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探析

摘 要: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面临的投资风险明显增多。由于近年来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加动荡,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相互交织,加大了企业跨国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文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行模式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投资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提供防范策略。

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0)04-0056-04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领域也不断拓宽。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87.6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7.5倍。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193.4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353%。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1131亿美元,经过商务部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2万家,投资范围已扩展到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带动了国内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出口,而且能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缓解国内某些资源供给不足的压力,对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行模式

(一)扩大市场,在国外建厂或收购相关厂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投资追求的是其产品在国外相关市场份额的扩大。在国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建立自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网络,从而回避因国际市场波动造成的影响和风险。将工厂设在东道国,这种投资可以绕过关税,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产品可享受国民待遇,避免非关税壁垒。如海尔、TCL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模式。海尔集团在全球已建立13个生产基地,在美国、巴基斯坦两国分别设立了工业园。TCL除在越南投资过亿,2002年,又以82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得公司。

(二)追求低成本,国内生产、国外销售模式

跨国企业的利润增长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来实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宗旨,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多是寻求低成本型的。中国的优势在于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逐步出现一些来料加工的合作形式,原材料来自国外,产品市场也在国外。如福耀玻璃生产汽车玻璃的主要原料90%以上从印尼、泰国等国进口,产品60%以上销往国际市场。它的制造、研发等基地均在国内,海外直接投资均为贸易型公司。

(三)资源型投资,以资本换资源的模式

这种海外投资的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被投资国的战略资源,以满足本国所缺乏的稀缺资源的需要。典型的是跨国公司在海湾国家投资以控制石油的供给。我国如中信集团80年代对北美森林纸浆的投资,中化在90年代对美国佛罗里达磷矿的投资,中国石油公司2002年在印尼油田和天然气的投资。

(四)战略联盟型投资,以控股的方式获得利益的模式

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不是完全与企业的效率直接关联,可能放弃短期的利益,以获取长期或其他方面的利益。对企业而言,由于目标和背景及战略的不同,可分为收购国外上市公司或控股国外大型企业两种方式。如新疆德隆集团控股若干个拥有庞大推销网络的大型企业与美国毛瑞公司合作开发欧美电动工具及户外机械工具市场。

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规模小,投资水平低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很多,但所建企业规模偏小,投资水平较低,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能力。造成海外投资项目规模偏小的原因是:(1)从参与海外投资的主体看,多数为中小企业,即使后来有一些大企业加入跨国投资行列,这些大企业也只是相对于国内中小企业而言,与国外的大企业无法相比,因此这些大企业的规模依旧有限。(2)从投资动机看,95%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外的信息。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的企业大多都是内向型企业,其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在国内,他们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就是为了捕捉最新的国际市场信息,经过处理、反馈回国内,使国内的产品、技术能跟上国际市场的变化,在国内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这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只求“投资少,见效快”。(3)从投资地区看,大多数的企业向外投资,主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者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4)从资金来源看,一方面,企业大多数是初次涉足国际市场,对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多种资金来源既无经验,又无手段,只能依靠微薄的自有资金,从而限制了投资规模。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投资企业没有海外筹资和融资的自,由于受到贷款额度和担保额度的限制,海外投资企业得不到足够的银行贷款。由于海外投资企业的融资能力弱,难以达到利用外资的目的,这就限制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发展。

(二)贸易型企业居多

从投资产业看,海外投资的贸易性企业占全部海外投资企业的60%多,但是真正具有实力、建立起信息网络、开辟国外市场并促进国内大量出口的企业很少。而非贸易性企业中,真正凭借技术优势和资金实力对外投资的工业企业更少,大部分只是投资于一些加工装配、交通运输、工程承包等。这说明我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并未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程度,虽然走出国门,也只能为他人做嫁衣。

