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点评

一次难得的艺术之旅

我曾两度参与“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评审工作。一次是2004～2005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的初评，另一次是刚刚结束不久的2006～200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终评工作。今年是五年规划的“精品工程”评审的最后一年，20位评委在40余天时间里到达了20余个城市，行程数万公里，观看了30台剧目。它们当中有话剧、歌剧、舞剧、京剧、昆剧、音乐剧、杂技剧、儿童剧、舞蹈诗、乐舞以及豫剧、曲剧、甬剧、淮剧、潮剧、川剧、山东梆子、歌仔戏、花鼓戏等众多地方戏曲。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观赏门类如此之多的艺术精品，对于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生中的一件幸事。我们从中不仅深深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渊源流长，而且充分领略了我国民族艺术的多彩与独特魅力。虽然数万公里的旅途奔波带来些许的劳顿，但与这些风格多样、内涵丰富的艺术作品所带来的审美愉悦相比确实算不得什么了。

回顾此次评审经历，感触颇多，也引发了一些思考，以下是我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感想。

高雅艺术要有一种灌输意识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人除了物质的需要，还需要‘art’，也就是艺术。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这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感悟。现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向哪里发展。要发挥精神上的享受、发挥情绪上的感动，朝着这条路线走，最终还是要走到一个艺术的世界里去，这就是人类最终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人类文化的最后导向，导向美好世界的追求，这也就是艺术家要出的力量，要指导文化的发展。”一生为我国的民族问题、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费老，在晚年时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艺术本身的价值，特别是艺术在社会发展当中，尤其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独特作用，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文化的高层次是艺术的层次”的论断。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艺术的价值、艺术的意义和艺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自2002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项目实施以来，国家投资2个亿，打造50台艺术精品。目前已评选出50台“精品剧目”和76台“精品提名剧目”。广大艺术家们为“精品”发挥着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力争使艺术作品成为“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之作。五年来，这些艺术精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且也丰富了民族的艺术宝库，积累了舞台艺术创作的宝贵经验。

打造一批艺术精品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它是一项在遵循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下，融集体协作和发挥艺术家个体智慧于一体的综合性课题。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剧目无一不是如此，艺术家们本着打造艺术精品的坚定信念和对艺术精神与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创作出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高雅艺术作品，在当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们当中有：话剧《父亲》、《万家灯火》、《郭双印连他的乡党》，昆剧《公孙子都》，豫剧《铡刀下的红梅》、《程婴救孤》，歌舞集《云南映象>。杂技剧《天鹅湖》，舞剧《红梅赘》、《大梦敦煌》、《大红灯笼高高挂》。眉户剧《迟开的玫瑰》，京剧、藏戏《文成公主》、《贞观盛事》。儿童剧《柠檬黄的味道》，等等，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我国当代舞台艺术中脍炙人口的佳作。艺术家们为之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他们从不同的艺术视角。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艺术特质。感染和打动了无数个观众，人们从中得到的不仅是一次又一次的审美享受，而且是一种心灵的洗涤与净化。记得在看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时，演出是在远离郑州市60余公里外的一个大型铝厂的剧场里，当评委们入场时，剧场里已经座无虚席，观众大多都是该厂的工人，面对以豫剧形式表现十分熟悉的刘胡兰的故事，工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演员们的表演感染了观众。尤其是刘胡兰的扮演者王红丽精湛而出色的舞台表演和技艺超群的演唱能力，博得了工人们的阵阵喝彩，也打动了理性的评委们。剧情的发展始终牵动着观者的心。演出高潮迭起，引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艺术在这里具有了特殊的感染力和凝聚力。

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一改以往对“刘胡兰”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这一国人家喻户晓的革命小英雄。剧中着重描述了刘胡兰童真可爱的童年生活，描述了她从小成长的家庭与革命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使这种特定的社会氛围和家庭环境造就了刘胡兰从小面对生活不怕吃苦、敢做敢当、爱憎分明、无所畏惧的一种倔强的性格。这种成长经历最终使她面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表现出惊人的顽强与镇定。这种表现方式克服了过去只注重描写她的革命性和斗争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对一个十几岁孩子童真性格的塑造和心理状态的反映，使这一角色更加具有人性化。真正达到以最大程度地去触摸和接近人物客观、真实的状态。

这种平民化的叙事方式，更加强化了艺术作品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改变了以往创作者们板着睑孔说教，端着架子训人的模式。他们不再是以俯视式的创作视角，而是以平视的创作角度，平和、朴素地刻画人物，反映现实。主旋律的作品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和空洞的口号，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也不再是概念化的脸谱化的形象，他们真实得就像你身边的朋友，他们的每一个先进事迹都像发生在你的周围。

