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

故事背景：苏童，著名作家，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成名后，苏童始终很阳光，他和叶兆言一直被公认为文坛大好人，没有绯闻，也没有流言飞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他的童年，却有些孤独，有些心事重重。

9岁时生病，使我比别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

那年，我9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那种动不动就要小便的怪病，不知道小腿上为什么会长出无数红色疹块，也不知道白血球和血小板减少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那天，父亲推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母亲在后面默默扶着我。一家三口离开医院时天色已近黄昏，我觉得父母的心情也像天色一样晦暗。我知道我生病了，我似乎有理由向父母要点什么，于是在一家糖果铺里，父亲为我买了一只做成蜜橘形状的软糖，橘子做得很逼真，更逼真的是嵌在上方的两片绿叶，我记得那是我生病后得到的第一件礼物。

生病是好玩的，生了病可以吃到以前吃不到的食物，可以受到家人更多的呵护，可以自豪地向邻居小伙伴宣布：我生病了，明天我不上学!但这只是最初的感觉，很快生病造成的痛苦因素挤走了所有稚气的幸福感觉。

生病后端到床前的并非是美食。医生对我说：“你这病忌盐，不能吃盐，千万别偷吃。有人偷吃盐，结果就死了，你偷不偷吃?”我说我不会偷吃，不吃盐有什么了不起的?起初，我也确实漠视了自己对盐的需要。母亲从药店买回一种似盐非盐的东西放在我的菜里，有点咸味，但咸得古怪；还有一种酱油，是红的，但红也红得古怪。我开始与这些特殊的食物打交道，没几天就对它们产生了恐惧之心，我想我假如不是生了不能吃盐的病该有多好，世界上怎么会有不能沾盐的怪病?

生了病并非就是睡觉和自由。休学半年的建议是医生提出来的，我记得当时心花怒放的心情，唯恐父母对此提出异议。我父母都是信赖中医的人，他们同意让我休学，只是希望医生用中药来治愈我的病，他们当时认为西医是压病，中医才是治病。于是后来，我便有了那段大啖草药汁、炖破三个药锅的惨痛记忆。对于一个孩子的味蕾和胃口，那些草药无疑就像毒药。我捏着鼻子喝了几天，痛苦之中想出一个好办法：以上学为由逃避喝药。有一次在母亲倒药之前，我匆匆提着书包蹿到门外，我想，与其要喝药不如去上学。但我跑了没几步就被母亲喊住了。母亲端着药碗站在门边，她只是用一种严厉的目光望着我，我从中读到的是令人警醒的内容：你想死?你不想死就回来给我喝药。

于是，我又回去了。一个9岁的孩子同样地恐惧死亡。现在想来，让我在9岁时就开始怕死，命运之神似乎太残酷了一点，是对我的调侃还是救赎，我至今没有悟透。9岁的病榻前，时光变得异常滞重冗长，南方的梅雨“滴滴答答”不停，我的小便也像梅雨一样解个不停；我恨室外的雨，更恨自己出了毛病的肾脏；我恨煤炉上那只飘着苦腥味的药锅，也恨身子底下“咯吱咯吱”乱响的藤条躺椅：生病的感觉就这样一天坏于一天。

有一天，班上的几个同学相约着一起来我家探病，我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模样心里竟然是一种近似嫉妒的酸楚。我把他们晾在一边，跑进内室把门插上，我不是想哭，而是想把自己从自卑自怜的处境中解救出来。面对他们，我突然尝到了无以言传的痛苦。也就在门后偷听外面同学说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学校，我真正明白了生病是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病榻上辗转数月，我后来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邻居和亲戚们都说，这孩子乖。我父母便接着说，他已经半年没沾一粒盐了。我想，他们都不明白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其实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怕死，二是想返回学校和不生病的同学在一起。这是我的全部的精神支柱。

半年后，我病愈回到学校。我记得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操场上跳绳，不知疲倦地跳，变换着各种花样跳，直到周围站了许多同学，我才收起了绳子。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病已经好了，现在我又跟你们一模一样了。

我离开了9岁的病榻，从此自以为比别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

父母靠80多元的工资，支撑着一个6口之家

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我父母除了拥有四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父亲在市里的一个机关上班，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去匆匆；母亲在附近的水泥厂当工人，她年轻时曾经美丽的脸到了中年以后经常是浮肿着的，因为疲累过度，也因为身患多种疾病。多少年来，父母亲靠80多元收入支撑一个六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多么艰辛。

我母亲现在已长眠于九泉之下。现在想起来，她拎着一只篮子去工厂上班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篮子里有饭盒和布鞋底，饭盒里有时装着家里吃剩的饭和蔬菜。而那些鞋底是预备给我们兄弟姐妹做棉鞋的，她心灵手巧却没有时间，必须利用工余休息时絮好所有的鞋底。

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15瓦的灯泡暗淡地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铺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记得四个孩子围坐在方桌前吃一锅白菜肉丝汤，两个姐姐把肉丝让给两个弟弟吃，但因为肉丝本来就很少，挑几筷子就没有了。

母亲有一次去买盐时掉了5元钱，整整一天她都在寻找那5元钱的下落。当她彻底绝望时我听见了她伤心的哭声。我对母亲说：“别哭了，等我长大了挣100块钱给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七八岁，我显得早熟而机敏。

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过年，过年可以放鞭炮、拿压岁钱、穿新衣服，可以吃花生、核桃、鱼、肉、鸡和许多平日吃不到的食物。我的父母和街上所有的居民一样，喜欢在春节前后让他们的孩子幸福和快乐几天。

