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不如藏家 藏家不如玩家

在古玩市场上，笔者常常有这样的感慨：“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

如以商家为例，尽管商家能经常觅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但是商家往往图眼前蝇头小利，见利就转手卖出去了。藏家就不同了，他们收藏一般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主，一旦吃进心仪的藏品，不会因蝇头小利而转让，即使暂时的套牢也是心甘情愿。

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荣宝斋、朵云轩及文物商店、古籍书店、古玩商店，他们经营的大多是民国以前的旧字画，价格非常低，像民国时期价格最高的张大千作品，那时只有数十元一幅，大幅精品在百元左右，像精品《沧浪渔笛》当时只有百元（此作在2002年苏富比拍卖会上获价552.79万港元），吴昌硕的画30―50元，金农书法对联60―80元，任伯年花鸟扇2―5元之间，蒲华墨竹四屏条8―15元，齐白石的作品数元一幅。即使如此低的价格，也没有引起国内百姓的兴趣，只有像夏衍、邓拓、邓永清等层次很高的人来玩赏，那时，夏衍和邓拓都是用稿费来购买名人字画；邓永清是六机部副部长，尽管工资收入比一般人高一点，但也属于“惨淡经营”一类。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社会环境、政治气候对书画不提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革命的，在“”期间，名人字画更是被列入“封资修”的东西。另外，当时，普通百姓生活比较拮据，又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个家庭少则2―3个，多则5―6个，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数十元，若是收入百元以上已是高工资了，一家老小都得靠工资维持生活。因此，五六十年代以内只要购进徐悲鸿、傅抱石、王雪涛、齐白石等名家之作，如今已身价百倍乃至千倍万倍。

也许有人会说，在封闭时期买进名家字画是一种机遇，这种机遇随着国内的开放一去不复返。那么，现在市场上难道就没有机会了吗？

实际上，只要艺术市场存在，就会有市场机会，前提是你要有敏锐的眼光买进有潜力的作品，若干年后也许会涨得让人看不懂，到那时，你若回头看现在的价位，会觉得现在买进的作品十分便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冠中和范曾。八十年代初我去北京的时候，吴冠中的作品也只有数百元，1984年我到北京荣宝斋看到范曾四尺整张《人物》精品挂牌价只有8千元，且这一价格无人问津。然而，10多年后，吴冠中和范曾的作品在市场上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那时的机遇也够大的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那时吃进吴冠中或范曾的画并立马转手，恐怕很难赚钱。同样，现在市场上买进字画转手要赢利也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拍卖场上运作，成本相当的高，因为拍卖行对买卖双方都要收取10%的佣金，还要向提供货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费和图录费等，这样各种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至于香港苏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种费用则更高。所以，艺术品这东西不太适应短线操作，它的价格上涨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以海派名家陆俨少的作品为例，改革开放后，国家对陆俨少的作品收购价为15元一平方尺，八十年代初涨至100元一平方尺，以后又升至1000元一平方尺。到1990年陆俨少的作品在海内外销路很好。由于那时陆俨少年事之高，难以应付各种应酬，故自列润格，山水画每平方尺高达1500美元，那时确实吓退了不少人，可是到2000年，陆俨少的作品在海内外市场上大幅攀升，精品每平方尺从3万元跃至5万元乃至10万元以上。这对收藏陆俨少作品的藏家来说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那么，为何藏家不如玩家呢？在笔者看来，玩家往往会以藏养藏，这是收藏理财和丰富自己藏品的最佳途径。其运作是用出售的藏品来赚钱，不过出售的藏品一般为自己多余或不太喜欢的，再用抛出藏品赚来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藏品，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广大收藏者而言，要做到以藏养藏实在不容易，因为这需要极其敏锐的眼光和胆魄。像过去大收藏家庞莱臣、钱镜塘、吴湖帆、王季迁、王世襄等都是以藏养藏的高手。另据有关媒体报道，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以藏养藏”也很著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家基金会总共投资1200万英镑，购买了绘画、瓷器、古玩、稀见图书等艺术品，到八九十年代该基金会抛出了一些藏品获利相当丰厚。如1989年春季，基金会将一部希伯莱文版的古老《圣经》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得款200万英镑，而吃进的价格为17.9万英镑。其回报之高，令人咋舌。目前，我国收藏队伍中，靠工资结余从事收藏活动占据了绝大多数，但这部分闲钱毕竟显得十分有限，即使靠经商和实业赚来的钱搞收藏，若是藏品只进不出，恐怕也会将钱消化得一干二净。因此，要想让钱源源不断地来，最理想的方式当推以藏养藏。若收藏中只进不出，显然不利于自己做大、做全、做强。

总之，投资艺术品讲究的是长线是金，中线是银，短线是铜。商家由于以短线赢利为目的，自然不能享受到长线丰厚的回报，这也就应验了“商家不如藏家”的道理。而要想成为出色的玩家或收藏家，以藏养藏恐怕是最佳之路，而以藏养藏则需要敏锐的眼光。所以收藏者必须要提高自己的眼力，这样就可以在藏市上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