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村的电商扶贫尝试

王顶银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犹豫了一会儿，又把这支烟夹在了耳朵上，俯身抽出一个脏得黑漆漆的已经看不出什么材质的盒子，里面装着烟叶和烟纸。“烟叶十块钱一斤，一斤能抽一个月。”他边卷烟边说：“这包烟要30块钱一条，不能多抽，得和卷烟搭配着来。我之前是有个烟杆的，三十年前上学的时候被老师没收了，要不然烟纸也能省下”。他舔了一下烟纸，一支卷烟如变魔术般成型。

对于王顶银来说，需要省着用的不仅仅是烟和烟纸。他是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永兴村的果农，每年收入3万元左右。这个村子也是四川省的贫困村，年人均收入5000元左右。王顶银种果树的收入要养活五口之家：5岁的女儿，9岁的儿子，有胃病的妻子，还有82岁的父亲。前年，这户人家刚刚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不过，原因并非是家里的收入有了提高，而是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政府为了防止有人骗低保金，提高了低保标准。

去年冬天，几近身无分文的他又四处向多位亲戚借了三千块钱，才让一家人过了一个像样的春节。几十年来，王顶银的生活一直在一个循环之中：务农，养家，借钱，务农，养家，借钱……这种循环使刚过四十的他倍显苍老。

从去年开始，他似乎看到了打破这一循环的曙光。王顶银加入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参加了一个名为“善品公社”的电商扶贫公益项目。2015年起，国务院扶贫办将电商扶贫作为力推的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民间和官方就此都多有尝试。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善品公社”项目，亦是试通过互联网电商帮助当地果农销售水果，打破农民务农不挣钱的状况。

与其他“电商扶贫”最大的不同是，善品公社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信誉作为背书，尝试建立农产品生产标准，帮助当地果农树立品牌，并将销售利润绝大部分返还村民。“有了电商和品牌之后，我们的大樱桃就能卖出好价钱，再也不用忍受经销商的压价了”。说到这儿，王顶银笑了起来。阳光透过房屋墙上的砖缝，照在他被烟熏黄的牙齿上，也晃得他眯起了眼睛。

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从来没有捷径可走。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消除贫困的奇迹举世瞩目，如今剩下需要攻坚的贫困地区，不少是位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极不方便的区域，脱贫难度极大。二十年前，王顶银的村子曾发出“要想富，多种树”的口号，可惜没有改变贫困的状态。他们也曾寄望于“要想富，先修路”，无奈山实在太高，仅有的水泥路承载不了脱贫的梦想。

互联网时代，带来了突破地理阻隔的希望，类似善品公社这样的项目，已经带来了农民收入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互联网商业在传统农业购销模式、惯性思想观念、人才严重缺乏的背景下，在当地自然和制度环境制约下，是否能够实现“脱贫”的目标，仍需摸索和观察。

山路五十弯

中午时分，一辆沾满泥土的农用三轮车晃晃荡荡停在了王顶银的房前。车上的喇叭叫喊着各种蔬菜的名称。王顶银凑上前，从车的最里面扒出几棵白菜，这是车上最便宜的蔬菜，也是王顶银家餐桌上一年四季最常见的菜。

卖菜司机擦着头上的汗，炫耀地说：“我的菜和山下市场价格一样”。这的确是他可以炫耀的理由。王顶银的房子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顶部，这个村子400多户村民也大多居住于此。下山到市集有23公里，只有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仅能容许一辆车通过。路的一侧靠山，另一侧是陡峭的斜坡，180度的转弯有五十多个。经常有车因转弯不及时冲到斜坡上的农田里。就在今年年初，还有一个村民骑摩托车上山时摔断了腿。

这条路对于王顶银来说，或许安全得多，因为他根本就用不起摩托车。一匹两岁的母马是王顶银的交通工具。这笔账在他心里算得很明白：一辆摩托车需要三四千元，和一匹小马的价格差不多，但马不需要烧汽油，只需要喂自家的玉米秸秆。更重要的是，母马长大后，不仅能下崽，以后卖出去还能挣个喂养费。唯一的不便是，“牵着马进城时围观的人太多了”。

马圈在王顶银的房子旁边。站在马圈里，能够从房屋墙上的砖缝看清屋里的情况，甚至还能看见从对面墙的砖缝透过来的光。这并不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房子。2008年汶川地震后，王顶银的老房子被震成了危房。当地政府补助3万元，王顶银四处借筹了3万元后，盖成了这座“透气良好”的房子。

谈及现状，王顶银认为两个因素导致了他的贫穷：一是道路崎岖，二是缺水。汉源县年雨量偏少且不均。1990年代，为了帮农户脱贫，政府决定推广果树种植，发出“要想富，多种树”的号召。但果树种植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当地一位农业专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个地方连玉米等抗旱的作物都难以忍受，种植时还需要加盖地膜以保持水分，并不适合发展果树种植业。“但是种粮食不挣钱，为了脱贫，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专家无奈地说。