(三)不熟悉涉外法律导致中方投资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对法律知识不了解,或在签订合资合同时,没有请有涉外法律知识的有关律师介入,导致所定合同条款不明、仲裁条款不可行的后果。例如,上海某国营企业与国外某公司签订一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企业合同,合同规定企业在国外兴办,双方各出资50%,其中外方以现金的方式出资,中方以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实物形式出资,经协商双方同意在合同生效后的一个月内将各自的投资汇入该合资企业账户上。由于合同中未写明中方投入的机器、设备和生产工具等投资标准和应先使用的条款以及发生纠纷的具体仲裁机构,让外方钻了空子。就在中方根据合同规定的时间将实物投资运到国外后,外方突然提出中方提供的实物是否先进、能否投入使用、应当有试用期等问题,并说在试用期内,外方不能将现金投入合资企业,应在试用期后,确实没问题时,才将现金分三次投入等。结果不但在试用期内所创造的利润中方没有得到,试用期结束后,外方竟违约没有将现金投入。由于合同定的“仲裁条款只在第三国仲裁”未指明具体哪个国家,具有不可行性,中方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四)多采用新建方式,而非并购方式

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大多数选择新建方式,少数企业选择购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新建方式虽然有有利的一面,比如:创造新的海外企业不易受到东道国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创建新企业的资金可以准确估价出来等。但新建也有不利的一面,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建方式越来越表现出其先天不足。首先,新建一个海外企业常常需要一段项目建设期,投资开业比较慢,面临新产品有马上被竞争对手抢先登陆和被淘汰的风险。其次,新建一个企业,没有可以利用的现成的销售渠道,不利于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不利于迅速进行跨行业的经营和迅速实现产品与服务的多样化。最后,新建方式的投入资金比较大。

(五)利用金融衍生产品防范风险的经验不足

由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而且投资主体又以一些初次涉足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居多,他们对衍生金融工具还不了解,没有很好的金融知识,怕运用不好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失。这种保守的做法虽然比较稳健,但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当然,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违规操作衍生金融工具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

(六)产权关系不明确,国有资产权益受到侵蚀

由于体制原因,某些国内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管理混乱。通常资本投入和公司产权是密切相连的,作为资本投入,不管是运用母公司的自有资本,还是利用母公司的信誉担保贷款投入作为资本,不按产权关系却按借贷关系来处理母子公司关系,有意识地将国有资产转为法人资产,不承认公司资产归母公司所有,使国家财产成为小团体财产,导致国有资产权益受到侵蚀。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一)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通过科学决策规避投资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投资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并购方式进行海外投资。与新建投资方式相比,跨国并购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有许多特点,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即目标企业。在此基础上,选择切实可行的并购模式和交易方案,使企业有效规避并购风险,实现预期投资目标。

(二)完善对外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加强投资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

建立健全海外企业的法人治理机制,形成以董事会为主的所有权决策体系、以监事会为主的监督协调体系、以总经理为首的经营权执行体系,三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科学的分工。在完善企业内部约束机制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国内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关系。依据国际经验和我国海外企业发展现状,国内母公司应把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权和管理权集中于公司总部,在一些战略性问题上加强控制、监督与协调,并随时掌握海外企业的运行状况,把海外企业的发展纳入母公司国际化战略范畴。与此同时,把需要灵活做出反应的职能和经营业务的权限分散在各分支机构,适当扩大海外企业的经营自,使其能够按照东道国的惯例和投资环境的变化,及时地、灵活地调整其生产经营策略,以便有效应对海外投资风险,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为了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控制的水平,应该着重强化投资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根据当代跨国企业经营的特殊性及其海外投资风险的复杂性,我们设想构建集成风险的组织管理体系,该体系主要由三个层级构成:第一层级是母公司集成风险管理委员会,它直接隶属于母公司董事会,对整个总公司的风险管理活动进行统筹与协调;第二层级是海外子公司风险管理部,它独立于子公司各业务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海外企业各部门的风险管理活动;第三层级是海外子公司业务部门的风险经理,其接受风险管理部门的指导,对本部门负责人和风险管理部双重负责。构建这种扁平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既可以保证风险管理覆盖跨国企业所有的风险领域,又可以综合协调各部门的风险管理活动,实现风险管理的横向与纵向协同,从而更好地满足对外投资企业集成风险管理的要求。

