泉。所谓“性别化年龄”指涉及年龄问题的社会性别建构。这时候的年龄问题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物事实，而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事实”。对那些自认并被别人称为“大龄”的打工妹群体而言，这一社会事实往往充当着一种对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限制。对那些所谓“小龄”打工妹群体来说，性别化的年龄尺度常常可以作为工人与老板博弈的空间而存在。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12-06

Gendered Age and Female Migrants

HE Ming-j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Key words: gendered ag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ge; female migrants;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bstract：Gendered age mea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ge, which takes gender as an analytical tool to explore how the understanding of age affects people's values and behaviors. In this circumstance, age is not only a biological fact, but also a complicated social f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female migrants deal with their work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ir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and age.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a hotel in Sichuan,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for the "older sisters", gendered age hampered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conscience and action among them. While for the "younger sister", gendered age could set aside limited space for them to bargain with the management.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框架

中国农业部调研组数据显示，2002年农村外出就业打工的女性占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的29.89%,这个比例在2003年上升到34.3%，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34.6%。[1](P86)大量女性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现象已经成为中外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社会转型问题之一。比较突出的研究以李静君、谭深、潘毅等人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打工妹研究为代表。①这些学者们将农民工大规模进入城市打工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考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社会性别建构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其中潘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明确指出，打工妹承受着来自国家制度、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以及由这三股力量联手创造出来的以阶级、性别和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剥削形式。[2](P4)其他相关研究还涉及到了打工女性与配偶的关系、[3]打工妹的关系网络、[4]部分农村妇女由于生活压力在城市变为性工作者的经历[5]以及打工妹的情感生活 [6]等等议题。

概括而论，现有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作四类视角：其一，研究者将性别作为调查和分析的变量，描述具有趋势性的问题，如流动的数量、年龄、分布等；其二，研究者将某些特定的问题作为妇女问题加以讨论，如计划生育、性观念等；其三，研究者将妇女的经历、意识、状况抽离出来单独研究；其四，研究者充分考察流动对性别分工、两性关系以及妇女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影响。[7]应该说，前两类研究在早些年已经做得比较深入。在后面两类研究中，学者们在最近几年间越来越注重社会性别和国家话语、制度结构等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对打工动机、就业选择、个人和群体认同、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研究重点的调整反映了研究者将性别研究从问题类型逐渐剥离成理论视角的过程，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和工具逐渐被学者们所接纳。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大量已有研究成果中，我们的研究对象仍然被抽象化、统一化、刻板化。我们一方面强调要从被调查者的自我经验出发，还原其主体性、独特性；另一方面却在实际研究中经常使用抽象概括的方法分析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使得她们的主体性和个性特点难以在研究者的叙述和分析之中得到充分的呈现。这个问题正是目前中国女性农民工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希望借助“性别化年龄”这个概念，通过对一家企业女性农民工群体分化的分析，展现基于年龄的性别建构如何影响着劳动者的分化和劳资关系中的权利变化。所谓“性别化年龄”指涉及年龄问题的社会性别建构。这时候的年龄问题已经不是一种生物性事实，而是一种“社会事实”。更具体地讲，对那些自认并被别人称为“大龄”的打工女性而言，这种社会事实充当着一种对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的限制；对那些所谓“小龄”打工女性来说，性别化的年龄尺度常常作为工人和老板博弈的空间而存在。

性别问题中的年龄和年龄问题中的性别呈现着一种孪生关系。随着农民工大批进城已有快20年的历史，这个群体本身在发生变化。最近几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年龄在25岁上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8](P30)与80年代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在群体特征上，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务农经历较少，对制度性身份认同程度较低；在外出动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为经济原因外出的因素减小，多数是为了个人发展和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来到城市；在生活方式上，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当中部分人在消费观念、生活习惯上跟城市同龄人非常接近。“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提出使代际研究进入农民工研究范畴，对群体内部分化的关注更加细致深刻。不过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对女性农民工来讲，单纯以“第一代”和“新生代”来划分并不十分贴切。在中国农村的文化中，年龄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性别意义。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义并未严格遵照生理年龄，而是综合了文化传统的要求，通过“性别化年龄”来界定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社会角色并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期望和责任。