缺水最严重的时节是冬季。这时降水最少，而果树却最需要灌溉。王顶银就会牵着马到山下拉水，一次200斤，一天两次。除了灌溉，生活用水只能多次使用：洗脸、洗脚，最后喂牲口。

年轻的时候，王顶银也曾出去打工。妻子就是他2004年在四川省甘孜州一个金矿打工时认识的。有意思的是，妻子是当地的藏族，因为觉得他的生活水平好才改嫁他的。“她看到当时我们顿顿都能吃玉米面，所以跟了过来。”王顶银说。

不过，找到老婆后，王顶银回到了老家，再也没有出去打工。一方面，父母、妻子先后患病，家里劳动力只剩他一个人；另一方面，打工也经常拿不到工钱。“不光是在外地，就连自己家门口的活儿也要不来工钱”。王顶银恨恨地抱怨，去年村里集资修路，五千块钱的工钱到现在还没有要到。“包工队说上面没有结账，所以没有钱”。而且，集资修路的流程是，先集资，后修路，最后结算工钱。为此，他还交了两千多元修路钱。“不交钱，不让走这条路。附近一户，用家里年猪抵了这笔钱，过年都没有吃到肉。”

最近，村子里还要修另一条路，王顶银的心情是又盼又怕：修路是好事，“要致富，先修路”的标语他早已熟记，但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掏得起这次集资的钱。王顶银只能寄希望于八亩果树――400株樱桃树、300株苹果树以及近千株李子树。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这些果子能够卖出好价钱。

果贱伤农

水果卖出好价钱的愿望，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相比种植粮食作物，种果树、尤其是樱桃树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在种植果树的最初几年，只有小学文化的王顶银只好自己摸索，产量始终上不去。在此期间，政府也曾组织农业专家讲课，教授村民水果种植技术。问题在于，讲课的地点是在县里，不仅路程远，而且农业专家白天讲课，而农民白天需要务农，所以王顶银即便想去，也没时间去听。

好在这个村子大部分农户都在种植果树，许多种植问题相互探讨、打听也就慢慢解决了。果树产量慢慢得到了提升，尤其是整个村子樱桃的产量已超千吨，但王顶银等人的收入却没有改变。

谷贱伤农、果贱伤农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民。在樱桃成熟季，大批樱桃上市，但价格决定权却在收购水果的商贩手中。“他们说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王顶银说。收成少的年份，价格就高些，收成好的年份，价格低。所以平均下来，每年的收入差不多。

王顶银曾不愿接受水果贩子的价格，自己牵着马一筐筐地运下山，拉到县里去卖。虽然卖的价格会高于水果贩子给出的价钱，来回路上的花费却抵消了大部分差额。而且，当地市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流传着一个谣言：这里的大樱桃都是靠农药催起来的，吃多了对身体有害。不善言辞的王顶银无法解释，更何况他心里也没数：“各种农药都是靠着经验喷的，谁知道超不超标。”

王顶银的村子于2012年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他也加入其中。合作社的发起人是村主任黄成名。年过五十的黄成名至今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村主任。他同样也是果农，而且樱桃种植面积要比王顶银大得多，有20多亩。 一匹两岁的母马是王顶银的主要交通工具。母马长大后，不仅能下崽，以后卖出去还能挣个喂养费。唯一的不便是，“牵着马进城时围观的人太多了”。

黄成名是这个村子种植果树的探路人。20年前，作为村干部的他，率先响应政府要求改种果树的号召。对于用水，他修建了蓄水池，积攒雨水和渗出的地下水。更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果树种植经验。此后的十年，他先后摸索了十多个品种的水果，包括李子、梨、苹果以及大樱桃。仅梨的品种就来回试了三种。“当时很盲目，看见什么挣钱就种什么，多次更换品种的结果是根本没有挣到钱”。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试错，终于确定下来合适的品种。这些品种也成为其他村民后来种植的对象。

为了和水果贩子抗衡，黄成名曾代表农业合作社与水果商贩谈判，但效果有限：成立合作社之前，村民必须自己将果子运下山，送到水果贩子处，现在水果贩子会定时上门收购，相当于为果农节省了运输的时间和费用。但最重要的价格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经销商手中。

去年，一家当地的超市集团向黄成名开出了一个高于水果商贩的价格，希望承包当地的樱桃。黄成名犹豫了几天后，拒绝了：超市要求必须按月结账，但村民交与合作社果子却需要现钱，一来一往，合作社需要垫付数百万元，根本无力承担。

