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使却回凭寄语 黄金何日赎蛾眉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才女蔡文姬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她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这得益于魏晋间佚名的《蔡琰别传》和南朝范晔的《后汉书・董祀妻传》，这些文字记载是蔡文姬传奇故事的起点，同时也是后世画家们的创作起点。自唐以来，根据蔡文姬陷胡归汉故事为创作蓝图的文艺作品日渐增多，如刘商之诗歌、董庭兰之《胡笳曲》等。而绘画的例子就更为常见，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阎立本、李公麟、李唐、陈居中、赵孟、龚开、赵雍、仇英、苏六朋等人。有趣的是，这些画家在创作中却不愿作为故事的旁听者，他们时时主动参与故事的再创造，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故事的情绪基调，甚至主题意图等方面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在美术史上并不罕见，但以蔡文姬陷胡归汉经历为母题的绘画创作却尤显突出，一是同一主题的画卷至今仍存世许多；二是“文姬归汉”的创作意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流传至今的《文姬归汉图》或者《胡笳十八拍图》长卷，有关学者曾统计多达九个，它们形成了一个丰富的以“文姬归汉”为母题的图像系统。这九个本子的基本庋藏情况如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文姬归汉图》残册（是图只有四幅《第三拍》《第五拍》 《第十三拍》 《第十八拍》），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的《胡笳十八拍图》卷，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的《文姬归汉图》卷，博物院藏的《文姬归汉图》册（李唐册和仇英卷），南京博物院藏《胡笳十八拍图》两卷（公认为是两个明摹本），瑞士苏黎世Drenowat氏的《胡笳十八拍图》，还有刘凌沧本人亲眼见到的“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本《文姬归汉图》和”近人临宋本《文姬归汉图》，原周肇祥藏，现不知流落何地"（刘凌沧：《中国画里的胡笳十八拍图》，《文物》1959年第5期，第3-6页），因其刊登在1931-1934年当时北平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办的《艺林月刊》上，故被今天的学者称之为“艺林本”。这个以“文姬归汉”为母题的绘画系统，其画作存世较多，而且面貌各异，至今相关问题仍疑窦重重，扑朔迷离，被研究者津津乐道，这也许正是其永恒魅力之所在吧。

事实上，所有的书画品都具有引起观者感性活动的特点，但是这一连串由视觉带来的感受并不能使魅力长期存在，挥之不去。让人不自觉地进行理性思考或者分析、探秘才是其真正魅力之所在。《文姬归汉图》在这方面就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画作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关它的文化阐释，甚至流传情况。关于“文姬归汉”的绘画，可以归纳为单幅系统和连环画系统。单幅的主题往往选取十八拍中的主要环节，如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图一），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后被运往台湾，今存博物院。此作立轴，绢本设色，纵147.4cm×107.7cm，画上题款“陈居中”三字。整幅画作用笔精工完整，设色绚烂而又不失和谐。图中描绘了蔡文姬与其匈奴丈夫以及两个儿子分别的情景，大孩子紧紧依偎文姬身旁，年幼的倾向文姬求抱。文姬默默注视着对面的丈夫，四围站立着随从与远道而来的汉使，这一情节在众多本子中都被画家所采用，作为故事的高潮部分。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拍”大讨论中曾盛赞过它（情节）：“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啊！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融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唱！”而对于蔡文姬当时的复杂心情，我们也可以用郭沫若的话说是一种“绞肠滴血般的痛哭”。（《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第2页，第8页，中华书局，1959年）

在连环画系统中，尤以传为李唐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图》（图二）最为著名。今藏于博物院，各幅纵50.2-50.8cm，横24.8―39.7cm，是完整的18幅。此册是诸多本子中唯一以立式册页形式的作品，由于收藏者的著录失误而使后人误认为乃李唐所作，其实与李唐本无关系，至于它的创作时间近年来争议颇多，而且分歧也较大。对于它的创作动机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本上以附会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回銮为多。史载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宋金双方战争互有胜负的情况下，宋高宗与权臣秦桧达成对金朝称臣纳贡以及割地的屈辱协议。同时宋高宗一再请求，金才允将其生母韦太后及宋徽宗灵柩南归。由于蔡文姬陷胡归汉的经历和情节与韦太后本人有颇多相似之处，所以自明代以来，就有人认为“文姬归汉”影射了“韦后回銮”一事。画中的山水配景承袭了北宋以来的样式，书法与大都会本较为接近，经徐邦达先生考证，作者乃是当时的书院中人。这些以连环画形式出现的《文姬归汉图》，在画面处理上，基本都采取一拍对应一画，图文并茂，具有丰富的艺术效果。

纵观上述诸多画卷，我们尚不难发现画家在画面中所传达个人民族情结的各不相同。如陈居中画作的突出汉使，巧妙“贬胡”；金人张的画面中文姬气势高昂，胡人惧冷猥琐（图三）；元人的画卷中似乎更多了几分人情味，并无过多地强调民族矛盾（图四）。而传为李唐所作的《胡茄十八拍图》就近乎连环画了，翔实的细节让人看不到太多的相关问题，漫长的故事远比其他问题都为重要。

赵宋王朝长期受到北方外族的武力威胁，外交与民族间的交往由攻势转为守势，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于是”文姬归汉”就为宋代的画家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创作题材。同时宋代的皇室擅画者颇多，他们高度重视绘画的宣传教化功能。尤其在宋高宗朝，画院创作历史故事画之多、之精为画史所罕见，如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萧照的《中兴瑞应图》，以及《折槛图》 《却坐图》等。而后世所见流传诸多的”文姬归汉”画卷，却是另外的话题，大多出于射利的动机，”苏州片”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文姬归汉”在历史上仅仅一次，然而在画史上却面目多具，不断被演绎，”真也许有可能存在，假则纯属人为”--杜拉斯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