因此，本文提出“性别化年龄”来指称被赋予了性别含义的年龄，它是性别视角下对生理年龄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提出这个概念有两个作用：第一，它指出社会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在同样年龄的言行举止有不同的期待；第二，它意味着同样的年龄对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意义。

年龄无疑是女性研究的敏感因子。对女性农民工来说，年龄就是指示打工生涯的风向标。“性别化年龄”不同，社会文化对她们的期望、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对自己的认同都不一样。这些差异被资本利用，成为控制的工具。同时，劳动者对变化的主体性体验也被纳入应对资方控制的策略。因此，“性别化年龄”使劳动者对劳动关系、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角色的理解都配合不同年龄的女性角色而产生了分化。

本文有关“性别化年龄”这一概念的阐述将根据实证调查展开。笔者于2006年在四川成都一家酒楼（以下简称“和记”）进行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调查，并以实习生身份同女工们一起劳动、一起居住、一起娱乐。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和记”女性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了解。②

二、打工者群体中的“姐妹”分化

基于“性别化年龄”的劳动者分化在“和记”是以自然而然、不易察觉的方式呈现的。步入田野之后，笔者逐步注意到员工之间常用两个称谓互称：“大姐”、“小妹”。随后的调查使笔者意识到，这两个看似平常的称呼背后蕴涵了深刻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人际指称，而且被赋予了符号权力，具有划分劳动者阵营的效力。

考察“和记”姐妹阵营的分化机制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大姐”和“小妹”分化的表现形式。最显而易见的，“大”“小”之分直接指年龄：被称为大姐的一般在30岁以上，小妹的年纪在17岁到20来岁。“大姐”与“小妹”平均年龄相差10岁，已经可以算相差一代人。其次，大姐和小妹外貌谈吐截然不同。且不说大姐因为经历过生育，身材不再像小妹那样紧致；衣着上，大姐俭朴低调，小妹则打扮光鲜；在气质上，大姐沉默谨慎，小妹活泼伶俐。访谈时能明显感觉到，小妹对自己的感受一般不会掩饰，应对流畅，直舒胸臆；大姐往往要考虑再三，似有隐衷，顾虑重重。再次，大姐和小妹的女性角色不同。基本上所有的大姐都是已婚，大部分已经做了母亲。小妹则以未婚居多。有意思的是，很多大姐并不觉得“大姐”这个称呼把她们喊老了，反而认为这是对一个有家室的成年女性的尊称。最后，大姐和小妹劳动分工不同。大姐集中在三个部门：前厅保洁部、后厨洗碗组和卫生组。小妹集中在前厅营业部、服务部、传菜部和收银台四个部门。劳动分工的安排我们在后文还要专门讨论，此处暂不多说。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的身份与工作整合为一体，互相强化，有时工作成了劳动者的刻板印象。笔者在从收银台转到保洁部调查时，相熟的员工见到身着保洁服的笔者竟然也以“大姐”称呼。在他们看来，从事这些工作的就是大姐，这些工作就应该是大姐做，因此不管对方实际身份怎样，已婚未婚、有无子女，统统都是“大姐”。同样，就算服务员里有的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她们从事的是小妹的工作，一样还是叫“小妹”。

对于店里自然生成的大姐和小妹两个群体，资方了解得十分清楚，并对她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一位管理人员这样描述“大姐”：“这些大姐，她要为了她的家，不能随时都去找工作。即便工资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个工作稳定，可以长期做下去。做事情当中，她会更踏实，因为她有了一个家，她的责任心比小妹更强一些，甚至她做事的时候会想什么时候给我涨工资，挣表现……有些人说大姐心机大，但事实上她对你给她说的每一句话会很在意，很仔细的，她会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些东西她接受了她就自然而然强行要求自己改了，她约束自己的能力很强，不像其他员工可能几天以后就恢复原样了。”

对于“小妹”，管理层倾向于把她们当成涉事未深的孩子：“我觉得她们都是小孩。她们都晓得我们对她们惯用的称呼是‘我们部门的小孩又怎么了’，包括公司头开会，我们都说的是‘小孩怎么样了’，都习惯了。因为在印象里面比较深的就是，她们是娃娃。”