在这方面，话剧作品表现的尤为突出。《郭双印连他的乡党》、《父亲》、《万家灯火》等剧目，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下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意识与生命意识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当我在北大纪念讲堂里观看话剧《父亲》时，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父亲》以贴近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平民化的语言风格，朴实自然的表演风格和简洁明了的舞台设计，体现了浓烈的人间真情。引起了观众尤其是大学生们的强烈共鸣。这样的艺术作品拉近了艺术与观众、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增强了观众间的情感交流。真正称得上是精品之作。

类此的例子在精品剧目中并不少见。

我们知道21世纪是人类社会面临重大挑战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21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使国人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实惠，而且在精神生活领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舞台艺术而言，各种艺术形式的呈现可以用“名目繁多、眼花缭乱”来形容。形形的外来文化在丰富和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的同时，不断充斥并动摇着本土文化的地位，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这种现象对我国当代舞台艺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面对这样一种形势自然会引发我们艺术工作者的诸多思考：我们的文化发展和艺术创作将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我们需要采取哪些举措来应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满足日益变化着的人们的审美需求。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人们的心态普遍浮躁，情绪喧嚣。急功近利。一些粗制滥造、格调低下、艺术性差的作品大量充斥着我们的艺术市 场。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势必对我们的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以为在舞台艺术的创作领域要不遗余力地坚持和发扬“精品”意识、精品精神，大力倡导高雅艺术，引领创作导向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文化，尤其是高雅艺术在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需要有一种灌输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一定是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具体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首先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深化，加强宣传力度，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其次要保持一定的演出场次，进一步拓展展演剧目的受众面，精品要最大程度地走近大众的生活，从而改变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艺领域存在着的“圈内热，圈外冷”的状况。使精品走进大众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所接受，是政府和艺术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再次，精品工程应在提高国民素质和美育教育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以艺术的力量和情感陶冶人的情操，让艺术精品滋养国人的素质和情怀。

历史题材的当代意义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我们巨大的文化宝库，更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历史题材一直是艺术家们关注的重要领域。历史题材在我国的舞台艺术作品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同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中也有不少作品取材于历史故事和历史事件。但是，历史题材如何体现当代意义是我们在创作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此次“精品剧目”中有些作品较好地把握了这一问题，如昆剧《公孙子都》，将一个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鲜活地展现在当代观众面前，剧中着重描述了年轻的子都因邀功心切将考叔射杀，由此带来他复杂、矛盾的心理考验与剧烈的思想斗争。这一过错使他终日惶恐不安，在心灵上受到强烈的谴责与愧疚感，直至于崩溃的边缘。终因无法面对考叔的亲人和来自他内心的痛苦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结束生命。全剧在“情”字上大做文章，把战争等场面作为背景式处理，强化了人物性格及心理矛盾纠葛的描述。剧中一句“一念之贞与一念之差”道出了做人的重要原则。考验人的道德底线往往就在于这“一念”之中。这一颇具意味的人生哲理不仅是该剧渲染的核心，而且对于当代的人们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告诫我们无论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要同守人的道德底线，这是我们人类的生存法则，一旦冲破这一底线，后果是无法挽回的。这样一个蕴涵着深刻哲理的历史题材作品，具有了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相反，有些历史题材剧目往往忽视了作品的当代价值，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叙述故事的过程，却忽略了表现主题的深化和人物情感的凝练与升华。不少作品的呈现更多考虑的是地域性因素，根据历史上在本地区曾经发生的故事与事件为主要依据，为此，要花费大力气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由于这些作品，没有深入挖掘和提炼出历史文化现象中的当代价值。未能准确、敏锐地捕捉人类情感中的共性话题。所以，使得作品立意不深，表现平淡，没有亮点，缺乏感染力，更不能打动观众，引起共鸣。即便是舞台上演员们的表演再出色也无济于事，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以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仅仅为了去再现那些遥远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实践证明，不具有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的艺术作品是同样不具有生命力的。因为，我们选择的任何艺术形式的历史题材最终是要给当代人看的，因此，考虑作品的时代性，挖掘历史题材对当代人的启示意义，引得当代人的共鸣应是艺术作品的核心所在。宗教题材的艺术表现问题

