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物保护论文

陕西作为享誉中外的文化遗产重地，一方面得益于历史的厚爱，遗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另一方面也与历代各级政府、社会贤达及仁人志士对文物古迹的悉保护密不可分。然而，在提及民国时期的陕西文物保护与管理时，或以“政权混乱，军阀各行其事”，而片面认为“陕西的文博工作根本无人问津”;或以“大量的文物古迹遭到战乱的破坏和帝国主义的掠夺，致使大批珍贵文物被古董商倒卖出境”而简单地斥其“无能为力”。更多的人则是有意回避，即便有所提及，也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致使这段离今人最近、最应该、也最容易荆青的历史变得迷雾重重。其实，细心翻检，钩沉综核，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陕西文物保护与管理，既有想法，也有作为，更有可称道之处。

20世纪初，中国开始采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和技术，或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或由西方学者主持、或双方合作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发掘工作。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刘全国文物古迹的保管研究及发掘等事宜的统一管理，在学术界的推动下，成立了隶属于大学院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古物保管委员会图。1930年6月7日，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古物保存法》，并于1931年7月3日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钓潮则》。专职胜全国文物保护机构的成立和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事业在中国正式起步。古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处理了“美人安德思在蒙古私采文物案”“时斯密司和南玻考察和收集活动的控制”“阻止特林克勒、斯坦因在我国劫掠文物”等涉外案件，对国内古建筑、古墓葬、古代石刻以及树木也做过一些保护工作，还主持调查过南京附近六朝石刻、北京重要庙宇、大同云冈石窟、明长城等多处文物古迹，并写有资料价值较高的调查报告。1935年5月编辑出版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曾对其自1928年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1934年7月12日，鉴于“近年以来，国家保管古物之机关未臻统一，以致碑揭建筑，剥蚀坍毁，鼎葬图书，输流海外，采掘出于自由，奸商巧夺牟利，摧残国宝，殊堪痛心”，国民政府根据《古物保存法》关于组织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规定，正式成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原大学院下的古物保管委员会(1929年3月后隶属于教育部)成为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的北京办事处。至1937年10月29日，因战时经费紧张被裁撤，其业务转由内政部礼俗司兼办[5]，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内，相继制定了“古迹古物调查表”“古物保存机关调查表”“流出国外名贵古物”等调查表格，对全国文物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文物古迹的修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还参与制定了《暂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大纲》《采掘古物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古物奖励规则》等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使得当时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上正常管理轨道。

适应中央政府的有关举措，这一时期陕西也陆续成立了各种文物伤勿劲管理机构，并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初步奠定了陕西现代文物保扩!事业的理药出。陕西考古会1934年2月1日，为发掘收集、系统整理陕西之古迹古物，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作组建了陕西考古会，北平研究院负科学指导及发掘工作，陕西省政府负责发掘后的保护工作。会址设于西安粮道巷，由号称“关中淹博士”的富平名士张扶万任委员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徐炳(旭生)任工作主任、省教育厅梁午峰任秘书。在陕西考古会成立前，陕西全省尚没有一家专门的古物调查研究保护管理机构，相关保护和管理工作，名义上由陕西省民政厅以及教育厅等政府机构声称负责，但具体工作则委托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等相关单位代行。受经费、人力等诸多因素的}赊-匕述各单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所谓的古物保护管理职能，事实上不能真正体现和落实。而新成立的陕西考古会从其性质和职育睛，应是陕西最早从事文物保护管理的政府机构。