可见，对为人妻、为人母的“大姐”，社会期待她以家庭为重，承担责任，顺从、忍耐、沉着。故而，她们踏实认真的工作作风受到资方欣赏，但在家庭负担、就业机会方面的弱势被资方掌握，对她们的管理简单直接，发号施令多于说服教育。对年轻女性，社会给予了她们在婚前一定的自由度，即使任性一点都可以接受。所以资方理解小妹年少冲动、单纯直白的群体特点，采取“管教”的控制方式――既有管理又有教育，说服大于强迫。

不过，“性别化年龄”只是劳动者自身特征的一个方面，仅这个因素不足以对劳资关系形态产生多大影响。布若威的生产政体理论（production regime theory）提出，劳动者所处的具体生产形态受制于四个因素：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9](P88)受这四个因素影响的生产政体通过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决定工人斗争的利益与能力，并受其反作用。[10](P237)生产政体成了宏观力量与微观政治博弈的舞台。在“和记”研究中，“性别化年龄”这个凸显劳动者性别特征的因素对生产政体也有影响，它与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这些外在的、客观因素相结合，最终改变了同一家资本控制下的劳资关系形态，使其根据劳动者特征产生分化。

三、“性别化年龄”与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供给状况直接决定了劳资关系形态和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劳动力稀缺，资方会想办法挽留劳动者，比如改善待遇、增加福利；劳动力过剩，资方占优，对劳动者会比较冷淡，因为总有其他人想要获得工作。虽然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状况是供过于求，即是一个资方总体占优的格局，但在特定的生产场景中，农民工劳动力对资方的价值还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以“和记”这样的餐饮企业为例，随着人们生活消费需求增多，餐饮服务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蓬勃发展。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已经连续1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③但同时，餐饮业火爆的势头与餐饮服务劳动力的紧缺形成鲜明对比：一边是人们对餐饮消费需求旺盛，餐馆、酒楼开得鳞次栉比；另一边，餐饮服务的劳动力供给却相对吃紧――工作的脏、苦、累和服务于人的形象使很多城市人对此根本不予考虑，大多数农民工又因为这一行技术含量低而不将其作为就业首选，即便就业也多是将其作为临时工作，一旦有更好机会便会离开。难怪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很多餐馆门口都长期贴着招人的启事。

不过餐饮业劳动力紧缺的就业形势并非对所有人适用。细看那些招聘启事，一次可以需要从事“小妹工作”（服务员、传菜员、收银员、迎宾）的10到20名，但对大姐的需求可能只有几名。虽然面对同一个地方劳动力市场，“性别化年龄”却使劳动者的竞争力分化，一个相对过剩、一个相对稀缺：首先，小妹相对大姐最大的优势在年龄，这正符合服务业的业态需求。服务业是身体消费、性别消费的行业，人们通常的说法是“吃青春饭”，营销重点在于为顾客提供舒适的消费感觉。小妹的青春美貌符合消费者期待、构成消费环境的一部分，小妹对资本的价值自然高于大姐。其次，小妹让资方看中的是青春，让资方头痛的也是青春。正因为年轻家累少、勇于挑战、社会压力小，小妹的流动性远高于大姐。以服务员为例，做到两年就算老员工，而两三年工龄的大姐在保洁部只算后辈。于是，小妹由于流动性大，成了资方要费心挽留的“香饽饽”，毕竟熟手比新手更能保证服务质量，而且培养新手意味着增加成本。我们从“和记”工资制度就可看出资方对大姐和小妹的不同态度：保洁员（大姐工作）起薪450，每年工龄工资上涨5%，涨至550封顶。服务员（小妹工作）起薪550，每年工龄工资上涨5%，不设上限。

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竞争力的差异，大姐是青春不再、家庭取向、供给充足的劳动力；小妹是年轻可人、自我中心却心性不定的稀缺资源。她们对资方的价值决定了各自所处的劳资关系形态：大姐不得不珍惜工作机会，从而更加依附资本；小妹姿态相对独立，是资方收服人心的对象。

