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志同道合

名人小档案：

尹乃菁，1967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新闻系，历任《中国时报》与TVBS记者，是台湾多档知名政论性节目主持人。作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栏目的时事评论员，她谈吐优雅，直击要害，常常轻松生动地点评台湾的政治生态，深受观众喜爱，现在更成为央视对台节目的一大亮点。

周末或者下雨天，爸爸在书房里吸着烟写稿子，卖臭豆腐的吆喝声沿着家门外的厦门街传来，爸爸顿时精神一振。我见状，一溜小跑出去，不多久，爸爸书桌上就多了一包香喷喷的臭豆腐。看着爸爸吃得津津有味，再看看那一摞摞的稿子，想着它们明天就出现在报纸上，那种感觉真的很妙。这算是我对新闻工作最初的认识了。

爸爸尹元甲是台湾资深报人，祖籍江苏镇江，1949年到台湾前已经是知名记者和编辑。小时候，我经常跑去报社玩，等到上学，爸爸鼓励我去参加演讲比赛和辩论会，我的生活也就从此和爸爸的工作圈子牵扯不断，但爸爸从未对我说过要子承父业的话。

我上大三时，爸爸中风，一只眼睛失明，虽然报社一再挽留，但考虑到体力无法负荷，他选择了退休。作为老新闻人，爸爸对媒体的关注并未因退休而减弱。他的子女中，除了我，大姐和两个女婿，都是记者。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我们的血液里，都流着父亲热爱新闻的血液吧。

第二年，我陪父亲回镇江探亲时在香港过境，父女俩专门找了家颇为地道的餐厅，点了四道菜。让我诧异曲是，爸爸点了白酒后又要了瓶啤酒，然后倒给我，父女俩对饮，然后漫谈人生与理想。在那个情境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在爸爸心里，我已经是大人了，而爸爸的每一句表达和每一个表情，都传达着对我的信任和宽容。从那天起，我渐渐明白，爸爸的“不干预”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和爱护。

而一旦我和爸爸站在同一个“战壕”，他显然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得力干将。

念大学时，我在家做编辑版面的作业，爸爸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爸爸说：“你贴歪了。”我一愣，没想到爸爸在“监视”，接着就撇嘴不相信他的判断。“不信你用尺子量量。做事情不能有一点儿马虎。”一量，我彻底服了，爸爸果然宝刀未老。我体会到他对工作的细致要求，绝不会因为只是小女儿的习作就稍有松懈。

从我开始跑新闻的第一天起，爸爸就成了我的忠实读者，从采访到撰文，他每一次都要进行彻头彻尾的评论。我的文章经常会登载在大陆的《参考消息》上，镇江的亲朋好友来信的时候，经常提及，爸爸很开心，孩子受到重视有出息了，这恐怕是天底下所有父母都会有的“虚荣心”吧。在中风疾患日益严重的爸爸心底里，可能还会欣慰于孩子和他的“志同道合”。

我从报社时政记者做到广播和电视的主持人，在台湾渐渐有了知名度，可爸爸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只是，对我这个“战友”的要求却从未松懈。

这时，爸爸和我之间的话题，常围绕着政治和新闻。有一天，爸爸讲起了他的一次经历：爸爸曾任职《青年战士报》总编辑。一天他休假，一位记者写了篇时评，结果惹火了当局要员。父亲虽然当天未当班，仍以“身为总编辑，在编务方面应负全责”为由而引咎请辞。

事隔多年，再听爸爸提起这件事，我不禁问：“会不会觉得自己当年太傻?应该由当班的副总编辑负责。”爸爸不带一丝遗憾地说：“也应扛起责任。该扛，就要扛。做新闻工作的人，尤其要有担当。”事实上，爸爸那次负责的态度，得到了新闻界甚至文工会的一致支持。心底里，我也无数次对爸爸竖起大拇指。

2006年，我应邀成为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栏目的时事评论员，大陆和海外的亲戚朋友看到我的机会多了，曾经联络不上的亲戚朋友也都重新搭上了线。遗憾的是，我们彼此问候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告知他们爸爸已经过世了。

经常有人说我传承了爸爸的衣钵，我也曾一直试图找到爸爸对我事业的直接影响，但最后要感谢的，或许应该是爸爸的从容大度和对新闻事业的忠诚，于无心无形中“笼络”了我，让我如今能沿着他的脚印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