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量开发区

面对能源与环境等一系列产业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已经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路口的中国开始同发展方式掰手腕。曾一度托起地方经济发展梦想的中国众多开发区（高新园区），似乎仍要肩负先试先行的责任。

至目前，全国明确提出“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策略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大大小小已不下百余家。

只是，先试先行并不等同于“想试就试”。

转型与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破解各级各类开发区现时困境的良药妙方。开发区需要对其自身的发展战略及人才、差异化、软硬环境、成本与区位、产业集群等竞争优势进行重新审视。

面对能源与环境等一系列产业结构性矛盾的外在表现，已经处在新型工业化道路路口的中国开始同发展方式掰手腕。

“加快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规范提升传统服务业，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以上内容摘自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成为现阶段国家适应新型工业化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新形势的基本国策。

而要让这种转变能够较为迅速地在发展层面上体现出来，曾一度托起地方经济发展梦想的中国众多开发区（高新园区），似乎仍要肩负先试先行的责任。

按照国家的设计与描述，最好的结果是，能卓有成效地根除开发区经济增长对制造业低成本竞争的过度依赖，带动城市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进而实现国家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顺利过渡。

这也正是开发区“二次创业”最令人期待之处。

至目前，明确提出“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策略的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大大小小已不下百余家。

只是，先试先行并不等同于“想试就试”。

据商务部统计，至今年年初，中国54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每平方公里GDP产出超过9亿元，工业增加值超过11亿元，每平方公里土地税收达1．5亿元。各级各类开发区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已成各城市和周边地区产出最高、经济拉动力最强的龙头区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建立之初，若败，不至在当地乃至全国产生多大影响，若成功，却对大局极有示范意义的一隅之地。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趋之若鹜，实际上又将开发区推上了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新的竞争领域。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次并不相同，并非所有开发区都能承接这一转型任务。

毕竟，转型与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是破解各级各类开发区现时困境的良药妙方。各级各类开发区需要自我审视五个问题，才能知道，自己是否能转型与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型到哪个具体的产业上。

人才先行还是现抓现管

与制造业依靠大量的自然资源不同，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主要依靠智力资源。在靠人才占领市场的软件与服务外包行业中，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的崛起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两国都有着大量的“最聪明的头脑”，并且能以“最低的成本”找到。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技与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方。”赛迪顾问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咨询师龚发金认为，“人才链的空间集聚正是硅谷与班加罗尔等地得以腾飞的重要条件。自然形成的美国硅谷内即拥有8所大学、9所社区大学和33所技工学校。其中斯坦福大学是著名的电子学研究中心。”

意识到园区建设，人才要先行，众多开发区在培养、引进人才方面开始发力。而这其中，开发区政府甚至城市政府的决策定位与协调能力就显得异常重要。

1994年，成立之初的滨海新区即在培养、引进人才上做文章，专门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划出学院区，并把它看作一项适应整体发展战略需要，以及保证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基础性核心工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南开大学共同建立的南开泰达学院培养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目前已可直接服务于开发区的人才需求。

2007年初，致力于转型，并被认定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不久的天津，显然是看到人才培训对服务外包业的带动作用，出台《天津市促进服务外包发展若干意见》，确立了以提高服务外包人员素质为重点，加快建立服务外包培训基地，扩大各层次人员培训规模，培养一批高水平的服务外包人才的发展目标；同时鼓励区内服务外包企业申请建立大学生见习基地，对基地引进的大学生给予每人每月500元的实习补贴；符合规定的企业和机构在境内培训核心岗位员工，可事先提交培训计划，经审核后享受培训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企业每年不超过500人次，每人每年最高3000元，补贴期限为3年。

半年后，滨海新区又先于其他园区与商务部签订协议，将全国首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引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天津乃至环渤海地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高素质人才，在服务外包人才培养领域先试先行。至目前，在商务部进行的54个部级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比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供给指标已连续9年位居第一，人员流动率在各个层级上显著低于其他地区。主攻金融服务外包、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以及基于机械和电子制造业的嵌入式软件和产品设计服务外包的滨海新区，已成为天津市服务外包业发展的主力军。

