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对现代婚姻家庭的思考

摘 要： 时代转型期具有的特点向传统的稳态婚姻提出了挑战，而非稳态的婚姻家庭在进步与裂变的两重价值意义上与时俱进，其中女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女性在现代婚姻家庭中如何认识和谐婚姻与家庭稳态的组构要素，经营婚姻，包括对待婚姻过失、调适灵肉关系、摆对婚姻间距、面对单亲家庭、谐合二次婚姻，不仅是现代婚姻家庭研究面临的课题与应对措施，而且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元要素。现代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和谐稳定可以说是社会基元结构“效应最大化”的历史选择。

关键词： 婚姻家庭；女性；和谐

婚姻，是规范化了的“性”，是人类生殖、繁衍与养育的重大环节，是搭建家庭的柱梁。传统的婚姻讲求稳定，事实上现代的婚姻也需要稳定。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和英国沃里克大学的经济学家用5年时间，就大学毕业、就业、婚姻、婚后分居、离婚，购置房屋等人生主要经历和重大变故的感受，对“幸福感”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幸福婚姻等于10万美元年收入，其中女性“感到幸福”的比例高于男性。倘失业，其不幸感相当于每年损失6万美元，这从一个定量的角度评价了婚姻在现代社会中需要和谐与稳定的份量。在世纪之交，许多专家断言：“婚姻质量呈现提高趋势”。[1]但问题是，传统的视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为“圆满”的道德观受到了冲击，婚姻的“百年好合”受到了挑战，“百头偕老”日渐珍稀。如恩格斯所言：社会的每一进步，都是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虽然有挑战，但从价值取向看是需要稳定的，这对社会的和谐具有基础价值作用，因此，现代婚姻家庭，在需要和谐稳定的同时也在接受“不稳定”的考验。

一、现代社会对传统“和谐婚姻”的挑战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投入产出比较为均衡、趋于效应最大化的和谐关系，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基元结构“效应最大化”的历史选择。但现代社会出现的婚姻家庭的非稳定性，不仅使当事人要付出更大的情感与经济成本，而且社会也在付出相当的成本。当然，“离婚”在当代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有时既是摆脱恶劣婚姻桎梏与家庭暴力阴影的有力武器，也是婚姻中尤其是女性追求个性权力的有益手段，但不可讳言的是，总要付出不菲的代价，尤其是当付出代价的婚姻占的比例日益增高时，无疑对“婚姻”就是一场挑战。

首先是迅增的离婚率。1995年，中国离婚人数首次突破100万对大关，达105.5万对。同年，北京的离婚率爆高限，占当年结婚者比例的23.8%。1998年，上海结婚8.57万对，离婚2.96万对，占34.5%。从全国来看，1980年中国离婚率为4.76%，1999年，相距不到20年，离婚率为13.5%，而提出离婚诉讼的70%是女性。城市婚姻的趋势，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发展，将成为有代表性的婚姻、家庭问题的注目领域。由于当前多种经济所有制的并存，生存竞争的挑战，使婚姻离异现象在五类人群中显得较为突出，第一是“高收入”群体，第二是“高学历”群体，第三是“高流动”群体，第四是“高落差”群体，第五是“高激素”的人员。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问题，不是仅仅遵循“道义”的原则就能解决得了的。这是当前我国婚姻家庭不稳定的现状之一。

其二是渐增的“丁克户”。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尽管有旧色彩，但极本质地看到了婚姻的繁衍本性。据2002年统计，我国现有“丁克夫妇”即双收入、无子女的“两人家庭”60-80万以上。基本上是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中。这固然与现代人“享受每一天”的观念有关，但同时与疑虑家庭的稳定性、不愿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等因素有关。高文凭家庭的这种存在状况，侧射了“非稳定性家庭”的婚姻挑战的影响。

其三是失衡的性别比。生育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合理的自然态应当是103——107：100之间，但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我国男女出生性比为116：100，已经大大失衡；2003年北京男女性比也达108：100；而流动人口在京出生男女性比却达128：100。海南、广东男女出生性比竟达130：100以上。2004年，“长江三角地区人口发展战略研讨会”称：西南个别省市，人口出生男女比例竟高达骇人的140：100。从未来看，这个状况不仅对人口生产的性别均衡协调有影响，而且还会使婚姻家庭、社会道德受到冲击，同时还可能出现性产业泛滥、社会不稳定等恶果。

