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外销瓷的装饰

2012年6月22日，《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瓷器148件套，内容分两大板块：明清外销瓷器和英国收藏的中国精品瓷器。

明清外销瓷器是该展览的主要部分，我们通过104件套展品，分别讲述明代早期外销瓷、西方在中国的订制瓷器，清代中期欧洲本地仿制的瓷器、欧洲再装饰的瓷器以及欧洲瓷器上的“中国风”等内容，意在涵盖中国外销瓷和西方制瓷业的发展过程和互动情况，使观众认识到：中国外销瓷输往西方的过程，也是西方世界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

外销瓷，是中国瓷器的“异域之花”，产自国内，留名海外，遍方各大博物馆，颇具时代色彩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18世纪，外销瓷风靡欧洲，成为中国文化和艺术西进的重要媒介。中国瓷器细润雅致的质地、充满意蕴的造型和纤细入微的装饰，给“巴洛克”统治下的欧洲艺术界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展示的外销瓷大部分是欧洲订制瓷器，订制瓷器虽然只占瓷器贸易的5%左右，但是其烧制和装饰水平在外销瓷中都属于上等。这些根据客户需求烧制的瓷器，装饰图案中的主体纹饰往往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绘制，装饰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宗教内容的装饰

中国明朝相对欧洲的时代大约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是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人性和科学，反对神性，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文艺复兴促进了宗教改革，并没有动摇神权的地位，明清外销瓷器上众多的宗教内容的装饰，也反映出基督教在欧洲的重要地位。

耶稣会标识

青花“IHS”字母纹大盘（图一），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葡萄牙商人订制瓷，属于早期的订制产品，盘心主题纹饰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牡丹花卉，只是在的6个小椭圆形开光中，有3个开光内绘有变形的英文字母“IHS”。这三个字母是“IesusHominum Salvator（耶稣，人类的救星）”的缩写，这个字母组合在15世纪成为一种流行的纹样并作为耶稣会会员的标志（图二）。这个纹样的植入，说明这件瓷盘的订制者与教会有关。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成立，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除了留任耶稣会外，也有很多政界人物和知识分子。耶稣会教士也担负着前往世界各地传教的任务，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1601年进入北京，成为第一个利用自己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传播中西文化和科技的传教士，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这个模式被后来相继来华的耶稣会士采用。清朝宫廷继续留用耶稣会士担任御用学者和艺术家，如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和负责制作地图的蒋友仁神父。17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高权威。

同样在花纹中隐藏有“IHS”字母标志的是明末青花救世主字母罐（图三）。这件青花罐装饰很满，腹部有6个对叶形开光，其中2个开光内的纹饰为两位有翅膀的天使托着椭圆形的耶稣会标识牌，中心的十字架、IHS字母、下方的三个箭头以及四周环绕的光芒，风格简化，但是耶稣会标识的元素一个也不少。

宗教故事

宗教故事是外销瓷器宗教内容装饰的主要内容。青花耶稣死亡与复活图方瓶是明末景德镇烧制的欧式器，这种造型仿于欧洲的玻璃酒瓶。方瓶的腹部四面绘有两个场景（图四）（即另两面是重复的图案），一个场景是在一个种植有芭蕉、栅栏、飞舞着蜻蜒的园子外的空地上，伫立着一个挂有荆棘冠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斜靠一把梯子，十字架前有一口衔点燃的蜡烛并回望的小狗，其身后是一小公鸡，狗身边地上有一个鞭子。另一个场景是一群在云中吹号击鼓的天使，画面下方有中式山水图。这组图像是有象征意义的，设计元素暗示了耶稣死亡与复活的故事，故事来源于（《马太福音》。植物代表埋葬耶稣的客西马尼蒙难地，十字架和梯子代表约瑟救出耶稣的遗体；小公鸡象征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所预言的使徒彼得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的故事；鞭子象征耶稣遇难前所受到的刑罚折磨；而“衔烛回望的狗”是17世纪道明会修士教律的象征（拉丁语中他们被称为“主的猎犬”）。另一个场景象征耶稣的复活和升天。