基于“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一砖一瓦，多资考证。况沧桑变迁，重大器物之盖藏于地者，偶有出土，非秘藏不宣，即盗运外售。历史失研究之资料，国际贻莫大之耻辱”门，“如不急为搜集、保存、研究，则吾国极珍贵之史料，且将巨量的受无从补救的损失”的认识，从成立至1943年裁撤归并于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的十年之中，陕西考占会运用现什才于学手段开展了一系列文物调查、保护、田野发掘以及文物展览工作。其事功主要有: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退上、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的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椎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研究。其中始于1934年4月26日的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既被誉为“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也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这次发掘工作在促成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学的发育与成熟。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户县草堂寺、宝鸡东岳庙暨大王村寺庙壁画等多处古代建筑。抗战期间制定并实施了粮道巷本部千余件文物以及碑林重男拓事石的保护和转移埋藏计戈，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相继刊行了《唐大明兴庆两宫图残石跋文》《唐长安城尚宫砖考》《吕刻唐长安宫城图考》《唐长安城金石考》《唐代日本人来长安考》《敬器图说》《陕西碑刻》《陕西古钟》等学术论著。此外，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私挖、倒卖、损毁古物现象，还函请、敦促省政府政派啼定颁布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古物保护管理办法，并参与处理了30余起古物要案，使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古物幸免流散与毁损，私挖倒卖古物的狂潮得以有效遏止f91。同时，还制定奖励办法，对于发现古物者，依古物之价值及数量予以奖励。对民国时期陕西文物保护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以及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启蒙、培养而言，在当时诸多机构中，陕西考古会显然居功至伟。

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于1934年4月成立，由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任办事处主任。其职责为“秉承中央办理西北各地之古迹、古物调查、维护、保管等事宜”(l(l]。成立后开展的工作主要是会同陕西省政府组织成立了整理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并于1937一1938年对西安碑林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此次整修工程由黄文弼主持、梁思成具体设计指导，由北平鸿兴公司承担施工。工程项目主要有翻修改对茹卑林全部的房屋建筑，勘清界址，修筑围墙，按照分类原则调整碑石抖陌J以及修补校对残碑。对于这次整修工程，国民政府甚为重视，主席林森曾有“整理西安碑林奠基纪念”的题词，嵌于十三经陈列室西北墙壁上;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也书写了“西京石争沐”四字，悬于大门上部;监修委员张鹏一撰写了《重修西安碑林记》(未育缺四石)。整个工程共耗资7万元国币，通过此次整修基本上形成了碑林今天的规模。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民国时期，西安碑林长期由省图书馆代管。随着社会变化、事业的发展，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势在必行。1938年5月1日，根据陕西省政府铆1}令，由考古会张扶万任主任委员，陕西考古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高等精院联合筹组的碑林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成立之际，“时值国难方殷，一切未备”，故以“只求加意保护，期待将来”的务实工作力针，重点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为防止日军空袭，采取就地掩埋的办法对西安碑林之重要石亥哒行保护;二是制定了《陕西省碑林管理委员会暂行规程》《办事细则》《拓印碑帖规则》《拓印第八室藏石规则》《碑林游览规则》等系列管理，经省吻荷审核后下发执行，通过度建设，加强对碑林的保护管理。陕西图书馆1915年5月，1909年成立的陕西最早的博物馆劝工陈列所与陕西图书馆合并。因劝工陈列所具有博物馆性质和功能，合并后的陕西图书馆由此成为一个集图书、博物、游览于一体，兼具历史、自然内容的综合博物馆。如1924年2月20日在劝工陈列所举行的明代钞票展览，《新秦日报》记者就以“图书馆陈列明代钞票五百年之故纸”为题进宁对道，并称此次展览让人大开眼界，可见当时的劝工陈列所已经成为西安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外1918年，被时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截获的被盗唐昭陵六骏中的特勒膘、青雅、什伐赤、白蹄乌四件石刻，就保存和陈列于图书馆内的劝工陈列所。