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增权测度的历史街区改造公众参与机制构建

[摘要]为了从微观增权感知角度去完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中全过程多层次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研究对改造后的武汉昙华林项目进行了公众增权感知的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了对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51.1%的公众对该街区改造综合效果的满意程度较高，但不同的公众群体对改造效果满意度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从相关性强弱来看，公众参与感知与环境、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五个增权测度皆显著相关，起主要作用的是环境增权感知测度。建议从对不同的公众群体进行差异化，完善环境保护参与机制，结合改造项目的具体情况等方面推进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中全过程多层次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关键词]公众参与机制；历史街区改造；微观增权感知

[DOI]10.13939/ki.zgsc.2017.08.130

旧城改造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和规划融入是体现公众利益需求，促进多方效益协调发展，构建多元利益主体良好沟通、博弈与共同作用体系的重要枢纽，将公众参与引入旧城改造尤其是历史街区改造意义重大。[1]旧城改造一般要历经立项、方案设计、实施以及评估等阶段，而当前公众参与往往集中体现在立项、方案设计和实施阶段，对实施后满意度的评估阶段的参与几乎没有。要实现旧城改造中多方位、多层次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实施后评估阶段是一个需要重点研究的方面。纵观当前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全过程理论模型构建[2]，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研究[3]和公众参与配套制度和政策建设[4]等方面，有学者结合具体实证探讨了公众在旧城改造前期和实施过程中参与机制的完整构建，但并未区分不同阶段的差异，且并未对实施后的满意度进行细化的分项增权评估和模型构建。[5]而公众在旧城改造实施后其各项权利和参与程度是否得到了提高恰恰是决定旧城改造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武汉昙华林作为实证对象对公众进行了旧城改造增权感知的问卷调查，通过项目实施后阶段的调查结果基于增权测度来完善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这样不仅一方面能够促进公众对旧城改造的积极参与，并且提高其参与旧城改造进程中改造策略制定和管理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在防止公众消极感知，保障其增权的同时有效促进旧城改造进程社会、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从而有利于从根基上更好地去构建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完善多方位、多层次、全过程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旧城改造中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的公众性和弱势公众群体保护建设指导方针的科学性。

1研究设计

文章所选的实证对象是湖北省武汉市历史街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昙华林地区。昙华林位于武汉市老武昌的东北角，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清代古巷，地处城墙内的花园山北麓与螃蟹甲南麓之间。昙华林历史街区改造项目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施行，目前改造后的昙华林已经呈现在公众的眼前。因2016年修地铁五号线的需要，昙华林又将面临新一轮的重改。本次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公众（主要包括游客、附近居民、商户等），主要针对被调查者围绕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政治增权的细化指标进行拦截式面访。调查时间为2015年8―10月，随机发放的问卷份数为35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21份，有效回收比例约为91.7%。

为了测度被调查对象对旧城改造效果的增权感知，文章针对问卷结果首先采用的分析方法是一般的描述统计和对应分析方法。昙华林改造调查问卷中，不同身份的结构比例不均衡，因此需要采用对应分析法。对应分析法主要用来揭示同一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变量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

2结果与分析

2.1公众对改造增权感知的总体分析

一般而言，历史街区旧城改造的综合效果可以评价为好、中、差三个类别。321个被调查者中，好、中、差的意见所占比重分别为51.1%、19.3%、29.6%。综合来看，持好意见的人群比重较高，说明被调查者对该街区改造综合效果的满意程度较高，但对改造效果并不满意的公众比重也还是接近了30%，表示该街区改造的综合效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321份有效问卷中，游客的比重为35.7%，游客中又以年轻的大学生为主；居民所占比重为44.3%，商户所占比重为20.0%。因三种类别个数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剔除类别个数带来的影响，所以需要对321名调查者的总体满意程度进行对应分析。在对应分析中，满意程度被划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层次，并按等间距从5、4、3、2、1进行赋分。根据对应分析的输出结果来看，游客和4分的满意程度相关程度较强，相关测度值为0.1679；附近居民和5分的满意程度相关程度最强，相关测度值为0.6187；商户和2分满意程度相关程度排第三位，相关测度值为0.1273。由此可见，附近居民对该区改造效果满意程度最高，游客Ω们改造的效果比较满意，商户对该区改造效果比较不满意。即不同身份调查者对改造效果的满意度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