其四是“情人潮”的涌动。相当一段时期，关于“情人潮”之类的报告文学连篇累牍，时至今日，《警告中国情人》一类的书刊也为数不少。许多报纸以大幅的版面鞭挞“婚外恋引起的悲剧”，有的作者将其归咎为“法盲”加“文盲”、西方“性解放”观念影响下的“人欲横流”等。从治安学的角度，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指出“情人”问题的种种弊端：引发家庭的非和谐甚至崩解、导致人际冲突乃至情杀、畸变家庭影响子女成长……等等。问题是，既然“情人潮”如此十恶不赦，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赴恶如归”呢？为什么许多学衔、职称、职务不低，并不“文盲”的人也如此追潮逐流呢？

从社会学的视点看，时代的转型期具有的特点向传统的稳态婚姻提出了挑战，而非稳态的婚姻家庭在进步与裂变的两重价值意义上与时俱进，其中女性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分析现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婚姻家庭嬗变中的主要原因，是建构社会和谐细胞的理性前提。

二、转型时期对现代婚姻家庭的思考

（一）收入悬殊的冲击

婚姻与家庭，不是建构在世外桃源中，收入的天平，也在称量着婚姻的重量。20多年前，在计划经济的“男女同工同酬”法则面前，夫妻收入的均等可以保障婚姻的平等稳定，但现代社会基尼系数的变化即社会成员收入度的悬殊，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收入观，使夫妻收入的差异成为现实问题，收入上常见的男高女低，不免挑战婚姻。而且作为女性，现代产业中很多行业易于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使女性的个性和个体价值追求得到了经济上独立的支撑力，从而让传统婚姻中弱势的女方也对传统家庭进行挑战。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正比，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收入反差对婚姻的冲击是造成当前中国婚姻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交往扩大的影响

造成对中国现代婚姻家庭冲击的第二个原因是交往半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的“小盆地婚姻”时代，人们的求偶半径大约是5公里。在“单位人”时代，人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由“单位”直接负责与监控，使婚姻家庭在“地域性约束”与“单位式约束”中呈现一种“收敛性稳定”。现在，人们择业的自由度增大的同时，交往的范围空间也在增大，沟通方式更便利，进行“比较”的参照系也更多，如韩少功先生分析的：人的自由解放提高了感情的风险与婚姻的难度，这是现代人的基本困境之一。许多婚外恋、情感危机并非金钱交易的直接产物，而是频繁的人际交往的结果。交往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而“自由”恰恰也是对稳态婚姻的挑战。

（三）寿命延长的叩问

寿命的延长对婚姻的是一种新的考验。1949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36.5岁，那时一桩婚姻不过是携手一同走20年不到的姻缘路程，不算太难。2002年，据统计，中国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4.5岁，男性接近70岁。婚姻中的男女要一道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这其中的飘风骤雨、熏风寒霜也使婚姻在波颠浪簸中历经挑战，道远途长，能一同走到目的地就很不简单。达到“银婚”（婚龄25年），已属不多，臻于“金婚”（婚龄50年），是凤毛麟角。

（四）观念变化对婚姻的震荡

2000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对27个国家18000多位16至55岁的成年人调查后认为，在方面，“中国仍保存着一种传统的观念，”这是横向以欧美国家为参照系得出的结论，即美国人第一次的年龄最早，其次是巴西人、法国人、中国人较晚，平均第一次年龄为21.9岁，而且“中国平均也较少。”但是，中国人的性观念纵向地比之于上辈，显然也有极大变化。

北京大学2002年的一个调查显示：25/35%的男女对“婚前”表示宽容。2002年1月21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公布的西部城市人员关于“婚外”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关于“婚外”的回答中，25岁以下占68%的回答：“可能会”；25-30岁占45%的回答：“对方很优秀就会”，35-45岁占27%的回答：“会”。男性的回答中，41%的稍加思索后肯定回答“会”。其中30岁以下的70%表示“如有机会就会主动与对方发生性关系”；30-50岁占45%的强调发生性关系的前提是“对家庭与事业无影响。”可见，人们对“守身如玉”的传统理念的执着程度已经大大地松动，而“性”的排他性又几乎作为一种伦理本能恒久地存在。这种冲突势必构成对婚姻的又一冲击。