(三)积极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在投资区位上实现多元化

为了减少或规避对外投资风险,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另一方面要在投资区位上实现多元化。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虽然涉及170多个国家或地区,但重点是在亚洲和拉美地区。从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看,亚洲占63.9%,拉美占26.3%,两者合计高达90.2%,而非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合计仅占9.8%。在亚洲和拉美地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聚集了投资存量的81.5%。由于投资区位过分集中,不利于分散投资和经营风险。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多种行业、多种经济主体不断加入和扩大投资者队伍,应该突破目前投资过分集中的格局,逐步实现更为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流向分布。

(四)构建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

当今国际市场风云变幻莫测,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相互交织,为了有效防范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风险预警系统。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主要由五个子系统构成,分别是风险信息系统、风险测度系统、风险报警系统、风险矫正系统和自动更新系统。这五个子系统既按照顺序逐层推进,又通过自动更新系统形成一个闭环结构,共同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可靠保障。

(五)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监管,加强政策扶持和信息服务

首先,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在总体上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约束,还没有一部系统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法》。根据我国对外投资发展情况,要适时制定对外投资基本法的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的单行法规,如《对外投资企业法》、《对外投资审查法》、《对外投资所得税法》、《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法》等,逐步形成一个以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为主、各种单行法规和相关配套法规为辅的法律体系,确保我国对外投资有法可依。

其次,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往往“重审批、轻监管”,使某些境外企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防范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改革现行的投资审批制度,适当简化审批手续;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机制,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应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明确国内投资主体与其境外子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要重点强化对外投资企业风险的监管,明确各层次负责人及员工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能和作用,使其增强风险管理的意识,努力实现境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再次,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扶持。近年来,国家在财税、信贷、外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为了进一步增强对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应尽快设立对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扶持基金、重点产业对外投资基金等,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基金支持体系。这些基金可以由财政部、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组成,根据企业申请,按照一定审核标准,向对外投资企业提供风险贷款。与此同时,应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使其能适当扩大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的规模与范围。要进一步拓宽对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担保限制和外汇额度限制,对国家重点鼓励的行业和项目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政策倾斜等。

此外,做好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服务。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可以设立对外投资委员会,联合驻外使领馆和国际商会等机构,形成庞大的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网络,定期国别投资环境报告和投资风险评价报告,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法规和社会文化等信息,使企业有效规避对外投资风险,大幅度提高投资经济效益。

(六)完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的功能

从国际上看,对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分离制,即分别设立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同一制,即统一由单一的对外投资保险机构行使审批和经营职能。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可以采用分离制模式,由对外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批事务,保险业务则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具体承办。待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同一制,并成立隶属于对外投资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中国对外投资保险公司,该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开展对外投资风险的保险业务。在保险范围上,应根据近年对外投资风险的变动特点及发展趋势,将蚕食式的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恐怖主义等风险纳入保险的范畴,为对外投资企业设计更加适宜的保险品种。国家应该设立对外投资保险基金,基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也可加强与商业性保险机构合作,还可吸引民间资本参股,以便增强保险机构的实力,扩大保险覆盖范围,适当降低保险费率,更好地帮助企业规避对外投资风险。

在完善本国对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双边投资保护机制的功能。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却只有110多个,覆盖率约为67%,也就是说还有1/3的国家尚未与中国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多年来,由于我国重视引进外资,忽视对外投资,以往签署的大多数协定内容主要是保护外商在华投资的权益,而没有将保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列为重点,即中国是以东道国身份、外国则以投资母国身份签署的协定,使双边投资协定在事实上演变为中国政府的单方面承诺。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外交途径,积极推进同更多国家商谈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此外,我们还应积极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功能,该机构是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成立的一个国际投资保险组织。要加强对该公约的宣传力度,使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加深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的认识,熟悉整个保险程序、投保要求和保险措施,善于利用该公约的有关条款及承保机制减少和规避投资风险,以便进一步提升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安全系数。

参考文献:

[1]刘晴辉:《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发展问题探讨》[J]《投资研究》,2007。

[2]孙玉凤:《海外投资风险防范的探讨》[J]《宏观经济管理》,2006。

[3]刘红霞:《中国境外投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

[4]车耳:《投资西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5]聂明华:《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