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部农民工贫困问题

【摘 要】 西部农民工贫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内容也在变化。目前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物质贫困、技能贫困、机会贫困、社会资源贫困、权益贫困等五种类型。摆脱贫困主要依藉于政府采取积极的反贫困措施，遏止贫困的代际传承；发挥女性在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对农民工进行有效培训以建立长效互信机制，使农民工真正的融入到城市化过程中来。

【关键词】 西部农民工；贫困；脱贫

农民工是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西部的农民工不但有农民工共性，而且有其特殊性。那么农民工的贫困该如何界定？

一、西部“农民工”的贫困界定

本文所指西部农民工为西部各省离家外出的务工人员。因为离家进城的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在乡农民工尖锐。“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1]农民工离开自己熟识的农村到了陌生城市，才使其产生了精神、社会方面的需求；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了自己擅长的农业，才催生了其能力方面的需求。当这些新的需求远离现实的时候，农民工感受到的贫困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伴随精神、社会资源、平等权益等多个方面。

二、从历史的逻辑看西部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部农民工的贫困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80年代末第一代走出“低层精英”到第三代80后、90后的新生代打工者，他们有着不一样社会的经历，也有着不一样的梦想。西部农民工的贫困也由此体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

1、第一代西部农民工的致富梦所体现出来的经济贫困

第一代西部农民工：他们出现在上世纪80 年代末期到90 年代中期。他们有着多年的务农经历，是传统的农民，在城市主要从事建筑、运输等脏、累、差的体力活。由于多年的农村生活，价值观、生活习惯等早已形成，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生活，进城务工的期望很简单，就是“挣钱养家”。 第一代农民工基本没有留在城市的想法，对自身的定位只是城市的过客。[2]这种对于自身“内卷性”的认识使得第一代西部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就是为了就业、赚钱。他们犹如刘姥姥般的走进了城市这座大观园，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较高满足感来自于自家乡的“熟人”的参照而不是依据“大观园里”的人们的生活标准。所以第一代农民工身上纠集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所凸显出来的贫困则主要是经济上的贫困。

2、第二带西部农民工在漂泊之中所感受到的人类贫困与社会歧视

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外出时间段大致是上世纪90 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他们的成长在农村经济取得一定发展的情况下，他们的文化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只有较少的务农经历，平日以上学为主。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城市的生活，进城后发现了城乡的差距，加上他们几乎没有农业生产技术，所以不再想回到农村，决意留在城市生活。[2]当挣钱不再是唯一的目标时，改变自己身份的愿望就变的日趋强烈。但是对于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来说，想要进入壁垒依旧森严的城市自如的生活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第二代农民工的贫困与第一代相比，已经开始由单一的经济贫困向多种贫困转变，而且更倾向于精神、权益和社会资源的贫困。

3、80、90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机会贫困

第三代农民工外出时间段大致是本世纪初至今，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或90 年代初，是所谓的“80 后”或“90 后”。此时，我国农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温饱已基本解决，他们的生活条件优越，有着较高文化程度，多为高中或技校毕业，获取知识途径多样，知识更新速度快。多年的求学使得他们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在城市选择工作有着较多的信息来源和选择。他们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愿，但却没有畅通的参与渠道。出生地的政治活动与他们没有太多关系而不愿参与；居住地的政治活动他们想参与却苦无途径。[3]所以，对于第三代农民工来说，社会公平缺失带给他们的是一种隐形的政治机会贫困，他们的贫困又增加一种机会贫困，这种贫困自从其出生时就已经生根。

三、西部农民工减贫之路径选择

1、发挥女性在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女性约占农民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有增加的趋势。[4]所以，必须重视亦工、亦妻、亦母这个伟大的性别在西部农民工减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出外打工的女性还是“留守妇女”， 西部农民工的脱贫离不开她们的发展。作为劳动者的角色，她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西部农村发展的内在力量和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作为妻子的角色，她们是家庭生活的管理者，又是家庭消费的决策者，为丈夫的在外打工活动营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作为母亲的角色，她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中国目前这种养儿防老的体制下，一个孩子的成功会对其家庭甚至及其村庄的脱贫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西部农村妇女的教育文化素质、身体健康水平、职业技能水平以及自身的发展水平都会对西部农民工的脱贫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西部地区农村妇女的研究开发，一个个受良好过教育、有主见的女性大军也可以成为强有力的西部农村发展的引擎。

2、政府应当制定积极的反贫困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西部农民工培训

有学者指出，政府的反贫困政策忽视了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现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生存，既不能受惠于农村的反贫困政策，又没有被城市的反贫困政策覆盖，所以政府的政策存在明显的政策空当。[5]。民工不能在城市立足的主要原因是其没有稳定的工作及其收入，另一方面是其不能融入到城市化的过程来。我们可以推广东部的经验，培训发展以就业培训中心为主导，联系雇主、农民工、培训机构社区共同参与，发展以社区为本，由雇主、培训机构与居民组成的网络，在掌握技能的同时为农民工建立城市人际关系资源网络，帮助其与雇主建立长期互信关系。这样既有利于改变居民与农民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也能改变城市居民对于农民工的轻视和排斥。

3、遏止贫困的代际遗传

传媒中频现的“农民工二代”、“穷二代”便是贫困出现代际传承的默认，也是社会阶层的流动趋于固化的表现。第三代农民工的父辈很多就是农民工。这是由于家庭的低收入造成了两代人之间转移的结果。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建立起惠及所有公民的基本权益的福利体系，如真正普及义务教育、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等；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强有力的税收调节机制和财政的再分配制度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出台有效的政策以增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帮助和鼓励他们创业等。

【参考文献】

[1] 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658.

[2] 陈兴中，孙丽丽，李富贵等.第三代农民工期望变化分析.研究探索，2010（3）15-19.

[3] 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趋固化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9）34-36.

[4] 李银河等.农民流动与性别[M].北京；中原出版社，2000.

[5] 2005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2004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报告〉[J].中国人口科学，2003（5）35.

【作者简介】

杨小丽（1981-）女，汉族，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