（五）社会心理的舒缓

社会的开放和科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性”的神秘感，多少弱化了人们在“性”面前的原罪感和“谈性色变”的规避意识。人工流产的合法化与手术安全系数的提高，使婚外情中产生的生理后果所造成的“羞耻威摄力”减弱，怀孕出丑的顾虑与恐惧相对大大减小。经济长足发展，居住环境的改善不仅使人们有了更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且为个人隐私的保密增添了一份保障，客观上也有利了“性”的隐密交流，使之成为现代婚姻不稳定的一个潜在趋向。

当然，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道德自律水准的提高并非对应，加上诸如西方“性解放”思潮等之类因素的影响，一不小心就畸变为“食饱思淫欲”的追寻，其实这些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抽象地仅仅解释为社会进步与道德堕落“双重奏”如影相随，是简单化和不全面的。

三、和谐家庭中女性建设的若干组构要素

婚姻的支撑有四根柱石。

第一，“情感”。恩格斯说：没有情感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传统的“包办婚姻”当然不符合人类的情感道德。“情感”是一个系数，它是和谐婚姻家庭的倍加数，好比阿拉伯数字中的零，如果仅仅只强调“情感”而抹煞婚姻构成的其他要素，那么这个“0”就是“什么也没有”，仿佛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转瞬即逝。但是，当“0”即情感与婚姻的其他要素（经济、责任等）相结合，它就产生连缀的作用。如果这些要素是“9”，那么后面连缀一个“0”就成了90，尚若再缀一个“0”就是900。因此，对情感既不宜像浪漫的文学家那样无限夸大、神化其份量，也不能将其虚无化、漠视它与家庭其他构成要素化合后产生的无以伦比的作用，这是情感价值的辩证法。

第二，“经济”。没有“经济”的恋爱或许有几分高雅与浪漫。但没有“经济”支撑的婚姻是不能维持的，再好的汽车如果没有“经济”这个“能源”，势必寸步难行。婚姻构成了“家”，这就充斥了油盐柴米、房租水电、一日三餐。因此，当得神仙爱侣的，未必做得柴米夫妻。正所谓“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先要活得下去、撑持得了家庭，才谈得上发展、顾得了生育，才能发挥“家庭”的社会功能。“经济”是家庭生活安宁的主要支撑点。当然，婚姻，只盯着“经济”就成了一桩买卖，“经济”绝非“幸福”的唯一源泉，但不讲“经济”就成了神话，“幸福”就成了空中楼阁。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道出了“经济”在婚姻中的地位。

第三，“责任”。婚姻生活中，情感、经济是两个变量，不具恒一的稳定性。恋爱中的情感是开水，热烈沸腾，婚姻中的情感是温水，温和适口；恋爱中的情感需要浪漫洒脱，婚姻中的情感需要立足现实，所以“情感”不会永远维持在同一个温度点，“变”是它的本性。经济也是变量，人生既有跌宕，收入当然也会起伏。而“责任”是一个常量，具有相当的持恒性。一桩好婚姻，绝对有恒一的“责任”在支撑。有人把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是“责任”而不是“爱情”作为中国人婚姻的一大“通病”。但是，没有“责任”感，不要说婚姻，爱情也会破产。“责任”没有“爱情”绚丽，但责任感常常比“爱情”更笃实，它是使“爱情”继续生长的土壤与基础。恋爱中的责任是对感情负责，婚姻中的责任是对配偶负责，家庭中的责任是对家族与社会负责。否则要么是玩世不恭，要么是放荡不羁，要么是混世魔王，如此，就不会有家庭的和谐，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责任”犹如汽车的方向盘，失却了责任婚姻就迷失了方向。

第四，“性生活”。“性”不等于婚姻，但婚姻一定包括着“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高质量的性和谐就难以有高质量的好婚姻，“性”在婚姻中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无性”婚姻，不论是哪种情况，于家庭都非吉兆。“性”在“欲”的层面上是本能，“性”在“人”的体验中是艺术，而艺术是包含技巧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假道学”，只能是标榜虚名而损害实惠。高连峻先生的《中国婚姻家庭史》认定：婚姻的本质涵义是交媾。“婚”，古字为“昏”，“氏”和“日”分别显示出男女性别形象。后因交媾多在日落黄昏之时，又有黄昏之意。“姻”，古字为“因”，为箭在囊中，也为交媾之义。这是学问深厚的训诂考据。今天，纵然婚姻已经闪耀着文明的光芒，但婚姻固有的本质涵义没有改变。

