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 张立洁

张立洁，媒体人。第二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得者，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家银奖，2009年曾被提名参选ICP Infinit Awards青年摄影师奖，2012年成为第四届Anthropographia Human Rights Through Visual Storytelling Award候选人之一，作品在纽约、连州、平遥等摄影节展出，11月刚刚获得第二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典藏大奖。

如今在摄影界崭露头角的张立洁在大学的专业是新闻。

和如今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校园里的张立洁属于不太正儿八经上课的学生，感兴趣的课会比较认真的做作业，不太在乎的课及格就行，迫不得已的时候，考试前一两天复印别人的笔记，使劲背。毕业后，张立洁觉得既然学了新闻还是应该找媒体单位实习，正赶上现在的杂志当时正在改版招人，就报名实习；虽然当时还是研究生二年级在读，但还是被招了进来。

然而，艺术的因子也一直潜伏在她的身体中。张立洁在高中时候学过三四年画画，早年的艺术训练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当她开始记者生涯后，因为稿子配图的需求，她在2004年夏天花了全部的积蓄，购齐了摄影装备，执起相机。

张立洁的第一组摄影是拍天津一个收纳智力障碍孩子的保育院，她去那前前后后拍了有两三年，一些智障、早产、脑瘫，还有国际脸（指不管什么人种长的脸都一样）的小孩子。张立洁一有空的时候就去拍，在她的回忆中，这段经历颇为难忘。那时候没动车，保育院是在塘沽，不是天津，所以没有直接到的火车。张立洁一般早晨五点多出门，去赶一趟早晨六点多的车。如今火车票都攒了一大沓了。对张立洁来说，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磨练，磨练她摄影的基本技术、对影像基本的感觉。因为她以前没有跟人专门学过摄影，最多是看一些别人拍的照片。当时的钱都要自己掏，车票30多块钱一张，往返就6、70，再吃顿饭，100多块钱，所以即使去的次数多了，但总体说也不是很多钱，自己也还能承担。

使张立洁走进大众视野的的无疑是她的《SARS背影：非典后遗症人群纪实》系列。

2003年非典时，张立洁正在北京，因为瞒报，导致病情爆发，医生不顾后果地大量使用激素，（激素用多了会导致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被喻为“不死的癌症”）制造了大批的非典后遗症患者。所以在张立洁看来，非典并非一个纯粹的自然灾害。当时还有这么一句话：非典让我们了解了信息公开和透明对于突发性公务事件的重要性。2007年春天是非典四周年的日子，张立洁开始了采访工作。非典后遗症患者多因在非典紧急治疗期间大量注射激素类药物，病愈后很快有人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以及肺部功能障碍和其他药物副作用反应。大部分人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最严重者已更换股骨头关节。而据现有医疗水平，人造关节难以再次更换，且寿命预计只有十几年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中的很多人将不得不在床上度过生命的后半程。而绝大多数后遗症患者都已经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要么“退休”在家，病情严重者才有机会住在小汤山疗养，但相关的各种经济待遇、医疗费用、职务晋升问题未能完全解决。张立洁采访的时候，学新闻的敏感让她觉得可以为她们做点什么，于是她就留下了旁边几个患者的联系方式。

2008年，张立洁所在的媒体制作了“非典五周年”专题，然而2008年的地震、雪灾、旱灾等灾让我们迅速地遗忘了这场令我们胆战心惊的瘟疫，就像遗忘所有曾经让我们不堪的事实一样，时光如水流去，剩下的，我们把它们叫作“历史”，明亮，光鲜，洁净，典型，看上去坚不可摧、无懈可击、字正腔圆，令人安心。

在张立洁的镜头下，当年仅用7天时间就建立起来的“奇迹”小汤山SARS临时病院，早已人去楼空，过道内灰尘堆积，柳絮满地。病房内床铺狼藉，像是紧急撤离时胡乱翻动后的样子。草木从病房外的水泥路面的缝隙中疯长，现出一副衰败的模样。从2007年起，陆续有小道消息在小汤山疗养着的SARS后遗症患者中流传，说病院要拆掉。这片板房至今没有拆掉，废弃在小汤山疗养院东边，少有人走近。某SARS患者的肺部X光片，散乱堆积着薄棉被的病床，留在诊断室桌上的药瓶、注射器、导管，躺在过道杂物堆里的装尸体用的黄色塑胶袋，等等，也都一一留在了张立洁的镜头里。

