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言说的中国语境及其本土价值

摘 要：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它具有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的特征。现代性是源于西方的概念，在我国，现代性言说具有其独特的中国本土语境。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面临着社会、环境和人自身的三重困境。为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基本准则，以本土特色为民族场域，以和谐社会为价值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语境；本土价值；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017-03

从大历史和长波段的视角看，现代性作为一种描述社会发展普遍特征的术语，概括和总结了人类社会工业化阶段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形态的基本规定性。对于这一概念演进过程以及内涵的探讨，为现代化的地方性制度实践提供了研判基本问题的基准和尺度，尤其对于当代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样貌及趋势的探讨，扩展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的一般价值，也为解决本土性困境提供了富有创新意蕴的改革方案。

一、现代性及其言说

现代性是一个“简单却又无比令人困惑的问题”。[1]纵观人类的现代化史 ，“现代性”的言说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从历史层面上看，现代性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概念。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它最初是指西欧国家从文艺复兴到大众传媒的崛起这段历史；从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结束后延续至今的西方社会形态是典型的现代社会。卡林内斯库认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2]25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它完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与时间的一种革命性结盟。它的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的各种力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未来的创造之中。”[2]337这说明，现代性内蕴着历史的进步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一方面，现代性表明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它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当前性；另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适应现时，因此也带着无可置疑的“新颖性”。

2.从社会层面上看，现代性指社会的一种类型或模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指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3]它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与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处在现代性状态的社会被称作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一个社会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就叫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现代化的过程来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都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因此，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社会理论家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滕尼斯、帕森斯及吉登斯等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特征，如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由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由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以及由宗法等级制向市场制度的转变等等。

3.从文化层面来看，存在一个与社会范畴相对立和分裂的美学的现代性。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对两种对立的现代性，特别是美学现代性的产生、核心和特征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两种现代性的深刻分裂在于：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总之，社会领域的现代性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美学现代性从文化上讲则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社会领域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

4.就心理层面而言，现代性是指对客观历史巨变的一种特定的体验，即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体验。伯曼把这种体验称之为现代性。据此，伯曼将现代性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现代性体验的懵懂阶段（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现代性体验的矛盾和两分阶段（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大革命浪潮）、现代性体验的世界化和无根阶段（20世纪至今），每个阶段由于体验的不同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

5.从精神层面来看，现代性是一种精神气质。现代性是对过去的挑战和与传统的决裂，它暗含了否定、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气质。在福柯看来，所谓“现代性”，作为一种哲学的态度而不是时期的概念，恰恰就是那种以反讽的方式将这样的“今天”英雄化与神秘化的精神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4]因此，作为文化精神的启蒙，现代性就是通过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由启蒙运动确立起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和社会理想。它树立了人们对理性、知识、科学的信仰，让人们相信理性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相信知识和科学的历史进步性。

通过以上对现代性不同层面的描述和解释可以看出，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变化着，它具有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的特征。可以说，现代性是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确定与流变的统一。

二、本土语境与现代性困境

诚然，现代性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作为一个西方概念，它显然有谈论该问题的西方语境，这似乎与中国有没有现代性并无关系。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任何概念都是某种语境的产物，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只要类似的语境出现，相关的概念也会应运而生。”[5]从实践上看，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而向全球范围内扩张，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当代文化并没有储备起能够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化转型的文化理论，即使是当代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也存在着一种通过融入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实现从西式的现代性提升为全球现代性的历史性转换。因此，“对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典型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实现自身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早已被看成全球现代性建设不可离弃的资源，看作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文化上的适应性调整而共同推动全球人类文化的当代转型的过程。”[6]

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已经成为事实。而人们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时，现代性所蕴含的启蒙与野蛮、生存与毁灭的现实悖论也“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7]乌尔里希·贝克与吉登斯用“第二次现代性”表达了对现代性困境的自觉反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是通过对现代性的解构和重写来宣布经典现代性的寿终正寝。总之，矛盾重重的现代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认真反思中国本土的现代性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性困境逐渐转显现出来，并呈现出了二律背反式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发展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过于强调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又使中国的现代性充满了矛盾与分裂。但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8]因此，我们又必须努力完成“现代性方案”。正是这种理性与价值、发展与代价、和谐与冲突的内在悖论，使中国的现代性陷入了难以回避的困境。

