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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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西北诸马的著作不少。

这些著作中，能够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来反观探索的却是少数。能够将这一群穆斯林军政群体在民族、宗教、教育、卫疆等诸多领域的积极面挖掘出来，并置于中华文化的层面上，予以客观审视体会的，更属凤毛麟角。

早在1965年7月16日，总理在对学界发表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军队将领的研究与看法：“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要写好国共双方的将领，还要深刻揭示这些将领与环境、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同是黄埔学校的学生，有的成了我们的将军和元帅，有的却跑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这一点写好了，作品就有厚度！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西北诸马，泛指民国时代崛起于甘宁青等地的一群少数民族军阀人物。历史的车轮进入民国后，他们出自河州，兴起于乱世，各据一方，父承子袭，左右地方四十年，对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

我在《回族研究》杂志工作期间，有幸陆续接触过研究者写作回族军阀人物的来稿。这类文章，涉猎诸马人物的方方面面，时有颇具分量的论述出现，令人欣喜。纵览之余，我自慨叹，对于诸马群体的认识与探索，并没有结束，甚至需要新的审视。我所说的这种重新审视，是指细致的爬梳，把更多关于诸马与那个时代的、尚有借鉴价值的东西，予以挖掘呈现，并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直面历史，知往而鉴来。

时至今日，可以说审视这群统治过西北的少数民族人物，观察、总结其政治作为，是今日之西北为政者、修史者、民族与宗教工作者，不可不问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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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现实意义，致使对诸马群体的探索者，代不乏人。

仅以宁夏举例，吴忠礼、霍维洮、刘钦斌、杜力夫、胡迅雷、丁明俊等学者，皆有涉及，并且出版了一批有关西北回族军阀的图书。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称上述诸位专家学者，可谓是这门学问的先行探索者。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诸马与民国，需要讨论的话题实在太多，限于种种因素，甚至是时代的关系，难于在一个时期内完成。总而言之，这类不属显学的课题，却总是需要时间，更是需要几代学人的接力而行。

限于时代的观念、思潮、禁忌，能够直面历史，知往鉴来，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这种勇气与自信，不仅来自于学人，更来自于当今社会。

2013年4月，青年学人王正儒捧来了他的《诸马与民国》稿样，求教于我。面对洋洋洒洒60万言的《诸马与民国》，面对这个我关注了许久的话题，我的内心是喜悦的。这种喜悦，与书稿本身无关，首在青年人能够沉下心来，勤奋钻研。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

通读全书，始终觉得有味。这部书稿中的诸马人物，是新鲜的。行文颇显章法，很流畅，不干巴，既有文献资料的依据，又有必要的判断。较之于先前的著述，这部史著是有着突破性的进展的。这种突破，重在资料的发掘与运用上。

早些年，正儒博士便在刊物上发表了与之相关的不少论文，又出版过专著《马福祥》，主编过《回族历史报刊文选》。这些著述的编辑与写作过程，使他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直到此时，我才知他为写作《诸马与民国》业已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这部书稿的前期工作，或说是辅助工作，显然是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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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长达近百年的西北史。

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对回族在内的诸少数民族的政策，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迹昭昭，不作缀述。比如，清嘉庆年间，哲合忍耶穆斯林马达天在充军途中对儿子的谈话，颇能反应出受压迫者的凄惶与悲怆——

“行亏的官吏，把我充军到东，又充军到西。总有一天，他们的势力要消灭，一丝不存。须知！

他们的国土上起了风暴，威严没有了，只有战争；地位没有了，只有粪土；自豪没有了，只有贫穷；高

贵没有了，只有低贱。”

压迫继续，反抗不止。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西北回民的反清运动即在同治年间爆发。清军主帅左宗棠奉命西征，对河州回民进行了剿抚并举的政策，河州反清自卫的首脑人物马占鳌、马海晏等人，选择了受抚。马占鳌其人，接受清廷的收编以后，诚心实意效忠于清廷，成为了清廷安定河湟地区的得力助手，也使西北诸马开始了漫长的孕育期。

1912年，诸马人物在西北的时代悄然到来。是年秋天，马占鳌那一代人的后辈人，纷纷崛起于甘肃（时甘肃辖宁夏、青海）。马安良坐兰州，马福祥立宁夏，马麒定青海的势力格局，业已形成。

民国初期，内忧外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是靠拢于中央政府，还是亲近于外部力量从而独立，成为了未知。比如，库伦独立最终演成外蒙古的形成；又比如，英国人积极煽动怂恿支持地方上层某些势力寻求独立。伴随着民国的到来，这一严峻的边疆危机浮现了！决定边疆命运、领土完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而是边疆宗教人物，以及手握重兵的边疆武人。在西北，名重当时的人物里便有诸马。