2.2基于公众增权感测度的具体分析

根据结果分析，公众参与历史街区改造与五个增权测度层面之间皆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环境增权对公众参与的路径系数最大，为-0.46，显著性也最高，这说明在改造项目中公众对环境的重视程度是最高的，环境增权与公众参与的相关性是最强的，后期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构建时要以环境改善性措施作为重点。经济增权对公众参与的路径系数其次，为-0.29，说明经济改善性措施也在公众参与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文化增权和政治增权对公众参与的路径系数相对较低，分别为0.23和0.16。社会增权的路径系数最低，为0.12。结合分析结果来看，公众对环境和经济增权的看重程度是最高的，后期在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方面应抓住这些主要方面来制定相关政策。社会增权的看重程度与昙华林本身所处的城市区位有一定关系，昙华林地处城市中心地段，其区位优势和周围配套已经达到一定高度，致使公众对其的看重程度居于队尾。这也说明公众参与的增权测度与项目本身属性存在一定关联，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时需结合项目本身属性量身定制。

具体而言，在经济维权测度方面，提高生活水平在经济维权测度中占主要地位，其路径系数高于对经济发展、住房价格和个人收入的增权测度；在政治增权测度方面，管委会代表村民利益是主要方面；在社会增权测度方面；改善交通条件影响程度最高，推动社会发展增权感知居于第二；在文化增权测度方面，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是主要方面；而在环境增权的分项测度中，传统的环境保护成为了公众最为关注的方面，因此改造中要注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兼顾自然环境承载力的街区文化开发。

3Y论与讨论

文章选取了武汉昙华林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公众增权测度的问卷调查，针对问卷结果首先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和对应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结合武汉昙华林周边区域发展情况，对类似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提出以下几个方向的简短建议。

3.1对不同的公众群体进行差异化的参与机制构建

历史街区改造项目不同于一般的旧城改造项目，其后期参与的公众并不仅仅是社区的居民，游客有时反而占到更高的比重。大部分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多是从居民角度出发，并未对其他公众群体进行参与模式区分，但从历史街区改造的效果来看，这种一体化的参与机制并不适用。建议类似的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在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时，应结合其角色定位对不同公众参与机制进行区别构建。

3.2加强公众参与机制中环境保护参与机制的构建

大部分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出发点是保障居民生活水平等角度，但从昙华林项目的调查结果来看，公众对环境的看重程度反而超过了对生活水平的看重，这说明公众对历史街区改造的参与并不仅仅只停留在以往的生活层面，因城市外在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公众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是明显提升。需对传统的公众参与机制中对社区生活改进的一些配套政策和措施辅以注重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参与政策与措施。

3.3需结合改造项目的具体情况对公众参与机制进行量身定制

旧城改造项目类型多样，不同类型的旧城改造项目其在进行公众参与机制构建时并不适合一概而论。像类似昙华林改造的这种项目，其区位条件十分优越，附近搭乘公交和地铁都比较方便，周围的配套设施也非常完备，因此公众参与机制中社会增权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另外昙华林项目的角色定位主要是以居住为主，兼以旅游特色为改造方向，所以在进行公众参与机制构建时便需要将游客和商户的参与模式进行差异化构建。同时因昙华林片区周围的居住密度较大，所以公众参与机制中需要根据公众对景点开发与居民居住环境相互影响的反响进行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机制构建。

参考文献：

[1]许劲，吕红，邹小勤.旧城改造综合效益评价实证――以重庆城市主干道改造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8）：118-122.

[2]谢涤湘，朱雪梅.社会冲突，利益博弈与历史街区更新改造――以广州市恩宁路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3）：86-92.

[3]方耀楣，聂顺君.公众参与旧城改造的模型设计[J].中国房地产，2010（9）：67-69.

[4]胡健.旧城改造中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2，24（23）：47-49.

[5]潘庆华.旧城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探索与思考――以成都市中心城区北部片区改造工程为例[J].规划师，2013，29（B08）：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