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碳关税

碳关税的提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背后隐藏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其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容小觑。而为了应对碳关税的博弈，需要政策部门提前谋划和布局相应的对策。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竞争。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未来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也于2009年10月和11月先后通过了从2010年起在其国内征收碳税的议案，并希望将其发展成为针对欧盟以外国家的碳关税。2009年7月，我国商务部明确表示反对碳关税。

碳关税与WTO规则

依据WTO有关规则，碳关税的合法性是不太明确的，但综合分析，碳关税最终被WTO认可的可能性较大。

第一，从其违规性的角度来看，WTO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非歧视原则，包括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两个方面，而碳关税的征收将对象国以是否实施碳减排限额为标准进行划分，区别对待，并且进口产品与其国内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排放标准和排放成本很难准确比较，很容易使进口产品受到歧视，从这一点看，碳关税有违WTO基本原则。碳关税同时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责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减排义务，碳关税的提出是将减排的责任强加于我国企业。

第二，碳关税具有合规性的依据。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中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允许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环境、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公共道德的原因的进行贸易限制，这为碳关税提供了一些合理性因素。

第三，碳关税能否获得WTO的认可，暂无先例可循，但综合分析，因为碳关税是有关环境保护和碳减排的贸易措施，有别于其他生产要素，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愈加重视和支持，所以WTO很可能不会阻止碳关税的实施。

碳关税的多层意义

低碳问题集国际政治、经济、技术问题于一身，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进行国际气候问题谈判，确立低碳经济国际规则，事关未来全球各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地位，低碳问题很可能将逐渐上升为“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博弈的主战场。美国、欧盟等国家力推低碳经济，有着“就势”与“做局”的双重图谋。所谓“就势”，是指低碳经济符合了世界经济潮流，全球气候变暖、金融危机让低碳经济迅速上升到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方向的战略地位。所谓“做局”，是指美欧等国家从最初推行低碳经济政策时就嵌入了超越单纯气候问题的战略意图，其中包含着争夺新型经济模式和未来战略性产业制高点的意图，包含着争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话语权、争夺掌控新的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图谋，包含着利用低碳经济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图谋。从世界范围来看，碳关税在促进削减碳排放方面的意义不大，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问题，背后隐藏复杂的战略利益分配关系。

从征收碳关税的直接利益方面看，―方面，美、欧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可以使进口的高碳排放产品在其国内价格提高，会减少对这类产品的进口量，对其国内高碳排放产业形成一定的保护，有利于其缩小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

从中长期的战略利益方面看，美欧国家将低碳经济模式和新能源产业作为引领下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战略性产业，试图带动经济复苏，进而在未来抢占绿色产业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改以前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的消极态度，不仅将低碳经济作为实现产业升级与转型的主要政策手段，而且积极推动国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立法。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这一转变，有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意图，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寻找下一轮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经济增长点，巩固其在未来以低碳化为核心的绿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推行碳关税只是美国基于中长期发展而打出的一张战略牌，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在节能环保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抢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主导地位是其最终目的。美、欧国家已经意识到，以信息产业和信息化为核心的上一轮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如果能在低碳经济领域成为世界领头羊，将有助于维护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抢占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战略性产业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期望以实施的碳关税部分降低其国内低碳产业的发展成本，促进低碳技术的输出，使之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发动机。

从战略意义来看，美国和欧盟力推低碳经济、提出碳关税政策的深层原因还包括在战略上制衡和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削弱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出口竞争力，维护其经济霸权。美国和欧盟提出碳关税政策和更严格的碳排放标准，对拥有世界先进减排技术的他们具有明显的利益所在。第一，可以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其高价购买先进减排技术；第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高的减排成本和费用，遏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崛起。美国的低碳经济政策采取了不同的内外战略：在其国内，压制传统产业势力，为新能源与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保

驾护航；在国际上，通过推行碳关税政策等各种手段增加谈判砝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迫使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做出更大让步，要求其对外承诺减排量等。

由于碳关税政策的提出有利于美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争夺更多的话语权，而其最终目的是为掌控环保领域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奠定基础。当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各国公认的经济发展的潮流，美欧国家推出碳关税政策，其支持者将占据道义制高点，反对者则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国际形象受损，贸易面临各种形式的制裁，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很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碳关税对中国经贸的影响

从美国和欧盟占我国出口市场的份额和我国对其出口产品结构的角度来看，如果其正式征收碳关税，将对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产生较明显的影响。第一，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都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占有我国出口市场的较大份额。根据国家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总额为2208.2亿美元，其中占我国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的18.4％。根据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欧盟占我国出口市场份额的19.8％，两者之和接