我想，张立洁所拍摄出的“后遗症”，不仅仅是照片里那些人身体和心理上的，更大程度上，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

非典拍完后，张立洁的下一个选题也与自己的工作有关。今年4月2日自闭症日，张立洁去参观一个自闭儿画展。从他们那些画中，她看到了特别闪光的东西，美好而珍贵。此后她便一直跟踪这个项目和题目，开始拍摄。

拍的时候张立洁就在想，怎么能跟非典有些不一样或者突破，但这个时候她觉得，首先是被这些小孩的画打动，如果照片里不能把他们这种最打动人的东西展示出来的话就只是一个肖像，没有背后的故事，因为他们太特别了。张立洁觉得要有一种足够特别的方式把他们这种特别的东西展现出来：他们不会表达，可能画画本身使他们唯一跟外界沟通的渠道；自闭症之所以自闭是因为他跟外界缺乏这种正常意义上的互动，并非他成长环境孤僻没人理他。其实是神经系统发育不健全，出现问题了，某种意义上，自闭症不是我们想象中是情绪或心理疾病，可以通过调整获得改善。而绘画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个投影，我们可以通过画猜想他们精神世界，就像时光穿梭的某个特定小口子，张立洁想，如果他们看自己的画展在墙上，也许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他们会高兴。他不会正常交流，但不代表他完全不懂。

拍摄过程中自然有忧愁有欢喜。张立洁最开始都是因为工作接触到罕见病群体，然后这一主题慢慢地发展成她的摄影项目。过程中，让张立洁真心觉得困难的在于处理被拍摄对象的关系。有些受访者在采访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反悔了，但这时采访稿和照片已经到网上有一段时间，导致张立洁到处去找网站，联系版主，一个网站一个网站地删，因为转载的人太复杂，很难完全删干净，张立洁因此甚至受到威胁。拍自闭症患者的时候，受到许多家长的拒绝，即便中间同意，但其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也没成功。而且，因为拍摄群体的特殊性，配合度低，所以张立洁只能选择用数码，抓下来的瞬间都是经过筛选的，而且必须使用脚架。

当然，也有特别顺利的时候，许多病患也会组成病友组织，会一起去上画画课或做面包烘焙课，家长之间互相都认识。张玉婷是她拍的第一个，拍完了以后大人一看说真好看，从来没见过婷婷这样，这样就打动了另一个妈妈，说你们什么时候来拍我们家孩子啊。拍完了以后，有些家长就把拍摄的工作照发到微博上了，后来就像打仗，一下占领一个堡垒一样，形成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之前的罕见病的那个还是会继续拍下去，虽然拍得很纠结，新的这种尝试究竟合适不合适，大家会不会觉得在展示他们的一种病态，会不会有太猎奇太刺激的东西，我不太确定”张立洁说到，她觉得自己拍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把罕见病患者的现状呈现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她的镜头了解他们的状况，但如果以一个新闻作品来衡量的话，有人会质疑作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比如说被拍摄者的姿势、眼神，可能受拍摄者的影响，“因为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一定有你主观的理解和对现场的控制，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和这些人内心真实是统一的，我想很多人都是认可这种统一以后，才会这么感动。这种理解也是基于我对这件事情本身的这么一种判断。我也是先得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无辜，他们究竟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肯定是在内心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以后，我才会去选择他们用什么样的一种表情，什么样的一种姿态，再结合现场的一些环境的客观因素，然后决定最后一张照片的构图。”张立洁解释道。

在罕见病这个系列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以简单的室内环境肖像形式出现的，张立洁大多利用室内的自然光线，通过胶片机和数码相机一次成像。被摄者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用一种平和、自然的面貌出现在受众的面前。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卑怯、惊怵、不安和颓败，更多的是一种坚毅、隐忍、自尊和淡然。从这些简单的肖像里，我们感知到了双方的互相认可与默契，拍摄对象对摄影师的信任也是对其人格的一种肯定，所以这些影像便具有了一种平等、互知的气质。摄影用传统的手法切入，她的视角细腻，温情，充满了真诚和关怀，从而给了这些特殊人群以勇气和尊严，让他们勇敢地走到镜头面前，向这个世界发声，这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事情。

我想，与其说张立洁是一个摄影师和媒体人，不如说她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用图片讲故事。好的作品都可以让人从作品本身读到背后的故事或者是看见似曾相识的自己。在这种平等安静的图片氛围里，张立洁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