当街上的鞭炮屑、糖纸和瓜子壳被最后打扫一空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快乐也随之飘散。上学、放学、做作业，因为早熟或者不合群的性格，我很少参与打玻璃弹子、拍烟壳这类游戏。父母在家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吵架，姐姐躲在门后啜泣，我则站在屋檐下望着长长的街道和匆匆而过的行人，心怀受伤后的怨恨：为什么左邻右舍都不吵架，为什么偏偏是我家常常吵个不休?我从小生长的这条街道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作品中，当然已被虚构成“香椿树街”了。街上的人和事常常被收录在我的笔下，只是因为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从头拾起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

1989年，我女儿天米是这年2月出生的。我做7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

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却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生?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1989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又带了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母亲动手术后的莱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好运的《妻妾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再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

1990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7月母亲去世，她才56岁。

女老师温和善良的微笑，对孩子弥足珍贵

我初入学堂是在1969年秋季，仍然是动荡年代。那时候的孩子没有学龄前教育，也没有现在的广告和电视文化的熏陶，但满街的标语口号教会了他们写字认字，再愚笨的孩子也会写“万岁”和“打倒”这两个词组。

小学校是从前的教堂改建的，原先牧师布道的大厅做了学校的礼堂，人们常常搬着凳椅排着队在这里开会，名目繁多的批判会或者开学典礼，与昔日此地的宗教仪式已经是南辕北辙了。这间饰有圆窗和彩色玻璃的礼堂以及后面的做了低年级教室的欧式小楼，是整条街上最漂亮的建筑了。

我的启蒙教师姓陈，是一个温和的白发染鬓的女教师，她的微笑和优雅的仪态适宜于做任何孩子的启蒙教师。可惜她年龄偏老，而且患了青光眼，到我上三年级时，她就带着女儿回湖南老家了。后来我的学生生涯里有了许多老师，我最崇敬的仍然是这位姓陈的女教师，或许因为启蒙对于孩子弥足珍贵，或许只是因为她有那个混乱年代罕见的温和善良的微笑。

去年夏天回苏州家里小住，有一天在石桥上，我碰到中学时代的一个女教师，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宋老师去世的消息吗?”我很吃惊。宋老师是我高中的数学教师和班主任，我记得他年纪不会超过45岁，是一个非常严谨而敬业的老师。女教师对我说：“你知道吗?他得了肝癌，都说他是累死的。”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位女教师最后的一番话，她说：“这么好的一位教师，你们都把他忘了，他在医院里天天盼着学生去看他，但没有一个学生去看他，他临死前说他很伤心。”

在故乡的一座石桥上我受到了近年来最沉重的感情谴责，扪心自问，我确实快把宋老师忘了。这种遗忘似乎符合现代城市人的普遍心态，没有多少人会去想念从前的老师、同窗和旧友故交了，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割断与过去的联系，致力于想象、设计自己的未来。

我想起12年前的一天，我在远离苏州去北京求学的途中拥有的那份轻松而空旷的心情，我看见车窗外的陌生村庄上空飘荡着一只纸风筝，看见田野和树林里无序而飞的鸟群、风筝或飞鸟，那是人们的过去以及未来的影子。

我从来不知道我童年时就读的小学校的老师一直记着我。我的侄子现在就在那所小学读书，有一次回家乡时，侄子对我说：“我们老师知道你的，她说你是个作家，你是作家吗?”我含糊其辞。我侄子又说：“我们×老师说，她教过你语文的，她教过你吗?”我不停地点头称是，心中受到了某种莫名的震动。我想象那些目睹我童年成长的小学老师是如何谈论我的，想象那些老师现在的模样，突然意识到一个人会拥有许多不曾预料的牵挂你的人，他们牵挂着你，而你实际上已经把他们远远地抛到记忆的角落中了。

那所由教堂改建的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而生动的，但我从未想过再进去看一看，因为我害怕遇见教过我的老师。我的外甥女小时候也在那所小学上学，有一次我去接她，走进校门口一眼看见了熟悉的礼堂。偶尔与朋友谈到此处，我发现他们竟然也有类似的行为。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好，我想大概许多人都有像我一样的想法吧，他们习惯于把某部分生活完整不变地封存在记忆中。

离开母校20年以后，我收到了母校校庆70周年的邀请函。母校竟然有这么长的历史，我以前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心里仍然生出了一些自豪的感觉。

但是起初我并不想回去，那段时间我正好琐事缠身。我父亲在电话里的一句话使我改变了主意。他说：“他们只要半天时间，半天时间你也抽不出来吗?”后来我就去了。在驶往家乡的火车上我猜测着旅客们各自的旅行目的，我想那肯定都与每人的现实生活有密切关联，像我这样的旅行，一次为了童年、为了记忆的旅行，大概是比较特殊的了。

一个秋阳高照的午后，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学，孩子们吹奏着乐曲欢迎每一个参加庆典的客人。我刚走到教学楼的走廊上，一位曾教过我数学的女教师快步迎来，她大声叫我的名字，说：“你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事实上，我一直记得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让我不安的是她这么快步向我迎来，而不是我以学生之礼叩见我的老师。后来，我又遇见了当初特别疼爱我的一位老教师。她早已退休在家了，她说要是在大街上她肯定认不出我来了。她说：“你小时候特别文静，像个女孩子似的。”

我相信那是我留在她记忆中的一个印象，她对几千名学生的几千个印象中的一个印象，虽然这个印象使我有点窘迫，我却为此感动。

就是那双白发斑斑的女教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穿过走廊来到一个教室，那里有更多的教过我的老师注视着我。或者说，是我紧紧地握着女教师的手。在那个时刻，我眼前浮现出20多年前一次春游的情景：那双女教师也是这样握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卡车的驾驶室里，她对司机说：“这孩子病刚好，让他坐在你旁边。”

一切都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