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社会慈善

古今贯通，堪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慈善活动的特色；中西汇聚，则是走向近代中国的社会慈善活动的凤凰涅槃！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为了统治的需要，它注重对于汉文化传统的保持与延续。同时，由于它处于近代中国的转折期，在清末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因此，这个时代在中国慈善史上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在清代，无论是官方主导的社会慈善，还是民间自办的慈善事业，都完全是对明代的延续。很多善政措施和慈善机构的设立在明代已经形成“定制”，清代只是将其进一步发展扩大。

例如，清代在全国恢复了明代已经设置的“养济院”，甚至大大扩展到中国的边陲地区。为了避免明代后期养济院制度的弊端，清代的制度更为严明。此外，明代的惠民药局、栖流所、漏泽园等社会慈善救济体系，在清代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政府实行的大型灾荒赈济措施的各种仓储——常平仓、义仓、社仓等等，在清代也得到继承，甚至在18世纪后期，已经更为完备。清代政府控制的官仓，除例设的常平仓以外，还新设京通仓、旗仓和营仓等。此外，在仓储的建立以及赈济的实施制度上，清朝也比明代更为严密、更加周详。

明末，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民间慈善活动因此也极为兴盛。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清代，例如，清代最大的慈善机构——普济堂的出现，最早就是来自民间的慈善活动；而绅商大规模参与灾荒捐助与赈济，更是在入清以后。此外，由于明代结社之风极盛，这些社团除了参加政治活动之外，还积极参加慈善活动，因此，很多慈善机构得以建立。在清代，这些慈善机构也逐渐得到恢复，并且显示出更加积极的力量，突出表现在：慈善义举由于有知识分子的广泛推动，已经逐渐向平民化、大众化转变；临时性的慈善机构向常设化转变，不再受时间的限制，而是随时都进行救助；在慈善事业上，民间慈善机构也发挥了比过去历史上更加巨大的作用。清代的各种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增多，功能也逐渐齐备，出现了各种专门化的组织，比如施药、养老、救生、收容、育婴等等，各自分工不同，使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更加“专业”。这些职责、性质不同的慈善组织，共同造就了涵盖救济社会成员“生、老、病、死”各个方面的慈善之网，所以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乾嘉之际的慈善：“邑绅士多好义者，海隅一城，善堂以十数计，老幼笃疾者，有养；鳏寡孤独者，有养；生有恤，死有助，可谓周且备矣。”

国力永远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清末国力的衰落，慈善事业也逐渐衰微。清末著名慈善家经元善曾经感慨道：“今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战乱频繁，经费无着，慈善事业自然也无以为继；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社会大环境急剧变迁，慈善事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传统慈善无论从管理、组织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人心不古”其实只是一个托词，任何人面对这种局面，都只能无奈地被历史潮流牵入混乱的漩涡。

不过，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危机，同样孕育着生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思想大量传入，中国人也大量走出国门，见识更广，对西方认识更深。通过两相比较，人们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不足，取长补短，为中国人从事慈善事业提供了很多新思路，最终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走向近代化的道路。

在慈善事业上，清朝末年开辟了很多新领域。比如，南通张謇创办了中国人第一所聋哑学校——狼山盲哑学校，既因为当时西方已经拥有了教育聋哑人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是因为西方慈善事业中对聋哑人救助的重视。这个领域就是过去中国传统慈善相对忽视的地方。

在组织慈善活动的方式上，清末慈善家们从西方找到了很多借鉴，有了很多改进。郑观应在上海创设的“筹赈公所”，就是处理筹集善款进行赈济等公共事务的团体。他们仿效西方传教士设立的“赈灾委员会”的模式进行义赈，将赈灾分为募捐、解赈、放赈等各种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设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专人负责、分工协作，使赈灾的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有效地避免了传统救灾模式容易导致借灾敛财、侵吞善款的弊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评论西方慈善事业时就说：“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这里尤其说到了“立法”的重要性，说明制度设置引起了中国慈善家的重视。

在慈善理念上，清末也有很多变化。比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时，红十字会严守中立、平等原则救护战争双方伤病员。《申报》当时据此介绍红十字会的理念时说：“凡军士之受伤者，苟抛弃所持军器，则敌国红十字会亦一律疗治，盖以人之爱生恶死具有同情也。”这种超越敌我界限的人道主义立场，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对社会影响很大。而1904年，在上海成立的“万国红十字会”，就是在中西慈善理念交融影响下而诞生的一个全新的民间慈善组织。

古今贯通，堪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社会慈善活动的特色；中西汇聚，则是走向近代中国的社会慈善活动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