“耶稣受洗图”是外销瓷装饰中十分常见的图案，画面来源于当时出版的《圣经》中木刻版画插图，表现了耶稣受洗仪式以及天开后灵光照耀、鸽子出现等场面，在瓷器中有青花、五彩、红彩（图六）等不同品种。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描金耶稣受洗图盘（图五）属于此类装饰题材中的精品，盘心主题图案是站立在河中的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上方有代表天开后光芒的线条以及展翅的鸽子。图案下方盘沿处有英文“Mat.3.16”，表示这个画面来自《马太福音》第3章地16节，耶稣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的浸礼之后，天向他开了，圣灵如同鸽子降临在他身上，神宣称耶稣是他的儿子，随后耶稣受圣灵引导，前往旷野，开始正式尽职。这件瓷盘直径50.8厘米，画面装饰是釉下青花和釉上金彩相结合的方式，十分精美。边缘纹饰带中的锦地和描金、涂金的装饰具有日本瓷器装饰的特点。达·芬奇的第一幅成名作就是1476年与他的老师合作完成的“耶稣受洗图”（图七）。

另一件有宗教故事画面的是大英博物馆藏品末底改胜利图餐盘（图八），这件墨彩描金装饰的画面占据了整个盘面，远观就是一幅圆形黑彩版画，与其蓝本——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尔的铜版画《末底改胜利》如出一辙，表现了瓷器画工精准的摹绘技巧。此画面中末底改身穿贵族服装，骑在马上，前后有吹鼓手簇拥，周围是苦难的民众，讲述了《圣经》中末底改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圣经·以斯帖记》第6章：波斯王在回顾末底改的功绩时间试图加害犹太人的大臣哈斯说：“王喜爱、尊重的人，应当如何待他？”哈斯回答“王所喜爱、尊重的人，应当取出王的朝服和戴着王冠的骏马，让一个大臣替他穿上朝服，再让他骑上骏马，走遍城里的街道，还有人在他面前宣告：凡是王喜爱、尊重的人，就这样待他。”于是王命令哈斯给末底改这种荣誉。末底改联合其堂妹（王后）以斯帖挫败了哈斯的阴谋，拯救了波斯王国的犹太人，一年一度的犹太普林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

中世纪欧洲笼罩在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下，思想禁锢、蒙昧，以神为中心，提倡禁欲和追求来世，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文艺复兴时期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倡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关注现世，人人在上帝与《圣经》面前都是平等的，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

在15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依然是世俗生活的大众信仰，但是《圣经》的力量更为突出。外销瓷器上的图像艺术也是社会生活的写照，是这个时期欧洲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具象反映。众多宗教题材的外销瓷也反映了宗教在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历史事件和场景的装饰题材

把历史事件和现实场景画到瓷器上的纪念瓷大约始于清早期的外销瓷。欧洲人喜欢用瓷器来纪念某些事件和人物，并且装饰写实风格的西式画面，赋予了某些外销瓷记录历史的内涵，这是中国本土瓷器所没有的。

海战场景图潘趣酒碗（图九）是清乾隆时期景德镇烧制的釉上黑彩描金瓷器，其外腹部一侧的海战场景描绘的是1782年4月9日至12日发生在东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群岛南部海域的圣徒之战，时值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这次海战中，英国舰队在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的指挥下，战胜了海军上将格拉斯率领的更为强大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当时这个联合舰队试图进攻牙买加。这次胜利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曾被罗伯特·多德用绘画记录下来。场景中描绘的一艘英国战舰已被确定为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圣奥尔本斯号，由舰长查尔斯·英格里斯指挥。这个大酒碗可能是他的兄弟，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为他定制，以纪念他的参战。

瑞典船员订制大酒杯（图十）也是清乾隆时期烧制的，杯身的场景和文字记录了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84年末发生的一次航行故障，古斯塔夫·阿道夫号和特拉诺瓦号由于风向不利并缺少淡水而被迫停靠在中国海南亚龙湾的景象，它们在此停留了5个月。古斯塔夫·阿道夫号于1785年4月25日抵达澳门。相同的场景和文字还见于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大盘以及私人收藏的大碗（图十一）上，因此可能是一套相同内容的订制瓷。

