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Toca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150多年前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早在20年前就有了中译本。最近又突然“火”了起来，一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估计有20种左右的翻译版本出现。报刊杂志网站上时有专家、学者的书评解读。触目所及，大都围绕书中的某几个警句、箴言，例如，“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一切都变得可能，没有什么老事物应受尊重，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等。对于这些只言片语的发散性理解，以及对这本书的实用主义评价在当今中国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凌乱局面。

《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核心是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法国历史中寻找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已经足以展开一个庞大的话题。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又多了几重变奏。有人依据此书就事论事地讨论，更多的中国人把这本书与中国历史或中国现实相互对应。脱离开法国大革命，借用托克维尔的某个观点明确针对或暗指中国，产生了很多随心所欲的结论。

此外，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有褒有贬的态度，也会使读者产生种种分歧。二百多年来，全世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多重认识始终存在。一方面，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另一方面，它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引发资产阶级的批判和不满。托克维尔在书中对后者没有清晰的态度，因为他写此书时，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还没有发生，后人只能从他的言辞中找到各自需要的只言片语，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涉及民主、自由、平等、贵族、专制、中央集权等很多概念，这些概念本来就有诸多争议，再加上托克维尔在某些问题上感情化的理解和描述，使得《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具有了多重理解的丰富性。

什么是“旧制度”？

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进行解读时，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旧制度”指的是什么？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考虑托克维尔的本意，评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可随意对号入座。由于“旧制度”在中国的指向不同，与之伴生的“大革命”也就随之指向不同。

各种各样的评论中，“旧制度”有时指满清，于是，“大革命”便指辛亥革命；“旧制度”有时指北洋政府，于是，“大革命”便指北伐战争；“旧制度”有时指的民国政府，于是，“大革命”便指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旧制度”有时指前三十年的时代，于是，“大革命”便指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相当多的评论还把“旧制度”暗指当前的中国体制，于是，“大革命”便暗指下一步的深化改革。“旧制度”除了可以指向不同的政治制度外，还可以指向思想观念，例如“旧制度”可以指以前的旧思想，于是，“大革命”便指向五四开启的启蒙运动，当然也就顺便指向当今中国进一步的“解放思想”。

即便我把这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不同指向都罗列了，也无助于我们了解当前中国对这本书的复杂评论和解读。因为，对于上述各种“旧制度”，人们有五花八门的理解，自然就会导致对于各种“大革命”的理解也同时如万花筒般复杂起来。托克维尔对于“旧制度”的褒贬与中国评论者对于上述各种“旧制度”的褒贬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各色评论者之间，出于不同目的，对于同一“旧制度”的褒贬也不一样。于是，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的多重评价落实到中国，虽然可以简化为一个问题要革命或不要革命，但是，我们听到的“要革命或不要革命”的结论事实上针对的都不是同一件事。甚至同一个评论者在针对不同的“旧制度”时，要不要革命，他的结论也是随心所欲的。

在各种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评论中，有一点必须指出，从中共十之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本书之所以能引发中国各界的讨论热潮，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把“旧制度”指向中国的现行体制，因此，“大革命”便指向下一步的深水区、攻坚战改革。有些评论者这一指向非常明确，有些评论者借其他“旧制度”，说事，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即便在这种“旧制度”的共同指向下，“大革命”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人指政府主导的改革，有人指政府的革命。因此，托克维尔书中最常被评论者引用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在当今中国便具有了极其丰富的含义，人们未必能真正洞彻它“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内涵。

