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女性词成就

摘要：在中国古代女性参与文学创作者古已有之、代有才人。词是定型、兴盛于宋代的一种诗体，“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精”（吴梅：《词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两宋时期参与到词的创作中的女性人数极多、阶层极广，尤其是因特殊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词的文体特殊性等原因，宋代女性的词作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突出的家国意识，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女性文学而言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

关键词：宋代女性词；女性文学；词学；女性词人

doi：10. 16083/j. cnki. 1671-1580. 2017. 03. 042

中图分类号：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41-03

古代中国是典型男权社会，两性之间并不平等，女性被定位为男性的附庸，长期处于附属、服从的劣势地位，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亦然。实际上中国女性很早便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去，且历代不断，谢无量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中称“妇女文学，自古已盛”（谢无量：《谢无量文集第五卷・中国妇女文学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但与此同时谢氏亦承认“然自来文章之盛，女子终不逮于男子”（谢无量：《谢无量文集第五卷・中国妇女文学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而词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于饮宴、游弋，具有艳媚的特点和要眇曲折、深邃幽微的姿态，较之诗、文等其他文学样式而言先天适合女子创作。因而自词这一文体出现始，历朝历代从来不缺乏女性词人的存在，在词最为兴盛的宋代更是如此，就词人、词作数量而言，宋代女性词人、词作数量之多可谓空前，宋代女性词人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宫妃贵妇，下至民妻婢女均广泛地投入到词的创作中去，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笔者拟从思想意识方面人手，着重探讨宋代女性词中体现的女性意识、家国意识，从一个侧面对宋代女性词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探讨：

一、鲜明的女性意识

法国思想家伏波娃在其女性主义理论著作《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观看的”，女性所处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物”的位置，在此理论指引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批评家们纷纷提出“以往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女性有歧视的扭曲”、“一般书写的语言都带有男性的意识形态”等观点，并呼吁女性要“以写作实践写出一种自己的语言，而不欲被限制在男性意识的界限之中”。虽然与成熟系统的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相比，宋代女性词人的创作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形象重塑和女性意识觉醒，但就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而言宋代女性词人词作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却是带有极强进步性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对“物化女性”写法的超越

宋以前的女性文学创作中“物化女性”的写法是极为常见的。这里所言之“物”主要指商品价值、使用价值较为突出之物，多为人为之物。如班婕妤《怨歌行》中以团扇自况的笔法就有鲜明的“物化”色彩：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以“皎洁如霜雪”、“团团似明月”等语写诗人自己作为女性的美，都是从自己对男性的欣赏价值出发，将自己置于被审视、被把玩的地位。而追忆其与汉成帝旧日恩情时写“出入君怀袖”，感叹自己被冷落、抛弃的命运时写“弃捐箧笥中”，都是就团扇的功能性、使用性而言的。虽然中国诗歌托物言志的传统自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而不能简单地以西方文艺理论生硬嵌套，但如班婕妤等女性诗人诗歌创作中“物化女性”的倾向及其被后世文学广泛继承的深远影响仍是值得注意的。而同就托物言志而言，宋代女词人最常用的托喻对象则是花、絮等自然事物，如吴淑姬遭受冤狱在面对主审官时其自陈之词《长相思》中“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之语，以饱受雪霜摧残的梅花自况写自己饱受欺压、陷害的悲惨遭遇，雪与梅花都是自然之物，雪压梅花也是自然界之景象，与由人制造、存在价值即被人使用的团扇等事物有着明显的差异，此处虽也以物自比却并不存在“物化”倾向。而且其所自比之物――梅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常被视为高洁、坚定的象征，选取梅花自况也可视为词人不畏、坚贞不屈的人格的象征。

（二）是对“男性化”写法的突破

中国古代文学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其中尤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性士人为主，他们的写作习惯、文学思想、思想倾向甚至于他们惯常的语气口吻、思考方式等都具有天然的正统性、权威性。女性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从属，当她们介入文学创作时以男性文学家为标尺，在方方面面对男性书写进行模仿、学习，以期贴近则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且难以避免的状态，此即属于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言“一般书写的语言都带有男性的意识形态”。即使是以社会风气开放、女性地位较高著称的唐代，女性诗人的这一特征也尤为明显，如有“女中诗豪”之誉的女冠诗人李冶的许多诗作中便含有这种男性的意识形态化书写，与她而言着重凸显为士大夫化的思想倾向，如其中年时蒙天子召见，入京前辞别友人时所作的《恩命追人留别广陵故人》一诗：