四、“性别化年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裂

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包括三部分：用于劳动者恢复本人体力和脑力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劳动者受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劳动者养育子女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对中国农民工来说，受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国家不承担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城市资本实际只支付农民工恢复本人体力和脑力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把劳动力养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农民工受教育培训的部分费用留给农村承担。劳动力再生产分裂是中国农民工的特殊问题，它迫使农民工必须维持与老家的联系。过去对农民工汇款的研究认为，向家乡汇款是一种家庭策略，出于农民工“家庭共同体”的基本认识，为推进家庭整体事业贡献力量。[11](P198)但从劳动力再生产分裂的角度看，农民工与老家的联系实际是一种制度产品：在城市打工只能提供养家糊口的经济条件，却不具备抚养老小的社会支持。农民工可以在城市生产，但必须依托农村才能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尤其是养育子女的部分。所以，在城乡二元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农民工始终“离乡离不了土”。

于是，在劳动力再生产分裂的层面，“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社会负担不同，进而影响到她们所处的劳资关系形态。大姐为人妻母，有养家糊口的责任，她的劳动力再生产分两部分：用于恢复本人体力和脑力必需的再生产、受教育和培训在城市完成，养育子女的再生产由老家父母代劳。劳动力再生产的城乡分裂强化了大姐对资方的依赖，失业意味着供养老小失去经济来源，因此工作再辛苦艰难，也要坚持下去。“当时我说出来打工的时候，我说我出去找点钱给你们读书哈，我大的那个说:‘要得，我要读博士。’（笑）……有时间真的好累啊，不想做了，要是不供两个学生嘛，我马上就辞职。”

小妹的生活负担轻松得多。首先，小妹未婚，劳动力再生产少掉了养育子女的部分。其次，小妹没有承担家庭经济负担的必然义务。对娘家，她们始终是婆家人，出来打工能够自立就已经是对娘家的贡献，因此大多数小妹是为自己存钱。再次，很多小妹出来打工并不是因为家庭经济窘迫，而是出于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渴望。家里不要求她们寄钱，她们的工资保障自己过活即可。笔者看到，很多“和记”的小妹心安理得过着“月光族”的生活。少了供养家庭的责任，小妹对资方的依赖不像大姐那么紧密，如果暂时失业，可以靠积蓄维持一段时间，甚至伸手找家里要也不是不可接受。况且时下餐饮业蓬勃发展，随处可见招聘服务员的广告，获得新工作并非难事。因此，资本无法利用家庭责任拴住“一身轻松”的小妹，只能通过制造共识（consent），吸引她们留在店里。

五、“性别化年龄”与劳动分工

餐饮业是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服务业，劳动者与顾客的关系对劳资关系形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从前文对部门分工的描述看到，服务业性别消费的需求使得“年老色衰”的大姐集中在不直接与客人互动的后台：保洁部、洗碗组和卫生组；青春四溢的小妹被安排到服务工作的前线。在劳动分工的层面，不同“性别化年龄”的劳动者承担不同性质的工作，反映出资本对“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建构，从而又决定了“什么样的工作该怎样来管理”。

首先，将小妹安排在前线、大姐安排到后台由餐饮业性别消费的性质决定。并不是大姐没本事承担小妹点菜、买单、迎宾、送客的工作，也不是小妹就做不了大姐打扫、洗刷的活路。劳动分工的关键在于，除开工作的实际内容，青春的体态本身就是顾客消费的一部分。由年轻女性提供服务固然是男权文化主导的顾客方的期望，但资方将劳动者按“性别化年龄”分配到不同岗位又强化了前面的预设。也许对某一位顾客来讲，由小妹或者大姐为他服务本来差别不大，但如果就餐的每一家企业都是这样的安排，他便会将这种分工视为理所当然。这时，主导性别分工的不是资方而是社会：资方只是遵循“常理”，真正造成性别化年龄分工的是人们的习以为常。

