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测量问题初探

摘要:社会资本测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测量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上,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尤其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测量层次问题,由于这方面的争议,导致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界定的含糊性和随意性｡这也是我们对社会资本测量问题进行探讨的初衷和重要原因｡

关键词:社会资本;测量指标;测量方法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19-02

社会资本的测量一直在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争议｡福山指出,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如何测量社会资本的一致看法｡他认为,至少有两个方法已经被用来测量社会资本,一个就是对某一个社会的群体或者群体成员资格进行调查;另一个则是使用关于信任水平和公民参与水平的调查数据｡首先我们应该对社会资本指标测量的方法进行归纳与回顾｡

一､社会资本指标测量方法回顾

Barro运用年均发生革命或次数和平均的政治暗杀事件次数来综合衡量,研究发现在1960―1985年间政局稳定性与经济增长率､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之间显著的负相关｡

最简单的方法是Putnam提出的自发性组织成员资格的不同可以较大程度地解释社会资本｡Putnam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可以从他所拥有的社群网络来描述和量度｡社会资本指借助于所占据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拥有的资源､财富､信息或机会｡一个人的社会资本愈多,能配置的资源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更强｡这种简便的测量方法被大量用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而几乎总是只包括一个解释因素,对社会资本本质特征的测量并不全面｡

Knack和Keefer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他们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考察了人际间的信任､市民合作的规范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信任对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信任水平每上升12个百分点,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近1个百分点｡La Porta等运用1970―1993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表明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10%的水平上显著)｡Whiteley通过对来自1972―1992年间34个样本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数据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Brehem和Rahn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模型,由3个有联系的概念组成,即民间的约定､成员的相互信任和政府的信心｡他们运用了1972―1994年间一些社会调查资料,进行了混合截面分析,还运用了协方差结构模型(运用相关矩阵作为输入变量)｡研究发现民间的约定和成员间信任的联系不显著,违背了社会资本概念的系统性｡

Brunetti,Kisunko和Weder则通过一项对41个国家的企业家的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规则可信度”综合指数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资本｡该指数分为1~6六个等级,在控制了初始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之后,指数每提高一个等级,投资占GDP的比重将提高3.7个百分点,而年均收入增长将提高1.5个百分点｡

Grootaert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家庭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相同的｡他运析了印度尼西亚社会资本和家庭福利和贫穷之间的联系,选用的资料是对当地1200个家庭的调查,包括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家庭､社区､地区),调查包括社会资本的6个方面,分别是联系的紧密程度､内部差异､参加集会的频繁程度､成员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借贷情况以及联系的社区导向｡从这6个变量的价值中,他构建了一个社会资本指数,根据每单位资本的费用､资产､可贷款额､储蓄､教育参与程度指标测量出社会资本和家庭福利正相关｡

Krishna和Shrader构建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调查表,试图包括社会资本所有形式｡他们将调查研究按社会的层次分为4类:个人/家庭､邻居/社团､地区､国家｡Rose定义社会资本为个人用来生产和配置商品和服务的正式或非正式社会网络｡他的目的是区分正式或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他们的互动｡在关于印度水利发展项目的研究中,Krishna和Uphoff证明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的业绩成正比｡他们建立了一个发展导向集中行动指数｡这个指数是正的并且和发展导向集中行动指数显著相关｡

二､社会资本数量测量方法回顾

Halpern的分析也是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用所在国家或地区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所衡量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这些国家或地区越富裕｡他认为,内在的机制关键是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因为人们之间的信任､声誉以及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司法体系和正式仲裁制度的替代,但它们的执行成本要比正式的制度低得多｡Fukuyama也认为,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低得多,而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关键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在社会资本与政治民主､腐败等研究方面,Paxton通过46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基本结论是社会资本和民主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提高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民主,但反过来,民主程度也会影响该国的社会资本水平｡Bjornskov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数据来自29个欧洲国家和17个非欧洲国家,他发现社会资本与腐败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则越高｡因此,潜在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在教育上的投资,以及调整收入再分配政策,来提高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水平,从而实现减少腐败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对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主要来自主观的评价,为了克服这个缺点,Calgue,Keefer,Knack和Olson采用了所谓的“合同密集货币”指标,即银行外流通的货币占货币总额的比重｡这一指标的优点是比较客观,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有长期的时序统计数据｡他们认为,这一比例越高表明一国的银行体系越不可靠｡他们的研究发现,在1970―1992年间,这一比例与经济增长率以及投资占GDP的比重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社会资本数量测量方法回顾

Whiteley合并了一些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作为解释变量,提出了外生成长模型｡虽然也有多个解释变量,Whiteley只对134个国家按照每单位资本的GDP进行了回归,缺点在于经济变量从时间上先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这会引起社会资本和经济业绩之间关系存在随机性的争论｡

Glaeser在他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社会资本投资模型:

首先列出一个进行社会资本S投资的动态法则:St+1=θSt+It,其中θ表示现有社会资本的贬值率,I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虽然计量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是衡量社会资本最理想的工具,但是或许个体在组织内的成员资格之类的指标也可以作为S的指标(它们也能被解释为投资的某种形式)｡投资I会有时间成本C(I)[时间机会成本的作用会放大它的影响程度,用W表示]｡T为个体的生命期限,B为个人对未来的贴现率,D为个人离开原住社区的概率(一旦离开,S便失去价值)｡在满足以上假设条件情况下,个体对社会资本投资会达到一个平衡点,即边际私人成本[考虑时间成本,用进行社会资本投资所需的边际时间量W乘以C(I)],用公式表示如下:

根据条件不同,个人社会资本投资将会:

(1)随个人对未来的贴现率的提高而上升;

(2)随个人离开原住社区的概率的提高而下降;

(3)随时间机会成本的提高而下降;

(4)随个人从事职业所需社会技能的回报的提高而上升;

(5)随社会资本的贬值率的下降而提高;

(6)随个体的生命期限的临近终结而下降｡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隋广军和盖翊中在《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一文中提出了测量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模型,即Si=ai+b1Ci+b2Xi+b3i+b4Ji+b5Gi+b6Zi+b7Qi+Ui(其中Si=个体的社会资本水平;Ci=个体的社会参与度;Xi=个体的信任和安全感;Li=邻居间的联系;Ji=家庭的联系;Gi=社区社会规范;Zi=社会价值;Qi=其他;Ui=误差项),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测量社会资本模型的新纪元[28]｡王积超(2004)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资本的存量模型:Q=∑(a1Wi+a2Gi+a3Xi+h1i)+∑(b1E1i+b2S1i+b3T1i+h2i)+∑(c1E2i+c2S2i+c3C2i+c4T2i+h3i)+H｡其中Q=个体为i的社会资本总量,W=社会网络及其关系体系,G=嵌入于网络中的规则体系,X=个体之间的诚信度,h1=上述三者相互作用对资金流动方式的影响程度;E1=个体的受教育水平,S1=个体的现实社会价值观,T1=其他影响个体利用社会资本能力的因素,h2=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E2=区域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S2=国家和政府倡导的本位价值观,C2=个体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T2=信息化水平｡社会制度结构､产业结构等其他的环境因素,h3=不同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H=上述几项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之,从上面可以看出在社会资本测量问题上的争议仍然没有权威的标准衡量或定义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这也更加激励了现行领域内的专家去继续探索着更为全面的理论,使社会资本理论发展愈加全面｡

参考文献:

[1] 邹宜斌.社会资本: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评论,2005,(6):120-125.

[2] 乔俊杰,买忆媛.社会资本的科学测量方法[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3,16(5):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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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积超.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理论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