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的思考

编者按：大地震让人们体会生命的脆弱和无奈的同时，也感受坚强与永恒，“大灾有大爱”，国人的爱心与慷慨让世界得以重新解读中国。然而，正如激情和热血需要行动力的支撑，地震之后，我们面临重建家园的重任，面临抚慰遭受重创后的心灵的职责。我们更需要在大地震造成大破坏的结果中，吸取教训，收获经验，那么，我们需要总结与反思些什么呢?本期，让我们以三篇短文开始我们的思考吧。

用“灾害经济学”指导灾后重建

强烈地震袭击汶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来评估这次汶川地震的经济损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重建汶川的家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巴曙松日前表示，地震不会改变经济增长趋势。这一切，都与经济学有关。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灾害经济的讨论以来，灾害经济学开始逐渐影响国家决策。1976年美国出版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减灾政策》，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灾害影响、减灾费用和效益作了详细探讨。而1980年的《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也包括了减灾政策的效用分析等内容。印度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贫困与饥荒》则是“灾害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他以巴基斯坦、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为例，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因。

此外，这一次汶川地震，我就发现，有学者试图用“大坝经济学”的观点来影响政府的救灾措施。

如何用“灾害经济学”指导灾后重建?哈尔滨商业大学的田立教授就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认为可以将各种自然灾害以指数的形式表达，并针对这些指数进行期货方式的交易。此种做法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人类的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预报灾害，或者直接抗拒灾害的程度之前，运用金融学手段把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控制在最低程度，并利用这些衍生手段为经济服务，为社会造福。

古往今来，各种灾害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社会现象，总体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在股票、金融市场上，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一般都会采取“投资组合”的方式，将风险不等的股票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购买。灾害经济学，作为一门“负向经济学”，研究的是“负”的经济效益，本质就是一个规避风险的过程。

在我们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灾害一般都有一定的区域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符合一定的正态分布。这种组合规律告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灾害基金的方式，来分散灾害风险。

其次，对灾害的历史性考察表明，灾害经济自身有着明显的周期发展特色，其轨迹为：在灾变大损失大治理减灾能力提高灾害减少损失减少少投入防灾能力下降大灾变。

灾害的周期律告诉我们，害与利可以互变。在这次震灾中，温总理多次强调多难兴邦，道理也在于此。

以地震为例，世界上还没有过大于8.9级的地震纪录，震灾也有临界点。四川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是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碰撞、啮合的地方。因此，四川应该设防，我们也要吸取教训，充分利用害利互变的规律，让汶川大地震成为一部真正的教科书。

灾害是宏观的，会对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产生连锁效应；但是，灾害又是微观的，有其具体的承受体，比如企业、家庭和各种社会组织。

这些微观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具体行为，又决定和影响着宏观经济这个整体。固然，我们要从宏观层面建立一整套预灾、减灾体系，但企业、家庭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充分考虑微观的减灾决策。2005年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污染、哈尔滨断水、俄罗斯抗议……原因是应急处理中没有救灾的处理标准。这里面暴露出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相当多的企业等微观组织并没有重视减灾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规制政策博士研究生

建不垮校舍更须“责任雄起”

周士君

针对灾后如何重建，四川省教育厅负责人日前表示，新校舍肯定会科学规划，合理设计，尤其是抗震能力要达到8级以上，届时教育部门、规划部门定会邀请地震局专家和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共同参与灾区新校舍建设。

面对四川教育部门如何建造不垮校舍的表态，我倒觉得，建造震不垮的新校舍，科学规划和合理设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必须力促所有建造参与者“责任雄起”和“重任重建”。

在这次大地震中，被网民誉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即建于10年前的北川县刘汉希望小学，俨然经受住了大震的考验，用亲历师生们的话说，当时“教室摇晃得像荡秋千”，周围刚建好半年的建筑全都变成一片瓦砾，而这所学校却在地震中屹立不倒，力保当时正在教学楼内的511名师生安然无恙。

而其造价，竟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办学校建楼的标准400元每平方米的基本水平还低，令数百家长无不泣谢当年之建校功臣。

据一位在地震部门工作的朋友讲，其实在地震带上所盖的房屋，其都是按照能经得起8级强震保守设计的，关键是施工建造环节有无责任缺位而出现偷工减料现象。

我对其话的理解是，若在建造施工环节有人利欲熏心，责任委靡，擅做手脚，直至大赚昧心钱而偷工减料的话，即便规划再科学、设计再合理的房子，也难以保证其不被地震震垮。实际上，北川县这所“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就是支持该判断的一个最为现实的例证。

