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中的双重“真伪”

时下在书画领域里，可能没有哪一个词能像“真伪”一词受到如此的冲异，其原因几乎毫无例外地与“经济”二字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事实上，中国书画无论在商业味浅淡的古代，还是在极具商品化的今天，不分公家庋藏还是私家收藏，其真假问题都毫无怀疑地成为一切相关活动的基础。由于中国书画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的创作方式与流传方式，完全迥异于西方油画或者版画的作坊式创作，于是书画的作伪和鉴定便成了中国美术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以至于今天不少相关人士正在为建立“书画鉴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而不懈努力，他们无疑想使书画鉴定“科学化”，使其步入科学的轨道，为美术史（尤其是书画史）的基础研究和书画的规范化商业运作提供有效的事实证据。那么，书画的真伪究竟有无客观标准，如何理解书画的“真伪”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了。

然而，“真伪”二字本身无过多复杂与深奥的含义，问题恰恰出在其前面的定语――“书画”一词。其实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人所生产的东西几乎没有不被“copy”或仿造的，同时“copy”或仿造的水平又经常被用来作为衡量某个领域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尺，这一切在书画面前却变得近乎完全无效。书画中的“真伪”在狭义的概念理解下，它往往指书画真实的笔迹，书画家本人的原作。除此外，其余的外延性理解似乎并不被传统的默认游戏规则所接受。如果我们把这个狭义的概念理解放回到书画的世界里，那么作为实物形式存在的绘画作品定会与其发生龃龉。在狭义的概念理解下，书画中的笔墨，印章与款识都须出自画家本人之手；材料中的纸绢与装池形式也都须符合当时一般意义上的标准。若以此推想，中国当下的书画史与美术史是否需要重新审视？甚至重新爬梳以至于编撰？

其实我们的书画鉴定前辈们早已发现了这个本不成为问题的话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次全国性的古书画鉴定中，几位专家对一幅藏于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马和之《唐风图》册留下了如下的鉴定意见。启功先生：马为当时主办人之领衔；傅熹年：南宋人作非出于一人之手，水平有高低之分，年代有早晚之别，尚不可证明为马和之之作；徐邦达：非马氏手笔。这样的例子还为数不少，他们的鉴定意见无形中道出了一个潜在的游戏规则：书画之“真伪”并不等于自然科学意义上之“真伪”。书画本身就是一种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物品，那么这个规则的确让人感到有点流于凿空甚至玄妙，其文，其义费解。千余年的中国绘画史似乎已经揭示了这个答案：书画之真伪乃书画本身风格的基本吻合。这种吻合包含了与个体风格和时代风格的吻合，俗诘既为：像不像他的，是不是这个时期的。

今天，我们可以成功地运用碳―14来测定陶瓷和铜器的年代，也可以用化学中的光释热效应来检测瓷杂器的年龄，但相似手段对于书画的鉴定似乎至今都难以奏效，看似笨拙玄乎的“目鉴”至今仍不失为鉴定中的不二法门，其缘由即在于此。机械的或者科学的手段面对书画之风格无从下手，这些手段面对看似玄乎的书画风格犹如两个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的人，他们之间无法交流，甚至简单的沟通也成为障碍。因为中国书画的“风格”不仅仅是人们所理解的“客观的视觉”，它更多的是个人气质、时代精神或种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合成体，这些因素若能经常以一种近乎固定的方式相结合，那是后人梦寐以求的妄想。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以动态的面貌存在着，它们的组合使得书画风格呈现出异常复杂多样的状态，使后人的鉴定标尺近乎无法建立，既是现有的或者历史记载下来的也仅仅是其中所谓的主流风格。

同时，我们一贯理解的书画风格，尢其是古书画风格，大多来源于前人留给我们的文献资料，正如台湾的石守谦先生所说：“在中国画史的研究上，研究者所乞灵于文献的，基本上都来自于文集或著录中前人对某一画家或其作品的评论，希望这些文献的出现，能够与其经较分析所得者互相印证，以前人的卓见来保证自己比较分析活动并非无的放矢。”更为糟糕的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献一向以简洁为上，恰恰就是由于这个“简洁”，文献在“使用时便带有被任意曲解的潜在危险”。因为如此“简洁”的文献，其传递给后人的书画风格信息极为多样，极具多种阐发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对书画风格的理解五花八门，见仁见智，结果使人面对真实纸绢所呈示的风格时，时有瞠目之态。这就告诉我们不要过分迷信文献，它们并不能“补足作品数量上的不足”，作为参考或者旁证还是大有用武之地，而这才是文献在书画鉴定中的合适位置。绕来绕去，似乎对于书画风格的把握更显得高深莫测？遑论对其真伪的鉴定了？

其实不必为之纠缠，上述近于在“真伪”概念范畴里兜圈子的文字表述，并不在于为书画的鉴定提供一个十拿九稳的灵丹妙药，对于书画“真伪”的概念重新厘清，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书画鉴定时不过多斤斤计较那些所谓的鉴定之“妙方”或者“利器”，而忽视看似空无的鉴定之“道”，尤其在这个鸡鸣即起，孳孳为利的社会。强烈的牟利动机使得人们难以平静地审视这些本不算话题的“话题”，一味地盯住书画的本身，把物态的“真伪”等同于风格的“真伪”，这势必使得美术史的基础研究大打折扣，规范化的书画商业运作也大受影响。书画风格的基本吻合足以为美术史（尤其是书画史）的基础研究提供事实证据，一般市民装堂饰壁对书画的需求也得以满足。遗憾的是我们时下的书画市场似乎并不关注这些，市场对书画真伪的理解和要求也几乎清一色地定在了物态的“真伪”，具体来说是一种近于文物或者考古意义上的“真伪”，其症结就在一切为了牟利。金钱使得书画的人文意义黯然失色，”鉴赏“这个收藏书画的原初始目的也几乎不复存在。

中国时下空前火爆的艺术市场，在看似繁荣的背后，其潜在的危机不能不令人担忧，这个几乎完全被有钱人所包揽的游戏，使得其他阶层无法涉足。对“真伪”的物态理解，不自觉地剥夺了其他阶层的艺术品享有权，使得书画之“鉴赏”也分了阶级，岂不荒谬！

举目远眺欧洲，法国等国家对艺术品的拍卖早已进行了分阶层布展与拍卖，国外对这一问题在行动上的回答，想必当初他们也经历了这个阶段？但愿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不要在这个过程走得太长，太慢，即使其“前景何晃晃，旭日向东方”，这需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