民主革命并不等于专制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总体上是肯定的，他在书中写道：“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托克维尔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矛盾。虽然他肯定法国大革命，但又说大革命没带来什么新东西。他认为，大革命的很多元素很早就有了，大革命摧毁的东西，很快又恢复了，甚至大革命的对象就是大革命追求的目标。简单点就是说，大革命国王的专制，就是为了自己的专制。这番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不陌生，它就好比很多人说中国的农民起义，皇帝的目的是自己做皇帝。因此，在托克维尔那里，法国仿佛陷入了曾经属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说的专制，指的是“中央集权制”。在该书的“导言”部分，一位法国政治家评论说：托克维尔“宽恕法国大革命曾创造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制和许多专制工具”。托克维尔本人则说：“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在羡慕我们，但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民主制度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然而，仅仅看到托克维尔对于“中央集权制”的肯定是不够的，托克维尔在书中很多地方也对它提出了批评，他在书中写到：“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他还说：“在法国，中央政府……控制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都趋于荒芜”。托克维尔推崇自由，提出保障政治自由，也正是基于对“中央集权制”的批评和反思。

于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要民主、要自由、反专制的革命，为何它的结果是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而且，托克维尔等很多西方学者并没有将“中央集权制”看成是绝对坏的东西，有人还称赞它，托克维尔也不过是对它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我认为，要民主、要自由的革命导致“中央集权制”是一个必然。那些以为民主革命成功后就专制的理解是很肤浅的。托克维尔说到：“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凭本能地就被推向中央集权制”，“社会的民主部分有一种中央集权的自然愿望”。换句话说，如果需要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恰恰需要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这种结论听起来似乎荒唐，却是真理。要准确地理解它，就要准确地理解民主，就要理解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状态。

中央集权制具有历史必然性

托克维尔以及其他很多评述法国大革命的学者都清晰地指出，大革命前的法国和整个欧洲一样，是一个等级制度社会。其实，等级制度社会也有民主，例如希腊是奴隶社会，上层精英也有民主。只是这一民主与下层无关，下层人是“奴”，不是“民”。“英国大”被很多人讴歌，实际上它就是等级制度下高等级者之间的民主，与下等人无关。等级社会的民主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社会各种重大权利，只属于少数高等级者，少数人分享了绝大部分社会权利，他们之间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内部的抗衡、协商、联合、分享，这就是少数人的民主。把民主说成是“好东西”或者“坏东西”，是对民主的幼稚认识。

民主如果仅仅是指制度，那么，民主只是一个工具。坏人同样可以用民主来作恶，就如同黑社会也会讲民主，也会有民主程序，民主也能选出希特勒。民主不是西方发明，也不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发明，甚至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不管是考古发现的还是现存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民主，有些民主程度还相当高。民主从古代到现代，最大的变化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对“民”的认定。“民”从少数人变为多数人，变成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才是“民主”最深刻的本质。如果说等级制度下民主的“民”是指少数贵族，那么，法国大革命爆发出来的是全体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也就是说，民主、自由的权利要属于每一个人，而非少数贵族。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剥夺贵族的特权。那么，如果要剥夺分散在各个贵族那里的特权，由谁来剥夺？剥夺以后如何公平分配？这就必然导致“中央集权制”的出现。中央集权制是剥夺贵族特权的需要，中央集权制是在全体民众间公平分配权利的需要。

全世界任何国家走向广泛民主，都会同时采取中央集权制。比方说军权，民主国家的军权必定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不会像等级社会那样将军权分散于各个贵族。在中国古代，地方拥有兵权就是割据，中国传统从来都反对这一局面。再比如说度量衡、官方文字，都在中央集权制下实现统一。此外，中央集权制导致税收统一标准，而不像贵族划分领地时各自收税。国家发行法定货币，也是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体现。中央集权制导致法律统一，不像欧洲中世纪等级社会分别采用习惯法、罗马法、教会法、城市法等多种法律体系。有些现代国家地方也有立法权，但权限较低，不能超越中央政府的最高立法权。宪法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事实上也就是法律体系在中央集权下的统一。因此，打破等级制度、建立在全体民众基础上的民主社会必然导致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与民主并不矛盾和冲突。问题只在于，哪些该集权，哪些不必要集权，各个国家有所不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