1923年，曾悬挂在景云观的唐代景云钟几经周折，最后也收藏于劝工陈列所。这些二国宝级的文物至今仁燃是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陕西民众教育馆1931年2月6日，由省图书馆、天文台及公共体育场等机构合并细表，虽名为民众教育馆，但因原图书馆内所有工艺陈列与标本、动物等均移交给了民众教育馆(古物陈列室、西安碑林、孔庙仍然由图书馆管理)，从博物馆史的角度考察，陕西民众教育馆实际上仁燃具有博物馆的功能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自然博物馆性质的机构。直到1944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成立，陕西民众博物馆奉令将馆藏的工艺陈列品移交该馆，其博物馆功育时完全消失，变为单一的民众教育馆。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11月，于右任担任国民革命联军驻陕总司令后，还以联军总司令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开展平民教育，创立学校、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有关教育事业的褒奖条例〔73]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为保存固有文化激发民族意识，促进学术研究，1944年4月11日，陕西省政府第十次会议通过了省教育厅关于建立历史博物馆的议项，决定利用西安碑林、西京图书馆所藏的历史文物、西安民教馆的工艺陈列品和前陕西考古会收藏的各种文物，成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址设在西安碑林，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全省各地所有史迹文概断T调查、保护、征集、修复，并以此充实藏品，同时兼管碑林。至此，通过重新整合原有属于不同系统、不同机构的职能和资源，一座功能齐全的博物馆终于在陕西诞生了〔19]。但由于时局的原因，新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却举步维艰，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今天的角度看，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诞生，既是民国时期陕西文物保护管理事业的顶点，同时也是最后的绝唱。因为，至此以后，虽有诸如修建省历史博物馆新馆等设想，却无行动。其实，在此以前，也曾创}多未曾落地的设想。1927年7月，冯玉祥主政陕西，曾计划把民国初年设在南院门南院内的陕西省议会大院改建为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科学馆、教育馆、史地馆、艺术馆、游艺馆、电影场、运动场、公园在内的“民众公园”，并在鼓楼上建立革命纪念馆，在钟楼上建立天文馆等等，统称“文化院”[15]。但因受1928和和战争的影响，这州宏大计划终成泡影。1935年9月，黄文弼及滕固、徐炳和在联名提议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整修碑林时，曾建议在整修碑林的基础上成立酬匕文化博物院，只是因为后来抗战爆发，未能付诸实行。1940年12月至1945年初，教育部组织“艺术文物考察团”蒯、陕、豫、甘、青五省的主要文物古籍进行了一系列利学严谨的考察、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察团1911年元月初到达西安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希望考察团团长王子云向陕西省政府写一个建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这个博物馆虽然没有建成，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却在《整理保存关中汉唐陵墓雕刻及著名史迹意见书》中，留下了开辟各县文物陈列馆或陈列专室的建议，表明建立县级博物馆在20佳丝己40年代就己有呼声存在。由于碑林地方.狭小，文物无处陈列等原因，陕西省历一史博物馆在1944年成立之初便曾拟议另觅馆址修建新馆。但当时正值抗战后期，这一建议显然无法实现。如果当初的众多设想能够变为现实，民国陕西的文物保护与管理事业也1}}寄呈现另一番繁荣兴盛的景象。虽然当年的设想在今日大都变成了现实，如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建成开放并被誉为中国博物馆事业走向劲酥弋化的标志和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几乎县县都有了博物馆，但先贤们的倡议之功是不应该忘记的，而其在专业上的精通、在意识上的敏锐和超前以及在事业曰二孜孜以求的努力更是值得后辈景仰的。

除上述专业保护管理机构外，1932年3月成立的西京筹备委员会也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物保护工作，其影响丝毫不亚于专业的伤幼当管理机构。20世纪20年代末，民国中央政府为加快西J廿也区的发展，提出了颇为宏伟的“开发”西北计划。在这一计划中，西安作为西北的门户，被列为首先开发的对象。基于此，中央政府自1930年前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安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为了应对时局的突然变化和适应巩固战略大后方的需要，1932年3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2次会议决定: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成立直属国民政府、由元老张继任委员长的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陪都的设计与建设〔18]。