宗教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产物，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文化观念。这一文化现象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在21世纪的今天，宗教文化不但没有淡出人们的生活，而且发挥着她独特的作用。为此，人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关注比以往更加强烈。近些年来，我国的舞台艺术作品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宗教文化主要是少数民族宗教生活的剧目，并有日渐增多的趋势。广大艺术家们力图重新审视她的文化价值，试图以艺术的表现方式去揭示宗教文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探询宗教文化的奥秘和对生命的意义。但是，这些作品的艺术呈现大多并未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究其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来自我们的艺术家对宗教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信仰活动的认识还处于较低层面上。

长期以来，我们的创作领域对民族文化现象的本质缺乏深入的理解，对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生活的认识更是处于浅表层次。例如对待少数民族的信仰活动。我们的编导往往将之理解为沉重压抑的题材。完全忽略了信仰者将之作为精神寄托的幸福感，未能体味信仰活动带给信仰者的一种快慰与内心的安宁。因此，他们只要表现活动，就以沉重而压抑的音乐、五体投地式的膜拜、繁缛冗长的礼仪等，以至舞台气氛异常凝重。几乎使人窒息。以此来营造宗教文化的神圣性和神秘感。遗憾的是。这种艺术表现既不能感染观众，也没有震撼人的心灵，更没有让人得到审美的愉悦。相反，增加了人们对宗教文化的陌生感和距离感，甚至产生猎奇心理。以此可见，许多此类题材的作品仅仅停留于对某种信仰活动表象的关注，以及对其外在形式的模拟，远远没有触及到这一文化现象的内在灵魂。对宗教文化的亲和力、内聚力也缺乏足够的理解。

舞蹈诗《阿姐鼓》展示了雪域高原藏族文化的独特风采，表现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神秘与博大，舞蹈似乎要揭示生命的诞生与轮回这一命题，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编导调动了一切可以施展的创作手法。但是。由于作品命题过大、过深、过于抽象，几乎超出了舞蹈自身所承载的能力，导致作品内容庞杂，头绪纷乱，舞台呈现不尽人意。肢体语言在面对如此深刻的命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可见，这样的命题对于舞蹈编导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和挑战。

总结以往的经验。我们对宗教文化的特性未能给予足够的认识，宗教中的神灵是一个不可知的、虚幻的、精神性的存在。信仰者以想象的方式与神灵沟通。被膜拜的神灵一旦被具象化、活态化就失去了她的神性与灵性，没有了神圣感和神秘性。以具象化、“写实”性的手法去表现这样一种对象，将大大削弱宗教文化的成色与意义，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在这方面，音乐与舞蹈存在着较大差异，宗教文化以音乐形式表现更能适宜于人的理解，因为音乐艺术的抽象性与空灵感，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更能引发人与神灵间的沟通与交流。何训田的乐曲《阿姐鼓》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何更好地表现宗教题材，依然是今天的舞蹈艺术所面临的重大创作课题之一。

提倡简约的艺术生产

“包装豪华”、“阵容庞大”、“大投资”、“大制作”、“大腕云集”等字眼是我们的媒体报道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艺术生产的某种趋势。经济发展为艺术的大制作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是，盲目追求阵容庞大，舞台华丽，包装豪华的大投资、大制作的风气却是需要警惕和遏制的。在“精品工程”剧目中，此类现象也较为突出。有些剧目过于注重外在形式的雕琢，却忽略了作品内涵的开掘，形式大于内容，华丽的外表掩盖了艺术的本质。暴露了创作者贫乏的创作力。除了满台的人海战术和眼花缭乱的服饰、灯光外，不能给观众留下任何记忆。内容空洞、过眼烟云是此类作品的共性所在。

堆金砌银的铺张艺术生产以“旅游歌舞”式的晚会最为典型。此类创作模式大量充斥着艺术市场，大有势不可挡之态势，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降低了高雅艺术创作的质量与品位。这一行为的流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项目的上马缺乏科学、严格、严谨的论证，毫不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不但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也浪费了一方的艺术资源。为此，急需建立一个有效机制予以调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遏制这一风气的继续蔓延。

打造艺术“精品”的根本是要打造艺术思想内涵深、品位高的作品。内容与形式一旦主次失调、本末倒置就会极大地弱化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豪华制作”盛行的今天。我们的艺术生产领域非常有必要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开展“瘦身运动”，不搞假排场。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追求艺术的本真。提倡一种简约的艺术创作。

盛世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空间和充裕的物质条件，时代需要精品，盛世呼唤精品，愿我们的艺术家们抓住难得的机遇。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不朽于历史的艺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