来自大英博物馆的清乾隆十三行场景图大碗（图十二），其外腹部的装饰图案是记录广州清代十三行夷馆场景的历史画卷。画面中西洋风格建筑前的旗杆上悬挂荷兰、英格兰、瑞典、法国、奥地利、丹麦的国旗，中国商船停靠在港口，清人装扮的中国商人和身着礼服的欧洲商人在码头进行交易。广州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是对外贸易的口岸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封闭了浙江、福建的海关，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但是外国人和船只不允许进入广州内城，位于珠江沿岸的十三行夷馆是外国商人租建并与中国贸易的转接站，其一层一般用作包装和存放货物。专为外商定单服务的广彩瓷器工场位于珠江南岸，外商和工场之间的交流和货物运输十分便利。清人叶詹岩《广州杂咏·十三行诗》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清黄培芳《香石诗话》，上海书店，1985年）最早在广州建商行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后是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与十三行有关的画作很多，一般是应西方人要求而绘制，也有欧洲画师创作的油画、水粉画等。例如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画师1760-1770年间创作的《广州珠江全景》香港艺术馆收藏的英国画家丹尼尔1805年的油画《广州商馆区风貌》等，对十三行的建筑和贸易场景都有细致的描绘。这件外国贸易商行场景大碗的烧制年代大约在1780-1790年间，因此其蓝本应该是在这个年代之前的绘本。

政治人物和时政讽刺画也摹绘到瓷器上更是西方所独有的一种瓷器装饰，这些画面的瓷器更具有纪念意义和时代特色，表达了订制者的思想倾向。例如约翰·威尔克斯像潘趣酒碗（图十三）、英国政治人像碗（图十四），这两件瓷碗上都绘有英国政治人物约翰·威尔克斯的画像。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7-1797）是英国杰出的政治家、讽刺作家，提倡新闻自由，并争取基本公民权而深受民众欢迎，但屡屡受到议会的排挤而被认为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和争取自由的先锋，对他的广泛支持成为英国激进主义的开端。他曾在其创立的期刊《北不列颠人》第45期中指责国王乔治三世的专制，高呼“自由是英国人民的特权”。

有趣的是这两件都绘有威尔克斯像的瓷碗分别代表了他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图十三的画面是源自其反对者英国艺术家威廉·贺加斯制作的讽刺威尔克斯的铜版漫画和版画；图十四的画面是宣扬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并写有“时刻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口号。这两件瓷碗的装饰画面记录了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二者摆放在一起，如同两个政治阵营的对峙。

纹章瓷

纹章瓷是中国外销瓷中很独特的品种，是指表面装饰有一种或多种欧洲纹章图案的瓷器。纹章是16世纪以来欧洲特有的代表家族、团体及个人的标志，来源于中世纪战场上骑士的盾牌图案，因当时的骑士从头到脚都有铠甲保护，只能从盾牌的图案来识别敌友。一个纹章能带给我们许多历史信息，比如家族纹章，按欧洲的传统，只有长子才能完整地继承家族纹章；每次婚姻后都要根据男方的身份和地位结合家族纹章和女方家族纹章的一些元素组合成一个新的纹章图案。（余春明《中国名片》，三联书店，2011年）一个家族纹章的演变史记录了一个家族的传承信息，因此纹章可以成为某些瓷器的断代依据。早期的纹章瓷是景德镇烧制的青花装饰瓷器，例如绘有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的浑天仪微章青花执壶，底部有明宣德（1426—1435）的款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纹章瓷，现存于葡萄牙里斯本博物馆；明嘉靖年间烧制的青花葡萄牙盾形徽章纹执壶。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受日本彩绘瓷器被欧洲人喜爱的影响，中国才开始外销彩绘瓷（西拉里·扬：《欧洲对中国瓷器的回应：工艺、设计和贸易》，《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中华书局，2012年），珐琅彩、粉彩、墨彩、描金等多种彩绘装饰技法被用于纹章瓷的装饰，使纹章瓷更加华丽多彩，如苏格兰纹章纹餐盘（图十五）。成套纹章瓷餐具和茶具的制作使纹章瓷进入日常生活，订制数量增加。清康熙青花英国纹章纹餐盘（图十六）是已知最早成套纹章瓷餐具中的一件，这件直径48.5厘米的八边形大盘十分精美，盘面装饰是中西方图案的完美结合，中心纹饰是英国牛津主教威廉-塔尔伯特牧师（1659—1730）的纹章，其是中国传统的书卷博古图以及圆形开光莲花图案，边饰为一圈中国钱币纹和一圈西方钱币边缘的齿状纹。纹章瓷在订制瓷器中占很大的比例，英国的大卫-霍华德分别于1974年和2003年出版的两卷《中国纹章瓷》中共收录了4000件套纹章瓷，此套书籍也是目前研究中国外销纹章瓷器最权威的著作。