1.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风险。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注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却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摩擦和冲突，忽视了对一些社会矛盾的妥善处理，结果陷入了异常复杂的社会风险之中，并导致了政府的治理危机。在我国，社会风险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后积累已久的传统的社会风险仍旧严重，难以化解。诸如人民深恶痛绝的贫富两极悬殊、官员腐败、干群冲突以及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等，这些传统的社会风险久难治理，反而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严重趋势。二是新的突发性社会风险层出不穷，难以预测。从多起反野蛮拆迁的自焚事件，到各种矿难事故频频发生，从幼儿园与小学生安全事件，到近期“公交凶杀案”，这些重大的无一不表明中国官民矛盾、恐怖袭击和劳资冲突等新的社会风险越加普遍且剧烈。更令人忧虑的是，传统的社会风险与新的突发性社会风险相互缠绕，形成了一个混乱的“风险场”，这无疑加大了中国社会风险的治理难度。一旦这些社会风险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理，并且越积越深，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2.环境的现代性困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繁衍和生存发展的绝对前提，没有自然界的馈赠，也就无所谓人的存在与未来。然而，现代社会却以发展经济为由，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通过不断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使自然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古老的“天人合一”境界成了现代人遥不可及的诗意想象。长久以来，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中国的生态环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 2010年年初，中国西南地区百年难遇的严重干旱，同年3月席卷全国21个省区的沙尘暴以及7月松花江污染事件，皆与一些地方为了经济效益而盲目地滥伐、滥牧、滥用水资源和滥占耕地有莫大关联。总之，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然界对我们的一系列报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能承受之重”。这也预示着，中国要摆脱环境的现代性困境，就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个体人的现代性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践行，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又不啻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人学革命。但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影响毕竟是双重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经典现代性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自主、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现代性精神也被当代中国社会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的模式，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繁荣，又使人们陷入对物质需求和感官享乐的极度依赖，人成了无可奈何的“经济人”、“功利人”。再者，当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始终未能摆脱政府权力过度地介入资源配置的状态，这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权力性、投机性色彩。在此背景下，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理性和冷酷，裸的利益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丛生。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使人与人关系的普遍疏离。于是，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这些就是当代中国在个体心灵层面正在遭遇的现代性困境。

三、和谐社会是现代性重构的价值与路径

现代性的三重困境已经迫使人们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重建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所谓现代性重建，就是要建构一种既能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现代性的风险和代价，并且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实践上既不同于西方的经典现代性，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模式，但是它又能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性成果及建设经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构建的现代性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1.“科学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准则。传统发展观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重片面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的发展当做医治一切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二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当作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任意掳掠资源的工具，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这样的传统发展观导致我国现代性陷入种种困境。而科学发展观摒弃了落后的传统发展理念，为中国现代性的重建开辟了广阔空间。坚持以人为本，是消除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出路。“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追求的人，因此，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既要努力改善民生，尽早实现共同富裕，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精神上主动关心人，给人以人文关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消除环境的现代性困境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又坚持生产方式的转变，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统筹兼顾，是摆脱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的根本方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城乡二元对立、贫富两极分化、劳资纠纷等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

2.“本土特色”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民族场域。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是多元的。艾森斯塔特认为，“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现代性与西方化是不相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10]38正因如此，“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的具有独特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10]91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中国异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理念要求中国在社会结构上不能照搬西方经典的现代性模式，而应该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模式。二是中国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社会理想决定中国在文化心理上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而应该兼容并蓄，塑造出一种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于一体的新现代性。三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遭遇的与西方相类似的现代性问题要求中国既要吸取西方现代性的经验教训，又要独辟蹊径地开创出符合时展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总之，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提出，不仅坚持了中国现代性重建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基本前提，而且彰显了中国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理论自觉和民族信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进一步为中国现代性提供新的意义。

3.“和谐社会”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当前，中国正处于严峻的社会矛盾凸显期，来自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风险层出不穷，交织并存，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巨大威胁。当社会风险成为中国最现实的现代性困境时，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无疑为我们超越风险社会和重建中国现代性明确了理论导向和价值目标。当然，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其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就中国社会风险现状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重点解决两大社会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解决好当前人民最关心的贫富差距、房价调控、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社会保障等热点民生问题，使人民群众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才，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近年来，我国突发性频繁爆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缓慢。一方面，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官员的“事后寻租”尚未得以根治，官员的“事前寻租”的腐败现象却日渐兴起。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各种意愿除了诉诸互联网和个别媒体，尚缺乏直接畅通的表达渠道，而群众正当的上访、举报等合法的民意表达又常常受到忽视，致使人民群众的许多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其结果往往造成官员的腐败现象治标不治本，人民群众的民利难以得到尊重和保障，从而导致官民之间缺乏互信，官民矛盾越积越深。从根源上看，预防和治理风险环生的突发性，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高度的民主政治下，扩大人民群众民主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人民群众的民利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利，才能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执政方式，重塑政府与民众以互信为基础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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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思想影响研究”（11JD710048）； 广东省高校思政课题（2012ZY036）。

作者简介：蔡卫华（1977-），女，广东湛江人，湛江师范学院讲师，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