“没有科技与智力资源的开发区可说是先天不足的空中楼阁。”龚发金表示，“没有较充足的科技智力资源作后盾的开发区，在转型或是升级过程中，必须运用利益激励等强有力的措施补上它。”

定位独特还是人云亦云

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到现代信息服务，是天津滨海新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钟永一认为，从产业学角度看，成功打造一个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实现开发区的产业调整和升级，确实要遵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施波特的差别化战略，也就是要“特色取胜、错位竞争”，而这种特色“需要根据城市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特色、要素特色和开放度等情况通盘规划”。在长三角地区，不同的开发区正在按照各自城市的特点在向一定的产业方向进行集聚。如上海现在倾向于依托机场、港口发展物流仓储、贸易，还有附加值较高的软件研发等高科技产业，且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聚集优势；宁波正在逐步把重点放在北仑港区域的物流产业发展上；杭州依托动漫产业力图在软件行业有更大的发展；而苏州、昆山在原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上正在逐步完成产业升级，往研发产业靠拢；南京则主要依托高校集中的优势，侧重于软件研发。

“所有趋势都表明，长三角地区竞争同质化的问题正在通过产业分工逐步在稀释。未来长三角各主要城市将在产业分工细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合作关系。扬州这个园区如果能够成功完成呼叫中心的定位，将可以在这一趋势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朝晖告诉记者。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正在试图打造中国“声谷”的江苏省信息产业基地（扬州）建设的负责人。

扬州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唐正元也认为，由于地区经济差异，高端软件研发人才向北京、上海等地输出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扬州必须在现代服务业细分上与经济发达城市形成错位，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而之所以选择定位在呼叫中心和数据中心，唐正元表示，由于扬州只是低端IT人才的招募情况较好，对于需要高端软件人才的研发类产业就会形成发展的限制，而目前方兴未艾的呼叫行业却无此约束。当然，“与密云首都呼叫中心等直接竞争对手相比，因为现在扬州本地缺乏相应需求，目前还无法支持自有与外包数据中心发展。我们会在前期把灾备中心定位为辅产业，在有实际的客户需求后再予以开发建设，同时在园区发展到一定成熟度后再进一步拓展自有与外包数据中心”。

集群发展还是单兵作战

中国“声谷”是江苏省信息产业厅与扬州市政府联手打造的省级信息服务业基地，总投资５０亿元，目标是成为国内最大的呼叫中心与数据服务产业集聚区。

按照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专职委员赵慕兰的理解，从集聚到集群，其核心是有区别的。她认为，集聚主要是空间的集中，更多的是外部因素的推动过程，不存在内在的经济往来关系。而集群不仅有空间集中，还有内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往来。

从这个概念出发，龚发金认为，开发区引进或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盲目，必须与区域内现有的制造业产生良性的互动，以完善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否则，即便是引进了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各类新型企业，因企业不能很好扎根于开发区现有产业链中，新的主导产业就很难形成。

而推动产业从集聚到集群有两种模式：产业链发展模式和产业联盟模式。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一直处于中国园区经济的前沿。2007年，张江园区实现经营总收入685．7亿元，工业总产值达397．8亿元。2000年前后，张江开始基于产业链的集群打造，在集成电路方面，先后引进了中芯国际和宏力半导体，一期投资分别高达15亿美元和16亿美元。“巨无霸”的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批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和设备配套企业纷纷抢滩。如今，除了中芯、宏力、华虹三大芯片制造企业，张江还集聚了芯片设计企业150家、封装测试企业12家、掩膜企业两家、设备配套企业34家，总数超过200家，形成了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在从集聚到集群的过程中，产业创新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园区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进入90纳米水平，研发技术进入65纳米水平，与国际主流差距从三代以上缩小到一代，仅为9~12个月。

另一种产业联盟的模式同样促进了张江软件产业的发展。同时，不同产业集群的集聚，还会在新产业机遇来临时发生聚变效应，从而衍生出新的产业链，孕育新的产业集群。从开始探索产业链的搭建和集聚起到目前，张江在集成电路、软件产业、生物医药集群的基础上，不但衍生出手机芯片、移动视音频等新兴产业链，还开始孕育文化科技创意、金融信息服务（银行卡）、光电子和信息安全四大关联产业群。而这无疑使张江变得更具吸引力。