艺术家专门设计的订制瓷器

请艺术家专门为订制瓷器设计纹样仅发生在1734—1740年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该公司委托荷兰画家、设计师考纳利斯·普朗克（Comelis Pronk，1691-1759）为中国的外销瓷设计纹饰。博士图盘（图十七）的装饰就是普朗克设计纹样的一种。这件大约1738年景德镇烧制的外销瓷中心纹饰是四位西方样貌的人身着中式服装围坐在一小桌旁，手中还握有鱼形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这种纹样的水彩画。有趣的是这个纹样的源头是中国的一个寓意故事。据伦敦大学倪亦斌博士考证，画面源自宋话本故事的《三酸图》。北宋文学家坡曾与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佛印禅师共同品尝唐代名醋“桃花酸”，三人尝醋后的不同表情分别代表了儒、释、道三教对人生的态度：儒家以人生为酸，须以教化自正其形；释家以人生为苦，一生之中皆是痛楚；道家则以人生为甜，认为人生本质美好，只是世人心智未开，自寻烦恼。这幅图画意在表达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代表人物从同一醋缸中舀取桃花醋，显示三教殊途同归、本源一致。这幅图在中国的版本与此画面不同之处很多，例如上海博物馆2005年举办的“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展”中有一件青花山水人物笔筒上有“三酸图”的明崇祯版本；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黄釉笔筒上的贴塑“三酸图”是清光绪年的版本，这个版本更加写实和生动。中国的“三酸图”怎样变成荷兰的这个混血版本，倪亦斌博士在《高士尝醋的勺怎么成了博士手中的鱼》（《望》2008年6月）一文中讲述了这个画面的流传过程：“日本京都妙心寺收藏的日本桃山时期画家海北友松画的《三酸图》屏风画上，在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的（《三酸图》卷轴画上，高士手握的勺子在不谙内情的异文化观者看来，可能有点像一条大眼睛的鱼。”这个图像似乎也承载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曲折和变异信息。

普朗克设计的纹样大概有四种，这些纹样大约在1737年送到中国订制，由于制作费用昂贵，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停止了这种订制。这种订制虽然持续事件很短，但是对中欧的瓷器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家东印度公司持续大批购买瓷器，且纹饰越来越标准化；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次订购瓷器10万件，指定仅需两种纹饰。”（孟露夏：《中欧瓷器贸易中的批量出口与定制》，《瓷之韵一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中华书局，2012年）商品越来越大众化，说明瓷器在欧洲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越来约普及。货物需求量的增大，刺激了广州彩绘作坊的发展，为了迎合西方人审美情趣的广彩瓷器日益增加而成为外销瓷中的主要产品。