其次，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资方的管理方式自然不一样。根据所在部门不同，大姐分为保洁大姐和后厨大姐。保洁大姐负责楼面清洁，在收台、保洁的时候有机会跟客人直接接触。她们的操作以避免客人注意为宜：不仅工作程序没有与客人沟通的部分，而且操作标准中对轻声的强调随处可见，比如“做到轻操作、快速、平稳、无损失、快速退位”。后厨大姐的工作场所在后厨，基本没有与客人接触的机会，她们穿工装的时候不允许在前厅出现，一个大姐对此的解释是“害怕客人看到穿后厨衣服的人觉得不干净”。资方借客人的感受对大姐发号施令，客人的在场成了资方施行专制的原因，也成了强化专制的理由。

对小妹来说，同顾客的直接接触迫使资方对她们采取更加客气、隐蔽的管理方式。前厅经理在新员工培训时说过这样一番话：“现在的吃饭不是光来吃饭了，吃的是什么？是一种感觉。现在餐饮这么多，各家的菜你说能有好大差别呢，这个时候服务就是一种附加价值了，它的价值是无穷大的，有了这个附加价值，我们才跟别人不一样。为啥‘和记’的菜比其他馆子贵？因为我们这里吃饭舒服，而各种表现力都是要付钱的。”有无穷大附加价值的服务被要求从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身上体现出来，因为吃饭的感觉也是顾客购买的，顾客需要感觉，酒楼就要提供这种气氛。而要给客人提供良好的感觉，就必须保证服务员自身的状态积极、健康、稳定。俗话说“投鼠忌器”，资本没办法当着顾客的面对前线的小妹实行专制的管理，只能通过收服劳动者心灵的方式争取小妹的合作。

六、结语：劳动者分化的文化建构

在女性农民工研究中，以把握总体趋势、吸引社会关注为目的的将研究对象看作统一整体的社会问题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后现代研究思潮对主体性、本土化、差异对话的强调呼唤我们重视研究对象的特性，关注其群体内的分化，用差异的视角还原被调查者所处的独特社会场景。

笔者在本文以“性别化年龄”为工具开展女性农民工群体内的差异研究，揭示了劳动者分化的文化建构过程。“性别化年龄”是被赋予了性别含义的年龄，它强调社会文化对性别的建构使不同年龄的女性农民工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不同的角色期待，最终影响到劳动者对自己的认同和他人对劳动者的定位。不过，“性别化年龄”只是劳动者自身特征之一，对劳动者所处生产政体并不能有决定性作用，还需要与其他条件结合才能影响到劳动者面临的具体劳资关系形态。

笔者参考布若威生产政体形成机制，以在“和记”酒楼3个月的调查为基础，从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劳动分工三方面考察“性别化年龄”对劳资关系形态的影响。发现，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竞争力的差异；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分裂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社会负担不同；在劳动分工上，“性别化年龄”意味着劳动者承担工作的性质有别。经过与这些因素的结合，“性别化年龄”在劳动者中制造出了有差异的社会类别，并且得到劳动者自己的认可和响应，使得资本对大姐和小妹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手段，形成同一家企业中大姐和小妹分化的劳资关系形态。

社会类别的事实化过程反映了劳动者受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对资本剥削的合理性的妥协。这正是需要广大劳工研究者进一步反思和挖掘的地方。另外，过去我们的女性农民工研究也注意到了年龄作为敏感变量的重要作用。但“性别化年龄”概念的提出，明确了年龄的社会性别含义，揭示了女性劳动者独特的劳资关系形成过程，这将成为贴切、细致分析女性农民工社会状况的有力工具。

作者简介：何明洁（1979-），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景军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① 详情参见：谭深：“珠江三角洲外来打工妹的现状与发展”，载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cial China Miracle[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和记”于2002年夏天开业，营业面积2700平方米，前厅后厨员工合计260人（截至2006年8月），由前厅、后厨、保安、工程、人事、采购、财务和办公室8个部门组成，除去人事、财务和办公室主要是成都本地人，其他部门成员基本上是来自四川省内各地的打工者，女性约占总人数的50%，其中前厅女性比例为78%。女性农民工集中在前厅的营业部、收银台、保洁部、传菜部、服务部，后厨女性员工较少，集中在洗碗组和卫生组。

③ 详见2006年5月9日《深圳特区报》报道，finance.省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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