近我国出口市场的近四成。第二，从出口的产品结构看，在我国对美国出口商品中，机电、建材、化工、钢铁、塑料制品等高碳产品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如，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1％。

国内有学者曾运用数理模型对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表明：如果美国及欧盟开始征收碳关税，以30美元或60美元每吨的碳关税税率计算，可能使我国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下降0.62％至1.22％，使工业产品出口量分别下降3.53％至6.95％，同时工业部门的就业下降1.22％至2.39％，而且以上冲击可能在5-7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持续影响。还有学者运用同样模型测算，在以上条件下，将拖累我国的GDP下降0.021％至0.037％。

从征收碳关税影响的我国具体行业方面来看，玻璃制造、化肥、水泥、钢铁、造纸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将面临较大冲击，另外通常被认为不属于能源密集型或碳密集型行业的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和办公机械行业的出口与就业也会面临较大影响，也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中内涵能源值较高。

应对碳关税

根据以上分析，美国和欧盟在未来通过和实施碳关税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对我国工业品出口、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小觑。这就需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前谋划和布局相应的对策，本文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建议：

(一)在“十二五”期间，在国内适时开征碳税

简单的说，即在一国国内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种。根据WTO有关协议的规定，双重征税是违背WTO规则的，如果我国在国内对企业开征碳税，美国和欧盟就会失去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合理依据。与被对方征收碳关税相比，在国内开征碳税，一方面可以将碳税收入部分用于支持国内企业节能减排改造、新能源利用和技术开发，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激励，促进我国产业机构改善与升级；另一方面也可以将部分碳税收入以合理方式用于补贴国内相关出口企业，这样可以弥补征收碳税对出口产品竞争力造成的损失。目前，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都已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法国也计划今年7月起开征碳税。我国应考虑在“十二五”期间适时在国内开征碳税。

从国内征收碳税对我国出口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虽然短期内企业会有成本上升压力，但从中长期和整体范围来看，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不大，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改善。

(二)出台相关政策，启动国内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

目前制约中国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缺少相关管理政策和办法，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期，我国承诺到2020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这为启动我国国内碳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新的契机。

尽快拟定有关管理办法，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和发展，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功能主要定位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为国内已获得联合国核证CDM项目的减排企业寻找国外买家，促进达成合理价格。第二，为国内自愿购买碳减排量和碳排放权的企业提供交易的平台。

此外，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强制减排和交易的模式。即由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针对大中型企业制定碳减排时间表以及减排基准线，以确定每年的减排额。第二种模式是自愿减排和交易的模式，这种模式下，要求碳排放权的买卖双方企业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第二种模式的减排效果显然会落后与第一种模式，但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初期，对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冲击会小一些。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应先推行第二种模式，待低碳技术和市场发育较成熟后，再全面推行第一种模式。

在未来正式实行碳税制度以后，应允许企业通过碳交易市场购买一定量的碳排放权来抵扣碳税。与碳税相比，碳排放权交易在减排目标上更加明确，减排效果的确定性更好。碳税的实施阻力较大，而企业一般会较偏好碳排放权交易。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应协调好这两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减排政策的关系，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

(三)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扩大内需市场，减少出口依赖

从改善外贸发展方式入手，突破碳关税的贸易壁垒，需要通过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改进传统能源利用方式，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降低工业部门的能源密集度和碳排放密集度，进一步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降低高能耗、高排放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应不断扩大内需市场，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尤其是对高排放行业出口的依赖度。在加快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具体策略方面，首先，要重点培育自主创新能力，重点着眼于中长期战略技术的储备；其次，政府和行业协会要牵头整合国内现有的低碳技术，加以迅速推广和应用，开发低碳产品；再次，要理顺企业风险投融资体制，鼓励企业开发低碳等先进技术；第四，须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列。我国的技术转让。

(四)积极开展“环境外交”，联合并主导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主张，在环保领域新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强的作用

我国应加强同各国际组织就碳关税等环境和贸易问题的沟通，并作为“领头羊”联合并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反对碳关税政策，积极参与各项国际环境公约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谈判和讨论，主动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参与者，制定利于多方共赢的新规则，在新型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环保领域新的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强的作用。将我国国情及具体问题纳入讨论和谈判范围，提出自己的建议，为我国外贸企业发展和出口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可以在国际社会提出和倡导以人均碳消耗量和历史积累排放量为基准的新型碳减排责任标准。生产是为了消费，计算减排责任不能只重视生产中的碳排放，而应从看到消费是引起碳排放的源头。我们可以从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角度，在国际社会提出和倡导基于人均碳消耗量和历史积累排放量为基准的碳减排责任标准，来反制美欧国家的碳关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