西京筹备委员会本是一个专司建设西安与经略西北的机构，但其在成立之初却认为“文化为民族精神之表现，其兴衰动关国家之兴亡”，而“陕西为古代民族极盛时期之周秦汉唐故都，为民族文化之发源地。……我们极应保护旧有之名胜古迹，发扬国有之光荣历史而复兴民族精神。”[19]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从1932年4月成立至1945年4月撤销的13年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始终视文物古迹保护为己任，并以“在将陕西的古物保存在陕西、以全古物历史的意义并使聚在西京，藉集西北文化之大成”为宗旨和目的，先后在陕西境内(主要在西安以及附近地区并关中一线相关市县)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文物保护工作，为陕西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西京筹备委员会所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有:整修周陵、昭陵、茂陵及西安地区部分古建筑(含部分文物遗址)。

西京筹备委员成立之初，深感周陵、茂陵和昭陵在中国名胜古迹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年久失修、形将颓败的现状，决定首先对其整修并相机采取保护措施。至1934年底，周陵、茂陵、昭陵整修工作先后完成。其工作主要包括加覆封土、铲除荆棘杂草、扶正碑褐、整修道路以及编纂陵志等。并在茂陵和昭陵分别设立直属西京筹备委员会的茂陵小学和昭陵小学，学校除完成常规教育外，还兼管陵墓的日常维护、古物征集并防止各种人为破坏等事。所有经费均由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解决臣。在整修周陵、茂陵和昭陵的同时，西京筹备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后，会同陕西省教育厅，先后对少陵源下的杜公甫祠、城东南之董子(仲舒)祠、书院门华塔寺、南城根之华塔、城南之香积塔、紫阁峪之保林塔、草堂寺之玉石塔、汉城天禄阁、关家村之箱秦国师碑、太乙宫之陈传碑记等进行了修葺保护。此外，弓铝继委员长还致函陕西省教育厅长李百龄，建议“宜订保存办法，免保古迹埋没”。全力保护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和唐大明宫三大遗址。当时在三大遗址之内危害最为严重的是随意开设砖窑、态意取土而致遗址遭受破坏。对此西京筹备委员会认为“秦阿房宫、汉长安城并大明宫遗址，向为中华文明最灿烂之际之流韵，设使以目下利益计，肆意凿土制坏，横加破坏，则长此以往，新建筑虽起，而旧文明益行败坏矣。此不独有愧于先贤列祖，更何面目对后来子孙之斥问?”并从1933年开始，对三大遗址，倾力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一是在汉长安城慰}内的天禄阁设立直属的天禄阁小学，方便就近管理汉长安城遗址并收集整理遗址内的出土文物。二是加强与陕西省政存有关单位及长安县政府的沟通联系，通过各种途径明令禁止在三大遗址内随意开设窑场、擅自取土而蚕食破坏诸事。三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数年之功，在包括三尤彭止在内的73处古迹卜律立标志，并分别培植风景林、果林等，藉此标识保护范围并兼具绿化效果。特别是鉴于唐大明宫的特殊内涵，除广种树木外，还特意于主体遗迹含元殿四旁加划红线，确立绝对保护范围，并根据丹凤门以内的显著迹象，专辟丹凤公园，融风景名胜与文物古迹于一体，达到既利游览观光又利文物古迹保护之最佳效果，实为陕西乃至中国最早的考古遗址公园。开展了陕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物调查活动。1934年3月，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在分别会晤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及秘书长南汉哀时曾言:“发扬国有之文化，须以西北作为楷模;欲立西北为楷模，则须维护昭彰西北尤其是西京市附周之名胜古迹。此项工作，自古至今，尚未有识者着意涉猎。

本会受命筹建西京陪都，尤宜先从调查、规划、廓清古迹资源开始。”在张继等人的倡议下，西京筹备委员会派专员对西安周围及西安之外关中地区相关区县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调查。调查工作持续近6年，调查成果先后结集为《西京古迹概览》《麟游访古记》《西京访古记》等著作，很多资料或为首次公开发表，或可补现时各遗址记载之缺以及前人记载之误。如《西京访古记》首次考证出西安东郊所谓的“韩森家”，实乃汉代“皇孙家”之讹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运用现代测绘技术和方法绘制的《长安现境考古草图》和《西京胜迹图》，也是这次调查的重要成果。这些成}f于西京筹备委员会日后开展大规模的文物保护工作、经济建设及民众参观游览，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考古会和中央古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在成立后，均曾对陕西的文物古迹进行过调查，但其规模及影响均不及西京筹备委员会。重视基建工地考古发掘并无偿向陕西省移交大量珍贵文物。