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眼中的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况下提出了与俄国民粹主义相同的主张，主观上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他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和平实现社会革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苏联和俄罗斯对辛亥革命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迄今为止我们接触到的多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观点。因为直到上世纪90年代，俄国社会、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史料才陆续被人提及，还需要消化的时间去体味和思考。 孙中山与Sherwood Eddy合影

本文要谈的是一个很小但耐人寻味的现象，这就是同在1912年，孙中山的讲演词《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1912年3月31日）被译为法文发表在比利时的《人民报》（LePuple）（1912年7月12日）上。此文居然迅速得到列宁的响应，三天后（1912年7月15日）便被译为俄文，并与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出现在同一天的报纸《涅瓦明星报》上。

这份报纸现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历史档案馆的列宁档案中。虽然二人在文章中各自表述了同一个想法――希望中国出现“数十上海”，但是关于这许多个上海，他们的深层含义并不相同。

列宁在文中固然同情孙中山追求的伟大目标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但是激烈批评了孙中山主张的道路，把他与俄国的民粹主义相比。这个观点当时并非主流，在沙皇的对华政策中也没起什么作用。引人注目的是，列宁这篇文章在十月革命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二十多年里，构成了苏联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思想――这就是由哪个阶级领导、通过什么道路去造成乃至建设这“数十上海”。

更值得关注的是，革命路径的不同选择，并没有妨碍双方最终的合作。而促成此种合作的，则是辛亥革命后沙俄基于其国家利益对华“南下”政策的延续。

平均地权，孙中山选择和平革命

孙中山的演说《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是他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夜，1912年3月31日在南京同盟会成员的饯别会上所做的。

他在演讲中重点谈到社会革命和各国特别是英美等国的革命道路问题。他认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后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革命军当街处决犯人，维持治安

而要预防将来“杀人流血去争”的暴力革命，孙中山认为必须实行民生主义，着手经济建设，防微杜渐，消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造成的贫富悬殊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和平实现社会革命。

他为社会革命提出的良方是不通过流血和暴力，和平地实行“平均地权”。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实施这个土地纲领的具体办法，便是国家将各地主契约重新换过，照地价收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贵地必在繁盛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为虐。贱地必在穷乡僻壤，多为穷人所有，故非轻取不可。”

孙中山认为土地作为资源，因不可再生，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繁盛，其价值定会越来越高，“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至少亦贵至万倍。”他以上海为例说，“上海今日之地价，与百年前相较，至少亦贵至万倍。”而中国五十年后，“应造成数十上海”。

为防止这种增值地价为富商大贾所垄断，孙中山在“照地价收税”之外，进一步探求平均之法，主张国家在重换地契时注明一条，将来国家需要该地时，随时可照原地契之价收买。土地为生产之元素，孙中山认为“照价收税”、“按价买地”两法互为表里，则地价自定;国家掌握收税、买地之权，则地权自均。“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则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从平均地权人手，和平实现社会变革，这就是孙中山预防将来因资本发达而引发社会暴力革命的民生主张。他说，“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 孙中山遗体移厝碧云寺

过了四天，孙中山又与上海《文汇报》记者再次强调，中国“政治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不用兵力，而用和平方法”。

据上述，可把孙中山的期望归结为：通过和平而非暴力革命途径发展经济，在五十年后造成数十个上海，带动国家的发展。这是他拟选择的道路。

孙中山的这番讲话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三个多月后便被译为俄文发表，而且列宁立即与之互动。在当时远非今日可比的信息传递和通讯条件下，确是相当奇特的现象。

改良迁延时日，列宁主张“迅速开刀”

这时的列宁和孙中山互不相识，他们二人的文章何以出现在同一天的《涅瓦明星报》上，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只能从“”原因做出解释――探求革命道路的意向使他们产生了“天涯若比邻”的感觉。

孙中山从1896年在英国被清廷绑架后便在欧洲一举成名。他的《伦敦被难记》很快被译为俄文出版，一些俄国民粹主义派革命者对他做了许多报道。本国的专制制度，便是联络他们的思想基础。

这时的列宁因从事沙皇制度的斗争而流亡国外。他表现出的对于中国事态的关注，远超过当时的其他俄国革命者。他在许多篇著作里斥责沙皇对中国侵略，表达对中国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同情。一些布尔什维克办的或其他反对沙皇统治者办的报纸上，甚至出现了立场鲜明支持辛亥革命的口号“中国革命万岁！”他们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称为“苏醒的龙”。

