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6 02:47:28
2008年至今，对国人来说，“地震”这两个字眼绝对是无法陌生的。汶川、玉树，这两个西部小城也以如斯悲壮的方式，走入人们的视野，也走进了刘吉夫的生活。汶川：初次应对大地震
刘吉夫，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早年从事地震地质研究，曾于2002年考入中国地震局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颐院士。毕业后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师从现任副校长史培军，精力也转向地震灾害基础研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彼时，刘吉夫的博士后研究尚未出站，但震后不久，就在史培军教授的带领下，先后参加了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和国家减灾委――科技部抗震救灾专家组，多次奔赴地震现场开展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并参与完成了汶川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
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支持下，刘吉夫率组对“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技术研究”之子课题“地震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技术研究”开展了攻关工作，希望能够通过整合多源数据，在地震危险性分析、人口和建筑物、生命线工程易损性研究和损失评估的基础上，综合研判地震的灾情发展趋势，分析其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洪水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研制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系统，建立一套快速反应、运行可靠、准确决策的灾情综合应急研判与风险分析技术体系。同时，通过研究地震转移安置的快速评估方法、优化模型和效益评估模型，开展地震转移安置快速需求与资源供给评估、优化和效益评估，为应急救灾决策提供服务。如果该研究圆满完成，将会实现地震灾情综合研判与风险分析领域的两大创新，即上述建立一套科学的“地震灾情评估与风险分析系统”以及“地震灾情综合研判和风险分析系统”。
但是，尽管目标明确，刘吉夫所面临的难题却不会因此而减少。从数据获取上来说，由于我国目前数据共享机制匮乏，获取高质量的历史灾害数据和实时灾情尚有一定难度。再加上我国人口分布不均衡、建筑物结构种类多样，生命线工程数量众多，需要开展大量实地调查研究，难度较大。另外，次生灾害(地质灾害和洪水灾害)灾情评估和风险分析、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模型集成也是他需要攻克的重大技术难题。
玉树：调研与沟通一般重
2010年“4・14”玉树地震之后，作为国家减灾委现场灾害损失评估组专家的他，又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为了满足国务院迅速查明一线情况的要求，刘吉夫一行6人，克服了高原缺氧等困难，对灾区人员伤亡、医护措施、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破坏等众多情况进行了细致周密的调查，终于在一周之内将地面460多个点的现场资料全部搜集齐备。在刘吉夫的认知中，玉树地震比较特殊。一是地处高原高寒地区，严重缺氧；二是玉树是一个少数民族群居地，其中尤以藏族为主，占了少数民族人数的95％；三是玉树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灾后重建中对生态保护的要求比较高。到玉树，他和工作组的伙伴们闯过了“高原反应”的第一关，又开始面临着新的问题一沟通。“如何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我们并没有充足的经验。所以，真正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很了解藏族同胞，同样地，他们也不是很了解我们。当时，、医疗队、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地震监测工作队等，进驻了几万人，大多数都是汉族人，大家彼此之间都需要一个沟通和适应的过程。”刘吉夫举例说，“到玉树后，我们需要进行现场的调查和评估，但是必须有藏族导游随行，不然，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我们很难与之交流。”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刘吉夫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将自己携带的干粮送给藏族孩子等等。逐渐地，他们同藏族同胞之间的关系融洽起来。而看到他们很累或者因为爬山透不过气的时候，藏民们也会热心地将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奶茶、牦牛肉等送给他们。在那种物资缺乏的时刻，他们最终也没有接受那些食物，却对藏民们的情谊深表感动。他认为，这种沟通不仅是开展震后调研的关键，也是进行灾后重建的必备因素。
而关于玉树地震倒塌房屋数目可观，刘吉夫在国家减灾委论坛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玉树地区的房屋多为藏族建筑，其主体用木、黄泥砌成，屋顶却是用水泥钢筋浇筑成形形的款式，是典型的重屋顶而轻墙。这种头重脚轻的建筑，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容易倒塌。另外，采挖冬虫夏草是玉树地区的重要经济来源。据说，挖一个月的冬虫夏草可以卖到八九万。四五月份，正是采挖季节，所以，高山峡谷河流两边的房子一栋挨着一栋，房屋密度很大，人也很多，地震一来，整个儿跟多米诺骨牌似的，根本没办法疏散。”
在严密的调研结果和深刻的思考基础上，刘吉夫撰写出玉树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至此，他已两次成功应对地震灾害，这不仅向世界展现了北京师范大学在灾害科学研究领域的先进水平，而且汶川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和玉树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审议通过后，也为国家制定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震后：将预防提上日程
身临两大地震现场后，刘吉夫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预防。
“我国大陆处在欧亚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包围之中，构造比较特殊，很多地震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国的地震研究很有特色，也吸引了国外很多灾害学家的关注。可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但是技术和工程领域却不是很出色，今后，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侧重，为后代造福。”他认为，正因为中国地震的特殊性，更要加强地震预防教育，要从学生抓起，逐层深入。
汶川地震后，受成都教育局所托，刘吉夫在地震预防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撰写了两部中小学防灾减灾教材，希望能够通过汶川地震的教训，将互助互救的技能提高起来，贯彻到中小学生的头脑中，防患于未然。“从整体上来说，其实，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也应该设置安全课，否则，从整个安全教育体系上就会出现断层。只有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形成完整健全的灾害预防体系，才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在防灾减灾方面就有很多的实战经验，既有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有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环境学院等，课程设计上比较系统，形成了深厚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且在该领域人才辈出，完全具备进行防灾减灾高等教育的能力。
对于防灾减灾，刘吉夫总是强调“意识”，只有加强防范意识，才能培养出强大的防范能力。这种重视，不应该单纯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重视，而应该是社会主流意识上的重视。“相对于安全生产，显然，我们对防灾减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充分。防灾减灾意识的提升，不是朝夕可至的，它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目前，刘吉夫依然专注于地震灾害研究。“其中一个是地震灾害综合评估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在灾害发生时自动评估出人员伤亡及转移数量以及粮食等物资的运输状况，以便于快速救灾，满足转移、安置人口的需求；一个是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区划工作，用以了解在国土上，哪些地方灾害的风险等级高，并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地区做出不同的规划。”
地震的惨烈，灾后重建的艰难，在他看来，我们无法避免，却可以从源头做起，从防灾减灾做起，让伤害尽量降低。经过这些年的边行走边思考，他对下一步的目标已经更加明确，就是要实实在在地“抓”应用，为我国的地震防灾减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