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

摘 要 建构主义被视为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建构主义指出，国际无政府状态只是由国际行为体建构的一种文化，以此来批判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把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先验给定的因素，当作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加证明的起点；建构主义提出，既然国际结构是一种文化，它就既可以被建构，又可以被分解，以此来批判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结构的高度稳定性意味着它具有不可更改的性质；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建构作用，以此来批判新现实主义的立论：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动力。

出于上述分歧，建构主义从3个方面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批判：

第一，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只是由国际行为体建构的一种文化，是可以被改变的，它并非是一个独立于国际行为体互动作用之外的恒定因素。而新现实主义把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先验给定的因素，当作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加证明的起点。它认为，无政府状态永远只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自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

建构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文化是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为基础的，即国际社会处于相互敌视、相互残杀为特征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一种国家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如果国家间关系的目的只是为了摧毁和吞并对方，国家间的行为特征是各方力图改变现状，那么这些国家之间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导致霍布斯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则不同，国家不再相互视为仇敌，不再以消灭对方为基本目的，它们承认相互的生存权利和财产权利，典型的标志就是威斯特里伐利亚体系对的确认。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关系，虽然利益冲突会使国家使用武力，但是征服他国和侵占他国领土已经不是主要目的，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维持现状。从1648年至今，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低死亡率说明洛克文化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如果我们还是处于相互敌对的霍布斯文化，那么强大的国家早就把弱小的国家吞并了。康德文化则是以国家之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这实际上是安全共同体的形式。这种文化体系的显著特征是非暴力和互助。

温特认为：虽然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都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文化形态，但其内涵截然不同。因此，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无政府文化。至于哪一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则要看作为行为体的国家怎样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文化建构了。温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著名论断是：“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建构主义通过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从根本上对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不需证明的先决条件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础。

第二，在对国际无政府状态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建构主义提出，既然国际结构是一种文化，它就既可以被建构，又可以被分解，即国际行为体能够改变国际结构，而不是只能对国际结构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新现实主义却认为，国际结构的高度稳定性意味着它具有不可更改的性质，虽然结构的表现形式可以改变，但国家的自私本能和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因此国际政治的性质也永远不会改变。

第三，建构主义尤其强调“观念”的建构作用，它认为单纯的权力和利益是很难解释国家之间关系的。在新现实主义看来，权力和利益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动力，它认为“观念”只能起到无足轻重的解释作用。而建构主义批判说，新现实主义上述观点的缺点在于，它把观念仅仅作为单纯因果理论中的另外一个自变量，认为脱离了“观念”，权力和利益照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建构主义把“观念”包括进自己的理论建构之中，它认为“观念”最重要的作用是建构作用，不是因果作用：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并且对国际政治产生作用，首先是因为“观念”在发挥作用。

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以德国和丹麦的关系为例，论证了“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温特指出，德国和丹麦的国家权力（实力），在1940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由于1940年德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不同于2000年德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德国的军事力量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并因而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德国国家利益的内容是根据德国对它和丹麦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而确定的，即是根据涉及自我和他者的“观念”所决定的。德国在1940年把丹麦视为敌人，在2000年则把丹麦视为朋友。简而言之，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是很难解释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因为如此，“观念”不是另外一种可有可无的，或剩余的变量，其作用也不是只能用来解释权力和利益没有解释到的现象。“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