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内容摘要：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加，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农民收入增加越来越依靠工资性收入增长。本文根据近三十年来农民工工资变动数据，分析农民工工资走势，探索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宏观因素和作用机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三产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外出农民工数量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重要变量。

关键词：农民工 工资决定 供求关系

关于农民工工资研究的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农民工工资歧视、微观层面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等议题展开。已有研究较少涉及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宏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根据近三十年数据，分析农民工工资变化趋势，探索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宏观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给予实证分析，以期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农民工工资变化趋势

（一）农民工工资走势

由于统计部门以往缺少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长期跟踪调查，因而我国农民工工资数据相对不足，研究人员不得不依靠其他途径估测农民工工资。结合新近公开的数据，本文定量估测了1985-2012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2002年实际工资相对稳定，虽然年度间经常性波动，但是总体上无明显的上涨趋势；2003-2012年实际工资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08-2012年实际工资迅速攀升，如图1所示。

（二）农民工与城镇正式职工的工资比率

由于农民工和城镇正式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不同，两者的工资比率随时间而发生变化。1995年以前，两者工资比率一直大于1，这说明，农民工的工资整体上高于城镇正式职工。1996年，工资比率开始小于1，反映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低于正式职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比率持续走低，2008年达到最低值48.5%。2009年以后，工资比率有所回升，2012年，农民工月收入是城镇正式职工月工资的57.9%。

（三）农民工工资内部差别

不同的行业、地区、雇佣形式、性别以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工资存在显著的差别。2012年，交通运输业的农民工人均月均收入最高，达到2735元；服务业最低，仅为 2058元，农民工就业的最主要部门―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2130元。东、中和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不断缩小的，例如，2002年东中西农民工月收入之比是1.14∶1.06∶1.00，2012年已经减少至1.03∶1.01∶1.00。外出农民工中，受雇人员的月均收入低于自营人员；女性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农民工工资与其文化程度及是否接受过职前培训存在正相关关系。

（四）工资与生产率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受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快于工资，那么，单位劳动成本不升反降，产品仍将保持其国际竞争力。令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农民工名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1985-1998年，单位劳动成本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是农民工名义工资的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1999-2008年，单位劳动成本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是，2009年以后，单位劳动成本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民工名义工资的增长开始快于劳动生产率。

影响农民工工资决定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一）供求关系改变

在过去三四十年中，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劳动力供给也相应地发生转变。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18.25‰下降至2012年的12.10‰，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至2012年的4.95‰。劳动力供给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增幅逐渐趋缓。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甚至首次出现净减少345万人。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速度已明显放缓。如果以2004年为转折点，1985-2003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率为16%，而2004-2012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率仅为4%。通过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中积累的剩余劳动力多数已经转移出来，部分剩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或者健康原因不得不留在农村。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趋缓，因而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升了农民工工资水平。

2001年以来，宏观经济迎来一轮景气周期，2001-2012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劳动力需求相应地增长较快。“求人倍率”等于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是反映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2001年“求人倍率”仅为0.71，随后几年不断增加，尽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指标曾有所回落，但是始终保持在0.90以上。2010年，“求人倍率”首次突破1.00，2012年更是高达1.06，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偏紧，劳动力短缺。

（二）劳动力市场政策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异地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乡镇企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的重要渠道。1985年以后，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政策开始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务工。1989-1991年，由于经济治理整顿，一度限制农民工盲目外流。1992年，针对部分地区出现了流动无序的现象，政策强调有序流动，外出劳动力需要交钱办理流动就业凭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劳动力市场迎来了一场彻底而痛苦的变革。由于经营不善，缺乏效率，一些国有企业被迫宣告破产，大量职工下岗。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雇佣者。由于农民工比本地居民更为廉价，因而企业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工。但是，这一时期城市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歧视农民工的现象，一些城市在就业形势严峻时，农民工往往成为其排挤的首选对象。

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逐步开放，农民工就业环境明显改善。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改善农民工境遇的政策规定。比如，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包括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着重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向农民工提供职业和技能培训，解决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因而，这一时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工资待遇也明显改善。

（三）保留工资增加

随着城市住房、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农民外出务工需要更高的工资来弥补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同时，取消农业税，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农民收入增加。这些都将提高农民工的保留工资，企业为了吸引农民外出务工，不得不增加工资。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国外研究宏观工资水平，常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或者工资曲线。然而，由于我国缺少针对农民工群体失业情况的定期调查数据，因而，应用以上方法研究农民工工资，条件尚不成熟。不过，由于我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失业率是比较低的，例如，局部省份抽样调查表明，进城农民失业率仅为2.84%，其中男性失业率仅为1.13%，大大低于城镇人口失业率。因而，本文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保留工资是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主要因素。劳动力供给增加或需求减少，会对工资施加向下的压力；反之，劳动力供给减少或需求增加，则会推升工资水平。倾向于改善农民工待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反之，倾向于恶化农民工待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降低农民工的工资。保留收入提高，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工资上升；反之，保留收入下降，可能会抑制工资上升。因而，设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LnWt=α+β1×LnGDPt+β2×LnMIGRANTt+β3×LnINCOMEt+β4×D2003+εt

此处，被解释变量是农民工工资（W），解释变量包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用来反映非农劳动力需求），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MIGRANT，反映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INCOME，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去其中的工资性收入，表示农民工的保留工资），D2003（虚拟变量，反映2003年以来劳动力市场政策改善，2003年以后取值为1，以前为0）。除了虚拟变量之外，其余变量均取对数。农民工工资、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均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了调整。

农民工工资数据来自卢峰（2012）和2009-2012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盛来运（2008）和2009-2012年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区间是1985-2011年。运用SPSS16.0软件，估计结果如下：

LnW= 2.85 + 1.16×LnGDP-0.41×

（0.41） （0.17）

LnMIGRANT-0.96×LnINCOME+0.23

（0.60） （0.11）

×D2003

Adjusted R2=0.89 F=52.94 n=27

括号内为标准差。调整的R2为0.89，反映模型拟合程度较高。

除了变量INCOME（农民人均非工资性纯收入）之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高度显著。变量GDP的回归系数是1.16，这说明，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二三产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农民工实际工资将增长1.16%。变量MIGRANT的系数为-0.41，意味着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减少1%，农民工实际工资将增加0.41%。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23，说明2003年以后与此前相比农民工实际工资增加23%。上述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3年以后，农民工工资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但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速多数年份里低于城镇正式职工。农民工群体内部由于行业、地区、雇佣形式、性别以及文化程度不同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别。农民工实际工资上升是多种经济力量互动的结果。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速度放缓，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是推动农民工工资攀升的主要原因。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营造了积极的外部环境。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三产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出农民工数量是影响农民工实际工资最重要的变量，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供求力量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政策改善对农民工实际工资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虽然理论上保留工资可能影响农民工工资，但是在实证分析中该变量并不显著。

未来提高农民工工资一方面需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劳动力需求和农民工工资水平，因而经济增速应维持在合理的区间，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政策。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不尽完善，依附于户口的城乡有别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以及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应尽快做好农民工向市民转变的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J].中国社会科学，2012（7）

2.易露霞，黄蓉.我国农民工工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7）

3.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