延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诸马军阀的第二代关键性人物——马鸿逵、马步芳，分别确定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体系，形成了“宁马系”、“青马系”的鲜明特征。1949年，剑指西北，经略西北40年的诸马人物，在风雨飘摇中，选择了异国的隐遁。

这漫漫岁月中的历史演进，这段时光里的这些人物，必然会为我们留下启迪今日的种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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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马与民国》，体现出了作者的冷静与思考。

全书自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运动讲起，重点又起自民国建元，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诸马人物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作者的阐述是全面而翔实的，系统而有侧重的。再看其持论，也多有中肯之言。

著者对于马福祥、马麒等老一代诸马人物，多所誉扬。然而，这种对军阀人物的誉扬，确有实据为依。譬如他们在抵制分裂、兴办教育、禁绝鸦片、创办实业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并初步开启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对于以马鸿逵、马步芳为代表的第二代诸马人物，著者认为他们坚持到底，无可讳言，但避开了斥责与谩骂。相反，著者对他们在地方上的教育、民族、宗教、文化、实业等在内的政治业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梳理。

因此，这部史著，有很多值得圈点的地方。比如，资料翔实丰富，谋篇布局有章法。作者历时数年，收集了大量尚未公开的资料，既有档案资料，也有报刊资料，还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加之作者长期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因而在资料运用上，驾轻就熟，详略有当。又如，文字流畅，生动活泼，又趋于客观，等等。比如，在谈到青海军在新疆的活动时，著者引文明确指出：

“北塔山之战，是中国的边防部队（指骑五军）成功挫败了苏联支持下蒙古国现代化部队入侵

中国领土的企图。这场局部战争，当时引起了举国的关注，被称为中国西部的‘九一八’。战争起因

是蒙古国向中国边境部队送达最后通牒，居然说北塔山在蒙古国境内，要中国边防军向南后退上百

公里。战争一开始，奇台县城已经出现了平民为躲避战火而撤离的迹象。这场战争之所以重要。是

因为中国的边防部队如果没有成功地守卫住北塔山边防，那么，整个的天山北坡都成为了战区，直

接的后果是，今天开发西部的支撑点准东煤田有可能成为他人的宝藏。”

诸如这类客观翔实的分析与见解，不时便会在书稿中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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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马与民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种意义，是重在实践的意义，是对诸马研究方面较之前人的某些探索的突破。比如，书中涉及大量关于诸马处置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的案例。这些大量的案例，是过去的相关论述中所鲜有的。那么，这种论述对于今天的我们，似尚有启迪的价值，甚至是具有从中参考内容的。

作者引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里面的描述，记录了青海马步芳治下的穆斯林的心理动向——在一次穆斯林节日庆典上，西宁的教长向上万名穆斯林发表演说时称：

“‘第一，要把个人看小点，个人不要不知足，国家才可以安定，才可以太平；第二，要服从能干的

领袖，不管他是汉人也罢，回人也罢，藏人也罢。要这样才可以团结，才有力量，才可以不受外国的

欺侮。’范长江听到这位青海回教教长的讲话后，他认为‘他这话有多少理论的价值，暂不管它。不

过，他这话确代表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忽视”’。

当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得知，“有人自称回教领袖时”，大为吃惊，遂撰写启事，发表声明，表示惊异不已。表示均受各级政府系统之领导，并无另行组织。他在报纸上公开谈到：

“信教自由，载于宪法，但不可以宗教而作国际之活动，此稍有国家法律常识者，莫不知之，盖国

际交际，固有外交之整个计划……夫领袖非自称所能成，现在的蒋委员长，人皆以领袖呼之拥之。虽

妇人孺子，亦知蒋氏之伟大。”

《诸马与民国》读后，我以为其阐述是全面的，持论亦算公允。已是耄耋之年的我，能够读到这部与我人生旨趣相关的史著，且出自于青年学人之手，我是欣慰的。亦如著者王正儒所言，自己的著述，是几代学人智慧与心力的延续。对此，我是认同的。

这部著述，不周之处自然存在，容留来日再由著者修订。

“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那么，这群穆斯林军政人物之与民国、之与西北，其意义显而易见。

诸马人物与内地军阀人物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以及所处的穆斯林社会背景。因此，把他们的有关民族的、宗教的积极面挖掘出来，与今天的西北进行观察对照，是不无裨益的事情。著者能够如此下工夫并付出努力，精神是可贵的，意义是现实的。

今日之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但冲突与分歧依然并存。作者以西北历史为观照，认为宗教有责任亦有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谐、人心的安宁，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部著述里的种种努力，是积极且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