列宁对中国的事态多少有所了解，他知道，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是工商业最发达、受欧洲影响最甚、最先进的地区。孙中山依靠的就是这样一块地区”。不过仅此而已。

比较两位革命者当时的处境和对革命道路各自不同的选择，有几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此时的列宁还处于在野状态，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都在为沙皇统治建立新政权而秘密活动。二是，此时列宁对社会革命的道路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观点，而且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排他立场。三是，他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表述的观点，尽管不是当时俄罗斯史学的主流观点，但他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评价，对孙中山的评价却已经轮廓清晰，而且形成了后来苏联在相当长时间里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指导思想。

列宁的上述观点，使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被称为“激烈派”或“左派”。众所周知，1905年俄国发生大的动荡，一些地方，如库尔斯克、萨拉托夫、契尔诺格尔斯克等省，愤怒的农民几乎袭击和抢劫了所有地主庄园。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弹压。工人也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在知识阶层和高级官员中也出现了相当强烈要求改革政治制度的呼声。

俄国沙皇于是年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说要采取一些开明措施，如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用普选法组织杜马选举，并由其履行立法职能，放宽政策等。

应该说，这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某些改革的尝试，尽管杜马同沙皇专制间的关系，杜马的职权范围也不清楚，然而它毕竟标志着沙皇专制已经开始动摇，皇帝的权利至少在名义上受到挑战。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十月十七日宣言》的改革尝试与上一世纪初开始的清末新政有相同之处。但在列宁看来，那是俄国资产阶级提出的改良主义要求，是“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张用一种“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其策略便是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他坚决主张，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

俄国1905年事件在国际上反应是不同的。有的国家起而效尤，发生了多起罢工和农民起义。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说未来的“俄国将是整个欧洲的酵母”。然而所谓或保守派，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却对“俄国方式”产生质疑，他们反对采纳“俄国经验”，认为“不可能在西方运用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也不可能采用”俄国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方法”。

时在东京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频繁报道俄国事态，赞颂俄国革命者的英勇精神。孙中山当时接触过不少俄国民粹主义者，他一方面主张“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却“要避免其各种弊端”，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孙中山与列宁二人互不相识，他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阐述了各自的革命主张。孙中山发表《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讲演，旨在说明他今后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策略，重点阐述其对于土地问题的政策――耕者有其田，并且再三强调要用和平方式，不主张流血。

他仅仅在表述自己的想法，并无意与列宁或其他人论战。然而他自己也未曾料到，那篇告别演说会被译成法文并在四天之后译为俄文，以《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为题与列宁的文章同时出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中说，孙中山是在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况下提出了与俄国民粹主义相同的主张。事实上孙中山的主张反映的刚好就是社会革命的不同道路：激进与缓进或曰改良。他要“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但是要避免社会大动荡，这恰恰就是当时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最为敏感而且越来越呈对抗态势的问题。

至于孙中山赋予“数十上海”的含义，他说的是在发展经济和实业的基础上，使土地资源增值，是以发展为前提，而不是以“破坏”为前提，是逐步渐进，到五十年后发展起数十个先进的上海，带动全国经济，而不是如列宁所说“迅速开刀”的办法。

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关于革命道路的分歧与中国联系起来。他的确抓住了孙中山的中心思想：追求社会主义，说孙“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为孙中山的路线定性：“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遵循的基本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通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观点。

列宁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理论最早的外国定性者。他对孙中山的批判，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评价的准绳。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共产国际组织的对三民主义的系统批判即沿用这个基调，说孙中山的主张事实上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路线“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行不通的”。

这一观点后来经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固化为相当长时间里不可逾越的经典：“为了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沙皇对华“南下”策略

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中、俄两位革命者关于社会革命不同的路径选择，在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持续发酵，并促成双方的携手合作。但最终让他们走到一起的，不是革命意愿和理论分歧，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这个仅仅2000多平方米的小渔村踏上其向现代城市发展的道路，很快就跃居为远东第一大都市。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沙皇更多关注的是扩张其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俄国势力进入上海，要比其他国家迟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896年才设立驻上海俄国总领事馆。俄国势力对上海的渗透主要在辛亥革命后，这与一个叫格罗瑟（B.Φ.Γpocce）的人有直接关系，此人1911-1920年为俄罗斯帝国驻上海总领事。他在中国、日本多年，目睹日俄战争中俄国惨败造成的影响，对本国在亚洲的存在相当关心。