随着西京筹备委员会倡议推进的西安城市建设进程日趋深入，尤其是陇海铁路憧西段的开工建设，基建工地文物考古及出土文物的归宿移交问题也弓}起了西京筹备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西京筹备委员会一方面派员“调查铁路沿线出土古物，冀有所得，籍便保护”，同时要求工程机关重视保护古物保护，并将出土古物“交由西京管理古物机关保存”网;另一方面始终注意顾全大局，加强与陕西省砌存、陕西考古会的沟通合作，不时将急需清理发掘、保护工作等信息分告陕西省矽环于并陕西考古会;此外，还将1934年前后陇海铁路憧西段沿线施工过程中，相继在临渣、东十里铺、窑村、米家崖、西安车站等地发现、原本计划交给教育部的300余件珍贵文物无偿移交给了陕西考古会(其中就包括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并被誉为东方卿内斯的唐白石菩萨像)，践行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将陕西的古物保存在陕西、以全古物历史的意义并使聚在西京，灌渊毫西北文化之大成”的创设宗旨。此外，“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飞机曾连续轰炸西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坏11则产损失。为避免西安的文物遭受轰炸损失，西京筹备委员会多次向陕西省政府及陕西考古会呼吁、建议将重要文物转移出城保存。1938年8月，在西京筹备委员会的积极敦促下，经陕西考古会等机构的共同努力，所有在西安的可移动文物相继迁出西安或就地埋藏，部;厂笨重文物如西安碑林之重要石刻，则分另睬取封护泥砌或就地掩埋的加去加以保护厂使得西安的大部分古物在后来日寇的轰炸中基本安然无恙，免受了灭顶之灾。究其首功，无疑当属西京筹备委员会。由于时.局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种种人事关系的影响，致使西京筹备委员会的宏大设想未能实现。但在:当时条件下，西京筹备委员会对文化遗产重要性认1沈深刻、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重视，并能够克服诸多阻力与困难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西安及关中地区文物古迹，且多有之举，其有功于陕西乃至中国文物伤沛劲事业当是毋容置疑的。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原陕甘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文物保护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了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如1939年3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要求“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保护各种古迹文物。1939年11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训令，要求各f}}查古物、文献、名胜古迹。194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1948年3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颁布了《关于侨沛勺各地文物古迹布告》，这是延安时期内容最完整和全面的有关文物保护的法令，对西北地区文物保护起到了极大作用。当时，对于革命文物和相关史料的征集也非常重视。如早在1936年8月，党中央居住保安(今志丹)县时，、杨尚昆就曾为征集红军长征史料发出过电报和信函。1937年5月10日，为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主席和总司令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联名发出了《关于征集红军材料的通知》，为以后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建立和发尖遥征蛛拼口保存了一批珍贵文:吓口史料。在博物馆建设上也有实际的成果。如194()年7月24日，在杨家湾建成开放成吉思汗纪念堂暨蒙古文化陈列馆，还为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写了匾额。1946年在延安的西北党校设立了“四八”烈士纪念室，陈列有烈佳遗作、译著、纪念文章、报刊等。1941年至1948年间，另有多项涉及建设边区历史博物馆、革命史迹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提案或计划，惜因经费及内战等原因，并未实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文物保护上曾经进行了大量的艰苦草绝的努力和尝试，虽然其成效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受到了极大限制，但是，这些努力和尝试既为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的建立做了舆论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也为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积累了相当重要的经验。民国时期，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项发展举措，并受惠于“大西北开发计划”以及陪都西京的建设，陕西的文物保护与管理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可谓陕西文物保护管理事业的“黄金'年”。作为历史，这段时期构成了陕西文物保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不容湮没;作为成就，这段时期奠定了此后陕西文物保护事业的良好基础而不应忽视。而无论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成就，均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璧获见。

作者：谭前学 单位：陕西省文物信息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