“我最看重的还是这里的产业集群环境，IC产业在张江园区已经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相关的资源、人才更容易寻觅。”园区某回国创业的芯片设计企业负责人曾表示，“IC设计领域对人才要求很高，在这类企业眼中，新毕业的大学生乃至博士生都算不上合格的人才，只有在这个行业拥有超过10年从业经验的人才真正具有含金量。在西安、成都等西部城市，这样的人才凤毛麟角，而在具备产业集群效应的上海则相对容易找到。”

配套齐全还是只有水电路

引进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智力资本时，一流的开发区应该是一个鼓励人们去创业的地方，是一个只要有思想，有创业精神，哪怕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没有管理知识，都照样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而孵化器的多少和效率、科技人员生活环境的好坏等软硬环境决定了这种创业氛围。

在硅谷，发明家有了好的创意或技术，无须本人直接去做企业生产经营的事，而可以从各种专业公司那里得到流水线式的相应服务。这也就是硅谷的软环境――孵化器区域。它包括一整套齐全的支持创业的制度化基础设施，主要有风投、大学、研究机构、律师所、会计师所、猎头公司、咨询公司、清算公司等。这些组织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缩短了“梦想变为现实”的周期，刺激了创业者的创业欲望，也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

与硅谷一样，对我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融资是必须面临的一道难题，但当企业置身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专业孵化器中时，许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面向符合入孵标准的企业，设立了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孵化基金、成长基金、企业上市资助金等专项发展金。其中，孵化资金每年设定为1000万元，采取无偿支持方式，对处于最早期的创业孵化企业给予资金支持；科技企业成长基金出资5000万元，每年帮助20~30家处于加速成长阶段的科技企业，给予研发项目资助、产业化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的无偿支持；风险投资引导资金尝试政府支持和风险投资相结合的机制，暂定额度为3000万元；企业改制上市资助资金则鼓励区内企业上市融资，分别给予成功改制、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总部设在区内并在境内外成功上市的企业最高25万元、60万元和2000万元的支持。随着入孵企业数量的增加，现有孵化场所早已供不应求。自1996年3月第一家企业进驻以来，仅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创业中心就已成功孵化企业250余家。

在硬环境建设方面，一个专业的园区光把水、电、气、热、路、网等建好还不够，还要考虑到已经或准备入驻企业的特点，为其建设特殊的基础设施。比如在扬州，“建设呼叫中心园区时，我们是按男女1∶4的比例建造的公用洗手间，充分考虑到了未来从业者的实际性别情况”。陈朝晖说。

地缘好成本低还是两头不靠

“目前江苏省信息产业基地（扬州）受到了省、市、区三级政府的极大关注，中国声谷即将崛起。”陈朝晖充满信心。

他的信心还来自于扬州独特的区位与成本优势。

在长三角，部级的开发区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上海、无锡、苏州、南京和杭州。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土地的宏观调控，这些大城市的工业用地稀缺已经相当明显，现有的工业用地价格逐渐上升，给园区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从制造业厂房租金水平的逐年的增长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其中上海作为发展的龙头，租金水平最高，平均已近每天1元/平方米，人力、物力成本也跟着上升。这对一些企业，特别是创业型的企业来说，多少失去了原来的优势。而扬州滨江，临河，近海，南北交汇，东西融通，东至上海约3小时车程，西距南京仅1小时，与长三角内各大城市比邻而居，京沪高速公路连接全市，到北京约8个小时，具有很好的地缘优势。许多投资者已开始把目光落在了也能提供优惠政策，土地、物力、人力等成本更低的扬州。

“我们正在积极做承接的准备。”陈朝晖说，“扬州将成立创新基金和专业孵化器，吸引国际风险投资机构。其中，设立产业基地发展呼叫产业扶持基金3000万元，用于支持呼叫产业的平台建设、技术服务支持、项目引进公关、人才培养及相关奖励等，该基金今后将按照不少于30%的原则逐年增加。”