对中国仕女画的特殊需求

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海外贸易传到欧洲，将中国古典艺术形象呈现在西方观赏者眼前，中国式爱情故事以及中国女性的温婉、含蓄，激发了西方人对神秘而多彩的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有学者曾找到。一批清朝时期英国购买青花瓷器的定单底稿，定单中对瓷器上的画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以仕女人物为主，有故事情节者尤佳（蒋星煜：《的文献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从现有外销瓷藏品看，装饰《西厢记》图像的瓷器在外销瓷中数量之多而被专门归为一类，属于仕女和人物故事瓷器中最多的一种。伦敦大学徐文琴博士发表在瑞典《东方古代文物》（The Museum of Far-EasternAntiquities）上的一篇论文中收录有欧美收藏的外销瓷上有关《西厢记》的场景约有21幅；2005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展览中，装饰《西厢记》场景的瓷器有8件（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浙江嘉兴博物馆藏有一套雍正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一共10件，共10个场景（陈行一：《雍正粉彩人物故事套杯鉴赏》，《东方博物》2003年）；2009年荷兰倪汉克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97件明清贸易瓷中有18件清代《西厢记》人物故事瓷盘（上海博物馆：《海帆留踪一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福海文博园的陶瓷馆收藏的外销瓷中，《西厢记》场景瓷器数件（胡雁溪，曹俭：《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中国清代外销瓷集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而V&A收藏的一件清康熙时期的青花棒槌瓶，应该是目前所见瓷器装饰中《西厢记》图像的集大成者。该瓶高77.5厘米，瓶身以连环画的方式装饰了《西厢记》的24个场景，图像自上而下分为四层，每层6幅画面，从左至右旋读，上一层第6幅与下一层第1幅部分相叠。第一层画面内容依次为张生赶考、崔母教女、古寺惊艳、张生相思、求宿古寺、红娘戏生；第二层画面内容依次为隔墙对吟、飞虎围寺、张生相助、慧明传信、杜确退敌、杜确辞别；第三层画面内容依次为红娘邀宴、张生赴宴、张生醉酒、隔墙听琴、红娘传书、越墙相会；第四层画面内容依次为红娘探病、莺生私会、夫人拷红、长亭送别、草桥惊梦、读信寄衣。这件瓷瓶的画面基本上描绘了完整的《西厢记》故事。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文言小说《会真记》，后经金代董解元铺陈润色成说唱文学《西厢记诸官调》，又经元代王实甫整理改编为千古绝唱的杂剧《西厢记》。明清时期，《西厢记》的刻本多达80余种（陈志伟、韩建立：《（西厢记）版本述要》，《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10期。其中，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岳氏刊刻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刻本，有插图150多幅。这些不同版本的《西厢记》插图成为瓷器烧制时装饰图像的蓝本，有的甚至与瓷器画面完全一致。

清代外销瓷中还常见仕女、孩童、博古等象征符号集中表现的瓷盘（图二十），孩童有的手持如意、荷花等。这类图像是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画面不再通过故事表达愿望，而是把多个寓意吉祥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期待一种多子多福、多财多识、和谐如意的生活。其他仕女画面的瓷器在外销瓷中也十分常见，如仕女梳妆、仕女观斗鸡、仕女采桑、仕女放风筝等等，足见当时欧洲人对仕女题材瓷器的喜爱。

外销瓷作为中国瓷器产品的一个特殊品种，因为主要用于外销，国内收藏中极其少见，其装饰特点也十分独特，大量中西结合的纹饰以及纯西方题材的装饰让中国人对自己的这些瓷器产品十分陌生。大部分外销瓷作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参与设计的产品，是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具像品。宣德年间，景德镇烧制了装饰有葡萄牙国王浑天仪图案纹章的青花瓷壶，从这时起，外销瓷中西结合的风格逐渐演变为外销瓷烧制的中西合作模式：景德镇依据外商要求的器型烧制素瓷，运至广州后，由中国画工依据西方人的要求装饰他们喜爱的色彩、纹样，同时配以一些中国风格的纹饰，使中国风情和异域特色在外销瓷上完美结合在一起。更有部分中国烧制的索瓷被运到欧洲后由西方人进行彩绘装饰，西方彩绘师把西方人的喜好和想象在中国瓷器上直接表达出来。明清外销瓷作为贸易品，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将西方人带到传说中遥远的东方。明清外销瓷装饰图像的题材丰富多彩，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也讲述着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