认识和谐婚姻与家庭稳态的组构要素，递进观照家庭的结构和女性的作用，则如何经营婚姻、认识“人”的本性、对待婚姻过失、调适灵肉关系、摆对婚姻间距、面对单亲家庭、谐合二次婚姻……不仅是现代婚姻家庭研究面临的课题与应对措施，而且是营造和谐社会的基元要素。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世俗婚姻无须求全，因为谁也不是圣人。从这一角度看，降低对婚姻的期望值，提高满意度，把婚姻放到它本来应有的位置，婚姻反而会闪耀出它本色的光芒。婚姻本身的质量好比分子，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分数的值却越小。在经营婚姻的过程中，夫妻之间不必像诗人描述的“亲密无间”，那就把“家”当成了囚室，结婚不是把自己“卖”给对方——完全丧失自己，结婚是把自己“交”给对方——拥有自己，才可能交出，所以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有间”，给对方一定的社交空间、生活空间、心理空间、甚至适当的“隐私空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允许一点隐私，绝不伤害别人。也算是一种生命智慧吧。

经营婚姻就必须正确认识婚姻的主体——男人和女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不是什么“结婚前要睁大眼睛，结婚后眼睛半睁半闭”式的装糊涂。美国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认为：以两性的基因繁殖为例，用伦理学的观点看，存在一种“不专一”的生存策略：人类卵子和的体积之比是8000：100，因此，男性基因的繁衍策略倾向于“多交”，而女性倾向于谨慎。这带有某种遗传性的生物性状。威尔逊先生倾向认为：“男性不忠，是生物人的本性。”然而人毕竟是高级生物，有社会性约束，“婚姻”形式本身就是一种“人的约束。”如何思考生物性遗传性状与社会性制约要求的“张力的限度”？方刚先生的《21世纪的两性关系》一书，道出了现代婚姻的变化：结婚年龄普遍推迟；“不婚族”人数增多；同居、试婚等事实上的婚姻形式更为常见；配偶双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年龄、外貌等均不再有模式；婚姻中双方的关系更为平等；无过错离婚、良性离婚、协议离婚成为主流。而尤其预测：外遇更为常见，但对婚姻的破坏性降低。[2]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变化，对于今天处在过渡阶段的婚姻，是需要从大处着眼的。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的生物性在社会性制约下不断矫正，同时人的社会性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演化，在变化中把握这一规律，审视现代的婚姻家庭，才能“宽容”地修补、更正婚姻的过错，构建现代社会更为和谐和稳定的婚姻。

婚姻中的女性，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主妇”以构建、经营婚姻？自古以来，女性受到的压力大、挑战多、歧视也不少，常不免怀有愤懑之心，所以做优秀的“主妇”极其艰难。但惟有如此要求自己，女性才能摆脱传统的偏见，立足社会，争取自己应有的地位，甚至为男性作出对应的示范，这就要求作为母亲的女性在经营婚姻中，首先要具备“善良”的襟怀，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对待别人的老人，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对待别人的儿女；自己想得到的，希望别人也获得，自己不愿遭受的，也祈望别人能避免；对别人多一点欣赏，少一点挑剔。这样不仅自己会是个快乐的主妇，而且会孕育出宽厚与善解人意的子女。这是家庭对自己的一份丰厚的回报。

其次是要有特立独行的闯劲，这就是“勇气”，要敢于“闯进陌生”地带，开拓新的领域，敢于踏平坎坷，从困顿中崛起。有这份勇气的女性，不论走向哪里，不论走向哪个领域。都会碰到优秀的男性，这也许是社会对勇敢者的个人生活的一个回报。

其三是要努力学习，做个有“智慧”的女性，好比有一栖利剑在手，就可以披荆斩棘，踏出自己脚下的路。

最后是要用教养、修养、涵养、素养、气度、举止来营造自己的“美丽”，做到内在与外在的和谐，修养与举止的和谐，体现女性特有的优美、柔美和旖旎之美。为母亲是慈爱的母亲，为妻子是体贴的妻子，为恋人是温柔的恋人，好比不经意的春风拂来，绽放出生命的绿意与生机，从而在生命的每一个时段都葆有应有的活力和风采。

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而是情感的升华。男人与女人的和谐是中国古老哲学的命题：阳与阴的人间体现，而阴阳的最高和谐被称为“太和”。婚姻的和美，情感的和谐，家庭的和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元要素。和谐的争取就在我们身边，和谐的营造要靠我们自己。

【参考文献】

[1]徐安琪.实际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婚姻[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

[2]方刚.21世纪的两性关系：预测、反思、对策[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