共同利益的红线

2014年12月，善品公社项目的几位年轻人找到了黄成名。这个项目一方面想通过互联网销售的形式，帮助村民高价出售手里的水果，减少中间商环节，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让消费者吃到放心的水果，最终形成一个农民获益、消费者放心的良性循环。两个愿望实现的基础是建立一个有价值的农产品品牌。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多年以来，扶贫的传统做法是先向社会筹集资金，然后将筹来的钱用来帮助扶贫对象。这种无偿给予的方式，对于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来说帮助很大，但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不好，因为会助长他们的依赖心理。“所以我们一直在尝试新的做法，想用市场的办法来扶贫。”刘文奎说。此前，该基金会已经利用这种模式帮助雅安另一个村子销售猕猴桃十多万元。

用互联网销售，黄成名也曾仔细考虑过。这个村子许多人家早已有过“淘宝”的经历。但开一家网店不仅需要繁琐的注册程序，更需要专业的运营人才，但村里连懂电脑的年轻人都没有几个。而且，他还听说许多网店需要花钱“买流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令黄成名望而却步。善品公社答应他们不用考虑网店运营问题，村民所要做的就是按照规定种植、提供符合要求的水果。

但冠冕堂皇的话语不能打动村民。善品公社的工作人员只能用最直接的方法：和果农交朋友。在那段日子里，善品公社项目专员冯忠德每天晚上都和务农完的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向他们讲述项目的好处。当地有一个开会的习惯，名叫喝“寡酒”。一大杯高度白酒，大家传递着喝，边喝边聊家常。东北人冯忠德第一次喝这种“寡酒”就喝吐了。几次“寡酒”之后，冯忠德得到了果农的认可。黄成名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项目前景如何，就看他这个人，我们也相信这个项目了。”

相信这个项目是一回事，付诸实际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善品公社不但对果品的质量要求高，也对种植过程提出要求，比如对何时施肥、何时授粉等均有明确规定。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砍枝。为了让樱桃最终的尺寸达到要求，需要将樱桃树的多余枝条都剪掉。但这些枝蔓其实也能结果，只是质量不高，所以剪枝就相当于减少产量。村民们一直在犹豫这样做是否划算，担心所谓的“优质优价”是否真能兑现。

这个事情靠喝酒解决不了，只能等待最后的行动。一场收购下来，他们信了――果子一过秤，会计就直接给他们结账，价格从来没变过。农户对冯忠德说：“我种了一辈子的樱桃，你们是唯一不压我价的。”

“如果他发现，你是真心为他好，不让他们吃亏，他们就会老老实实照你说的去做，共同的利益才是最终牵扯大家的红线。”冯忠德说。

其实，冯忠德心里也在捏着一把汗。“很多事，理论上都是成立的，现实中发生却需要太多的天时地利人和。”

一段插曲至今让中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运营总监王光远心有余悸。2015年4月23号上午10点，他们将当地大樱桃开始在网上销售。因为当时当地并没有冷链仓库，第二批樱桃发货，反馈坏了、烂了的多了起来。冷热温差的缘故，有些果子还有了发酵的味道。

不久，王光远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有客户投诉扶贫基金会的樱桃可能泡过福尔马林。正在仓库里忙得焦头烂额的王光远当场吓傻了。根据基金会舆情监测的结果，这件事甚至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扶贫基金会没出过‘郭美美’，难道要砸在我手上？”他不敢想，连夜让人把果子送去成都的检测机构，想办法让对方第二天一上班就检测，而北京总部甚至已经着手开始准备危机公关。

所幸的是，第二天，王光远再给那个客户打电话沟通时，对方的态度缓和了许多。他向她道了歉，理解她作为准妈妈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并且立刻寄送了一盒新摘的樱桃作为补偿。当对方说出不再追究时，“在场所有善品公社的人员都哭了”。

2016年4月，新一轮樱桃收购开始了。4月20日下午，王顶银牵着马从深黑色大山的轮廓中浮现出来，马上驮着刚采摘下来的大樱桃。

送完樱桃出来，王顶银并没有走，而是站在灯光里，冲着王光远深深地鞠了一躬。王光远愣住了，“当时眼眶就有点湿，他那么认真地对你鞠躬，你绝对没有办法对那个场面无动于衷。”今年的樱桃，王顶银比往年增收3000元钱。这笔钱或者刚好支付他刚刚欠下的、修马圈的沙子钱，或者能够支付他妻子和父亲一年的医药费。

晚上七点，王顶银父亲准时打开那台30寸电视机，收看《新闻联播》。为了省电，这台电视机每天的工作时间仅有这半个小时。“现在的生活状态要比之前好十倍！”他揉着患有风湿的腿说。他所说的“之前”，是1970年代，当时这个村庄流传着“黄路贫，黄路贫，污水坑死人，田多贫民广，年年闹粮荒”的童谣。

虽然比往年多收了一笔钱，王顶银还是害怕父亲的风湿愈加严重：“现在我们还能吃饱，一旦有人生大病，整个家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