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旧峰。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漫相逢。

诗中所勾勒出的诗人自身形象极其接近经历长期怀才不遇后忽得天恩知遇的士人，而其因“名达九重”而振奋非常、因渴望尽早得到君王召幸而“驰心北阙”等表现的背后都隐藏着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文化心理，可以说李冶的这种写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对男性文人的模拟性的。而宋代女性词人的词作中却鲜有刻意向“男性化”写法靠拢者。这当然与词作为“郑声艳歌”本不同于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要承担“言志”、“载道”等重任有关，但也促成宋代女性词人在情感上注重自我宣泄，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真实情感，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真实地表露自我，确立自身的生命价值，而在她们的词作中“我”的意识空前强烈，塑造除了与以往男性从“观者”角度塑造出的传统女性形象迥然不同的全新自我形象。即使身份尊贵如鲁国夫人魏玩的一品命妇也敢于在词中直言“谁念我，就单枕，皱双眉”、“我恨你，我忆你，你争知”，敢于描绘“荡漾木兰船，船中人少年，荷花娇欲语，笑人鸳鸯浦，波上暝烟低，菱歌月下归”的青年男女欢好场面，而更广为人知如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朱淑真“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天易见，见伊难”、郑文妻孙夫人“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聂胜琼“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r隋”等更是此中佳作。

二、突显的家国意识

家国意识本质上不属于女性意识，但在中国古代特殊的环境下又与女性意识存在一定关联。家与国的同构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此产生了家国观念，又与孝忠节等观念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及以其为象征的封建国家有父权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这种父权认同在本质上与今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倡导的理念本有抵触之处，但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又是一种“人”所有共有的崇高观念，主要是针对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男性群体提出的要求，集中表现为忠君、臣节等思想观念。

对于中国古代女性而言，她们长期处于“物”的位置，作为男性的从属几乎是被完全屏蔽在主流社会生活之外的，国家兴亡并不是社会和历史文化对她们的要求，因此这种观念在女性身上更多体现为对家庭父权、夫权的认同，她们所需尽忠守节的对象往往仅是家庭内部的男性家长，这相对于以士大夫为代表男性家国意识而言存在着一定的矮化。但伤问侵泄古代极为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前有靖康之难后又有宋元易代之际的汉民族与异族的剧烈冲突，相对狭小封闭的家庭空间被挤压、破坏，自五胡乱华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处于家之上、家之外的国几乎第一次如此狼狈而又突出地暴露于广大女性面前，她们直面着满目疮痍、风雨飘摇的衰微国运和随时可能遭遇颠沛流离、外族侵占、亲人离散的个人命运，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担忧是空前，对于异族侵略的愤恨、积极抵抗的呼唤、生灵涂炭的悲悯和和平生活的希冀也都是空前强烈的，这些情感意识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家国意识层面上宋代女性开始了由“物”的层次到“人”层次的转变，虽然这里的“人”所指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人”，并不是西方近现代所谓“人的发现”，更不等同于女性主义理论中是“自身对自身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对自身所应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定位的认识”。但居于附属地位者在思想意识上突破，追求社会原本并未要求其具有的更高层次主流意识，这在一定角度上仍可视为一种进步。

这些突破宋代女性词人的词作中都有体现，如宋末昭仪王清惠在其被掳北上途中作《满江红》，词中“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等语极言对国家灭亡的悲慨，其“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中透露出的思想感情较为接近士大夫“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担当。在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家国意识也间或有零星的闪现，但如此大规模、深层次的涌现则尚属首次，如后蜀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中“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之语也体现了一定的家国意识，但其认为“竖降旗”是男儿“齐解甲”之过，侧面反映出其思想中女子是被排除于天下兴亡的责任之外的。宋朝女词人们突破小家庭的壁垒和传统对女性的限制，开始关注国家命运并发出自己的呼声，她们的创作活动虽然未能对后世女性文学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但却仍是值得加以关注并予以肯定的。

虽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成就上，宋代女性词都难与同时代男性词人比肩。但相对于中国女性文学自身而言，宋代女性词发展得十分繁荣，取得了相对辉煌的成就。除女性意识、家国意识外，宋代女性词人的创作活动贯穿始终了两宋词创作的始终，产生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文学家李清照，她们中一部分佼佼者还与当时众多的男性词人一样积极参与到词学理论的构建中，促进“词”这一诗体在宋代的成熟与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