从设计到建设，刘汉希望小学并没有比其他学校“多吃多占”，其造价甚至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基本标准还低。突发而至的地震，也没有给它任何特殊的“照顾”，震中它至少经历了二十余次剧烈摇摆，连楼前水泥操场也有多处裂缝，而震后的教学楼外体根本没有任何大的损伤。换言之，除其建筑施工质量好外，人们再无法为其找到第二个震不垮的理由。而建筑施工质量好，正是得益于其建筑商的良心纯正和“责任雄起”。

震灾过后，如何给灾民重建包括学校在内的全新家园，马上就将提到议事日程。而如何才能建造出地震击不垮的校舍和住房，除科学规划和合理设计之外，搞好“重任重建”，让“责任雄起”贯穿其建造始末，并以严格而透明的监督程序，抓好监理一方应负的连带责任，实施质量终身负责制，确保建筑商的责任心不再因利欲熏心而流失而垮掉，才是建造不垮校舍和住房最为强力的支点。

河南省作家协会杂文分会理事

从汶川救援看法律协同实战

杨　力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这场地震强度之大，涉及之广，为几十年来所罕见。然而地震无情，人间有爱，有目共睹的是，汶川地震的应急处置及救助是行之有效的，无论是总理亲自演绎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迅速进入救援状态，都显示出我国的应急机制运转越来越灵活、有效，相关制度建设及其施行经验已经有了很大提升。无疑，这是2006年1月公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2007

年11月起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2008年5月1日起刚刚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防震减灾法》协同实战的经典范例。

国务院总理签署第526号国务院令，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一个地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条例，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本次救灾中，政府及时信息折射出依法行政的法律水准大幅度提高。地震逞威之时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不到半月，汶川地震无疑是条例实施后的一次严峻大考。然而，这次让半个中国有震感的强震没有造成社会恐慌，民众表现出了空前的理性，显然这种平静和理性与政府通畅的信息传播和及时的信息公开有极大关系。作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需要广泛为人们所知晓的重大公共信息，政府对地震事态的公开程度达到了极致，既有震情发展的情况(如有无余震、地震前因后果的分析)，也有震灾发展的情况(如死伤人数、破坏地区)，甚至包括对人民群众进行合理的宣传，鼓舞起众志成城抗击灾害的决心等。这种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开，既充分体现了条例的立法初衷，又显示出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勇气和决心，可以说是交上了一份高分考卷，得到了民众的高度评价。事实上，有关地震信息披露的必要性早在1998年防震减灾法颁布之初就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形式固定下来，走过了“十年破冰”的漫长历程，直到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发生汶川地震，中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方方面面显然早就对法律和条例的规定进行过熟悉和磨合，以至在此次地震中能够积极应对，有良好的表现。

另外，恰当把握应急救助原则形成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双向的深刻认同。诞生不久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旨在强调政府在救灾中的特殊主导地位，亦即要求政府尽一切可能采取积极措施对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动员，讲求实现各要素间协同、无缝隙和高效率的沟通。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利用绝对的职能优势，大规模动员社会力量及资源应对危机。特别令人称道的是，政府又十分珍视这种垄断性权力的运用，在处置这场突发公共危机的时候始终遵循必要的原则：一是比例原则，在依法履行救助义务时，所实施的措施与救助的要求基本相适应，形成适当的比例关系，不能不急，但也并未过度，没有无限制地随意扩大法律规定的应急权力；二是平等救助原则，虽然此次实际救助情况复杂，比如道路交通状况、通讯电力情况、天气原因等客观上均会影响到救助的范围和顺序，可是政府仍然考虑尽力保障所有成员不受歧视地享受政府救助这一权利。正是在法治框架内恪守上述原则，使得全体人民自觉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全力以赴地支持和信赖政府，应急救援能力大为提升。这些是如何评价政府应急能力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修订防震减灾法应予归结的重要经验。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我国防震减灾能力仍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比如：全国地震监测预报基础依然薄弱，地震观测所获得的信息量远未满足需求；全社会防御地震灾害能力明显不足，农村基本不设防，不少重大工程地震灾难潜在风险较高，公众防震减灾素质不高；防震减灾投入总体不足，缺乏对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等社会资金的有效引导，等等。所以，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防震减灾基本法律的国家，在今年即将进入审议的防震减灾法修订过程中依然大有可为。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