而根据龚发金的研究，服务性成本在开发区投资环境中的重要性正越来越突出。最初投资者关注的是人力成本、运输成本、土地成本及水电等各种公共设施成本，但目前他们已逐渐更多地关注一些不可见的成本，比如行政成本、行销成本等。

同时，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早期的特殊优惠政策支持，沿海开发区的先发优势仍然明显。在赛迪顾问的《2007~2008中国开发区投资环境竞争力研究年度报告》中，投资环境竞争力排名前十名的高新区全部在沿海。在54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竞争力排名中，东部地区所占比例也最大（64%），共34个；中部地区8个，占15%；西部地区12个，占21%。

链接

硅谷的优势

１９５１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根据特曼教授提出的“技术专家社区”设想，在校园内创办了第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斯坦福研究园，即硅谷的前身。

密集的智力资源与一流的创新效率

硅谷堪称全世界的人才高地，有４０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智力资源密集度居美国之首。硅谷的技术与产品以快、新、尖、优为基本前提。在硅谷的公司不论大小，如果技术和产品水平不在世界占前三位，就可能被淘汰出局。研发费用的投入是硅谷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保障。硅谷每天都推出几十项高新技术成果，以此确立其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除了技术创新人才之外，硅谷还有成千上万的创业家。他们能慧眼识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色的技术成果，并能迅速拉来风险投资。硅谷人“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本身是乐趣，创业本身是目标。

发达的投融资体制

风险投资业是硅谷发展的“金融发动机”。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成长与风险资本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如Ｉｎｔｅｌ、Ｙａｈｏｏ、思科、Ｓｕｎ等公司都得益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组织和改造公司的管理团队，这可能比资金更有价值。硅谷的风险投资者在这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资源网，能够帮助创业公司建立良好的管理团队和治理结构。

独特的区域创新网络与管理体系

硅谷的创新网络由四个基本行为主体组成：大学和研究机构、企业、政府及具有创新黏合功能的中介机构。这四个不同的创新行为主体相互分工与协作，共同建立了以地区创新网络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弘扬不断试验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能促进区域内各企业进行集体交流与学习。同时，这些分权式的网络结构是扁平的，在这里，企业与贸易协会和大学等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被打破，鼓励与竞争者结成联盟或合作伙伴。尽管各公司之间同样竞争激烈，但同时，他们又通过非正式交流与合作，避免重复开发，共同创新。

硅谷的崛起固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决不是政府刻意设计的，政府在其中的职责是建立游戏规则，对园区的发展实行合理指导，如加强基础研究和教育投入、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等。硅谷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形成了三方面的优势：第一，企业广泛采用了开放型、网络化生产结构，适应高新技术变化速度快、成本高的特点：第二，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产权的核心地位，建立了股票期权、共同决策与管理、部门分权与平等化的制度：第三，建立和培育了新型的产学研关系和新兴的非正式组织系统。

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与孵化功能

一系列有效的非技术性制度，也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因素。硅谷的“孵化器区域”包括了一整套齐全的支持创业制度化的基础设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缩短了创业的周期，刺激了创新者的创业欲望，提高了创业的成功率。因此，硅谷具有强大的小企业衍生能力，这些企业都有很强的创造力，推动着硅谷的不断创新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

开放进取的社会环境与独特的创新文化

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来自五湖四海，在当地缺乏祖先或家族联系，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出身尊卑的等级观念，在开发高新技术项目中互相认知，精诚团结，互通信息，互助发展，形成了高度联系的社会网络。硅谷独特的创新文化，是在高科技产业形成的特殊环境中逐步衍生的，一旦形成就对高科技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硅谷盛行着善于创新、敢于冒险、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的价值观念，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新和奋斗精神，从而为硅谷企业注入强大的活力。硅谷的文化强调知识共享，讲究合作、相互学习和交流，特别是非正式的交流非常活跃，咖啡馆、俱乐部、舞厅、健身房、展示会、因特网都是交流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