格罗瑟在1893年到芝罘（今烟台）赴任途经上海时，才开始对上海的繁荣景象有所了解，茅塞顿开。待到1911年到任俄国驻上海领事后，他亲历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大和俄国影响的薄弱，便向尼古拉二世禀报，称上海对于扩大俄国在亚洲的利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为确保俄国在该地区存在，必须有常设机构驻沪，他建议修建领馆并请划拨资金。

沙皇尼古拉二世采纳了他的相关建议，新的驻沪总领馆大楼才开始筹建。这时，中国南方各省在辛亥革命中纷纷独立，鉴于中国南北方的对立，俄国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向彼得堡外交部进言，俄国在长江流域没有直接的领土利益和政治利益，只有一些经济利益，所以应当“尽可能自始就和南方当局建立友好关系”。

对于中国革命后政局的发展，他分析称：“必须考虑到，如南方一旦独立，中国南北之间将不可避免地立刻呈现对峙状态。而由于地理条件，将来我们同中国人的摩擦几乎完全集中在北方，因此南方是我们的天然同盟者。”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支持南方，而是沙俄当局从国家“利益考虑，当今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符合愿望的。尽管各部分之间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他们之间无疑会有竞争，互相削弱。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情况，完成移民及巩固我国边疆的事业。在边疆我们将有比现在更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中国人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在想使长城以北地区与中国内地融为一体，到那时此种注意力将被引向因各地方政府互不信任和竞争而引起的内部问题”。

考虑到俄国在亚洲的利益，尼古拉二世看到这些奏折后，批示：“极是。”并由此制定“南下”政策，视华南为其“天然”盟友，以牵制北京政府。

沙俄政府的“南下”政策在十月革命后被苏俄当局继续沿袭。

由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俄关系也中断。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和盟友，苏俄在1919年发表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放弃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无偿归还建在中国领土上的中东铁路。这引起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欢迎和同情。但是苏俄政府后来并没有践诺，其领导人认为我们给中国人民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中东铁路“不能再给了”。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的头等大事。但是实力派各踞一方，争城夺地，竞相争取外国援助。孙中山虽然辞去了大总统职位，但掌握中央政权一直是他的追求。所以同样希望依靠外国援助增强自己的力量。

1921年，孙中山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状况时致信列宁，后者将其视为“东方的光明”。既然北京政府不承认苏俄，那么利用中国的国内形势，一方面争取同北京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南下”支持孙中山，便提到了苏俄对华外交实践的日程上。

据现有史料，支持孙中山的想法最早出现于1918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讲话中，他收到了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发来的电报，认为华南是人民觉悟较高的地方，他们拥护苏维埃，要同那里的人建立联系。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把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当成终极目标。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的人首选活动地点便是华南，而宣传中心联络中心则设在上海。

当年8月，一个叫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人，就获得了俄共（布）据本国在远东的总政策而为他拟定的指令：“立足于让日本、美国和中国发生利益冲突，即利用各种手段激化他们的冲突。”至于为宣传十月革命、共产主义并“积极帮助朝鲜和中国游击队的建立”，要把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也是因为上海的地理位置。

莫斯科使者们把上海当作“中国共产主义书刊出版的最大中心”。无论他还是伍廷康，到中国的工作方针都是为苏俄外交服务，“动员所有的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荷兰人马林在1920年8月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远东国家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其下榻地也选在上海。

因北京警方控制严密，在那里不易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相继前来的各路使者都把孙中山当作联络目标之一，而他所在的广州政府，无论多么脆弱，都被当作重要对象。他们的目的都很清楚：利用广州政府作为在远东推进革命的工具，从这里寻找一些有能力在全中国制造全民性起义，以反对日本、美国资本对整个远东统治的力量，准备“兴兵攻打北京政府”。

与当年沙皇的“南下”相比，列宁对华南的策略及其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持，背景和效果都更加复杂。不管列宁和孙中山本人对中国革命的阐释在意识形态上有何共识和分歧，都不足以构成双方联合的基础。苏俄积极介入中国革命，乃以国家利益为支点处理对华外交，无论沙俄时期还是苏俄时代，他们对这个原则的坚守其实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