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1.中国石化国际旅行社，北京100728；2.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200237；

3.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200237）

摘要：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置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必然围绕社会与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及公共福利共享，促成社会结构的合理重建和良性整合，最终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通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公共福利的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社会发展的科学化以及制度供给的本土化和制度调试的常态化等，实现国家职能范围的可控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及国家能力的支配性。

关键词：社会现代化 国家建构 国家职能 国家权威 国家强度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08－03

现代国家启蒙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现代化的政治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有国家无社会”的偏执到“有国家有社会”的盲从以至“回归国家”热潮的兴起，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尚未尘埃落定之时，现代国家建构被历史地提上了日程。

在“回归国家”的大潮中，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既要拓展全球化情景下的横向视野，也要考察历史传统的纵向延续，更要立足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观照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量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本文尝试从概念的清理入手，提供一种基于中国国家现实的考察，并借此对中国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作出策略和路径说明。

一、现代化逻辑的“社会现代化”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鲍宗豪教授指出，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将“现代化”作为人类奋斗目标，都是以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策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不同视阈中的现代化逻辑均有其合理性，然而，核心问题则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

进入21世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二次现代化。日益凸显出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与趋势。历史无法重演却惊人的相似。社会现代化也以其独有的问题域和特征跃入中国现代化逻辑视野并为人们津津乐道。笔者以为，第一，前现代化事实和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现代化关注社会、社会发展，倡导公平正义、公共福利，谋求社会成果与社会共享。第二，鉴于转型时期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相对固化的既成状态和趋势，社会现代化在“流变”的发展过程中，寻求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重建和社会的良性整合。第三，伴随资本全球化、全球都市化、文化大众化、休闲普遍化、消费多样化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2]。以提高和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为其题中之义。

二、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中国特色

综观现代国家建构的相关研究，有学者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以小见大描述现代国家的特性，如历史学家布莱克认为，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要特征，即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为决策的强化）、法律规范的普及（同时导致官僚机制的发展）和公民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扩大[3]；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非均衡的，指出现代国家应是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相均衡的统一体；还有学者从权力的集中、渗透与重新分配等运作角度来建构现代国家建构的理想型。

无疑，诸多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与探索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价值。然而，作为一种理念，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国家构建需要置于中国的语境，尊重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发展现实，尤其在中国寻求社会现代化抑或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中国国家构建有中国自身的国情和特色。总体来说，体现了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国家建构的过程性和复杂性。转型中国既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次现代化使命，又要迎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第二次现代化的重任，双重现代化的叠加和张力共同构成了社会现代化的后果。社会现代化的多维目标型塑了国家建构的多重任务，呈现出过程性与复杂性的特点。然而，“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虽然在发展序列上处于落后和被动地位，但却有着特殊的‘后发优势’”。

第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统一性和非均衡性。现代国家自然相对传统国家而言，“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4]。其裂变性要求行政机构成功地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加以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建构又要求解决“权力归属、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的制度性问题”，或者说是“现代国家根据什么制度规则来治理国家的问题”，这便是“民主-国家的建构”。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同时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在中国，二者既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又存在着非均衡性的特点。

第三，中国国家构建面临结构性矛盾。如上所述，多重现代化叠加的中国国家建构，需要政治结构的调整和国家权威的重建，在完成自身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过程。然而，“政治变革导致传统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发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普遍的失范；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而这又使政治结构的转型胎死腹中”[5]。在国家结构调整和权威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国家建构却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这一结构性矛盾也成为中国国家构建的共生性特征。

三、社会现代化与中国国家构建

对于“国家”的研究可以来自于不同的角度，多数国家理论都对其作了源于自身的阐释。多元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利益裁判机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或以压迫从属阶级或以缓和阶级冲突来维系阶级制度；新将国家描绘成自利之怪兽。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中，是否存在一种既搁置争议，又无碍于国家构建的更一般的探索。对此，笔者愿作一尝试。

现代国家构建，可从三方面认识：第一，国家职能的范围。福山称之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就是国家活动的总的方向和国家的使命和目标。第二，国家权威的来源。萨托利认为，权威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以价值符号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其实质是权利义务关系。即国家权威来源的正当性直接关乎对权力的非强制性服从的自愿性，从而被认为是正当的权力。第三，国家能力的强度。福山认为，这一能力是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或制度能力”。在社会现代化的关照下，构建的是“国家职能范围可控性、国家权威来源合法性、国家能力强度支配性”的现代国家。

（一）国家职能范围可控性

现代国家的职能，尤其是社会职能出现了扩张的趋势。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能力加强，国家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致使国家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得到不断拓展。中国国家职能主要体现为“提供公共物品、削平经济周期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限制贫富差别，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物质生活保障”[6]。随着社会现代化不断推进和持续深入，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在社会现代化发展所能容纳的国家活动方向和目标中实现国家职能的可控性。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关注社会和社会发展并促成国家职能，特别是社会职能的转向和重塑，甚至凸显和强化某些目标和职能，从而有效达致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第一，凸显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在社会现代化之社会公平、公正的关照下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化。第二，强化公共福利社会化。一方面，主动退出并促成更多社会力量和中介组织的介入以解决中国公共福利服务供求严重失衡的状况；另一方面，让公共福利惠及不同社会阶层，实现公共福利社会共享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二）国家权威来源的合法性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统治（权威）是一定人群服从特定命令的可能性。“统治（权威）在此意义上可能是基于各种不同的服从动机：从最简单的习惯到利益的最纯粹理性计算。所以，各种真正的统治形式，都意味着最起码的服从意愿，亦即服从的兴趣（基于内在动机或真诚的接受）。”但任何国家权威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可能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建立-维护-衰落与危机-新合法性的取得”便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辩证否定过程。同理，社会转型期也正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考验期和确证期。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和重组极易消解国家权威合法性的传统基础，而现代国家构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渐进式努力。但中国依靠历史和传统以寻求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时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渐行渐远，而以“经济增长抑或发展”的替代性战略当前也显得捉襟见肘。或许寻求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正是社会现代化带给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福音。

第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体系有效性或政治绩效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特定支持，而政治文化则是散布性支持。前者具有功利性的特点，一旦绩效不佳便会失去支持而陷入合法性危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即是在一种平等、参与、非崇拜性、非强制性、非垄断性的文化中，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手段，从而赢得人民的散布性支持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

第二，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社会现代化要求关注社会和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科学化和文明化就需要突出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城乡、区域、工农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达到社会发展的科学化、文明化，并成为国家权威合法性来源。

（三）国家能力强度的支配性

福山认为，国家能力强度包括“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及制定法律的能力，高效管理的能力，控制渎职、腐败和行贿的能力，保持政府机关高度透明和诚信的能力以及执法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国家能力强度是“国家抗拒固有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利用外部压力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重塑社会与经济结构，将国家导向健康道路的能力。”[7]因此，在社会转型期考察中国国家构建，国家能力强度则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促进与控制社会发展的能力。可见，其核心方面是制度能力。然而，转型时期和社会现代化期间的中国国家构建必然面临着外部制度输入的冲击。如何建构一种既汲取他国制度之善又合乎中国国情，既顺应社会现代化的趋势又具支配性的国家能力强度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

第一，制度供给本土化。社会在发生剧烈的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制度短缺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社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制度供给的不足或短缺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能力。制度的短缺又必然带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即由谁来供给新的制度，哪些制度对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应当如何设计？制度供给的本土化要求外部制度的输入与内生性制度的如何契合。历史证明，“国家构建和制度改革的成功实例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社会对制度强烈的国内需求的时期”，因此，始终以制度需求为导向，通过全面设计、因地制宜的借鉴、内化为本土化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制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

第二，制度调适常态化。社会抽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规范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概括了国家能力的一般向度。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抽取方式的失当致使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抽取能力与社会控制能力发生冲突、社会失控必将危及国家生存。从而通过界定有效产权以求得经济增长并获得社会资源的社会规范能力替代社会抽取能力以缓解危机。过强的控制与规范又需要借助以制度创新为标志的社会适应能力来释放被消解的社会活力[8]。因此，如何在社会转型期谋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适应，以保证社会活力和国家能力的支配性，推进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行常态化的制度调适。以制度能力的强化与社会适应力的增强为目标，诉诸制度的调整、变革与创新，并使其持续化、常态化，实现国家支配性能力和社会的可持续现代化。

总之，在中国推进社会现代化、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考察中国国家构建，围绕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公共福利共享，促成社会结构的合理化重建和良性整合，最终改善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状态。通过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公共福利的社会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社会发展的科学化以及制度供给的本土化和制度调试的常态化等，实现国家职能范围的可控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以及国家能力的支配性，从而完成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当然，如社会现代化一样，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也是不断探索、持续推进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鲍宗豪.“科学发展”的逻辑意蕴[J].学习与实践，2007，（7）.

[2] 鲍宗豪.社会现代化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重构[J].中州学刊，2008，（1）.

[3] 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董云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4]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 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

[6] 王效民.市场经济与历史传统：解读中国社会的特殊性[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7] 黎静.后发展国家的国家能力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三国的国家能力比较[G]//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Society modernization and China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LI Zhan-feng 1,3;REN Fu-bing 2,3;GUO Qiang 3

(1.China petrifaction international travel agency,Beijing 100728,China;

2.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East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7,China;

3.Literae humaniores academe, East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 China's modern states need to build modern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it is on soci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fair justice and public welfare share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sound of modern "peop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xistence of state. Through the public service equilibrium, public welfare of socializat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ecular of social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nd system of the local supply and system debug normality, and achieve national capacities of the scope of the legality of state authority controling, and the ability of gender.

Key words: society modernization ; state construction; ; state function; state authority; state inten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