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及形成原因

【前言】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及形成原因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王先谦在其所撰的《〈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说： 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盖毛之训诂，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之世少尊信者……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

摘 要：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诗经》学的集大成之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诗三家义集疏》为依据，结合王先谦的家学传统、师承关系、晚清的学术氛围以及一些地域学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王先谦 《诗三家义集疏》 《诗经》学思想 学风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6-0083-03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清亡后自号为“遁”，湖南长沙人。他著述等身，门庭广大，是晚清湖南的一代儒宗。他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目前公认的研究《三家诗》最为完备的著作，该书的编撰深受其家学传统、晚清学术氛围和湖南学风的影响，对其进行研究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

一、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

王先谦在其所撰的《〈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说：

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盖毛之训诂，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之世少尊信者……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贯通；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 [1] （P.1）

《毛诗》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羼入《大序》之中，及分邶、、卫为三国。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1] （P.17 ）

从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先谦从根源上怀疑毛诗的正统性，否认《毛诗》对《诗》旨解释的正确性，而对汉代的今文三家诗学却很推崇。但是，严核全书，我们会发现王先谦也推崇宋学。他对宋代著作的引用，既包括宋学中的“汉学”，又包括部分宋儒对《诗经》“通于《传》《笺》之外”的新解。所以王先谦倾向于今文三家《诗》学以及宋儒对《诗经》的重新阐释，因此笔者认为王先谦实际上是汉宋兼采。

这种倾向也反映在对清代古文家和今文家研究成果的吸收上，如对《野有死》中 “舒而脱脱兮”句的解释，王先谦采用陈奂的说法：“《集韵・十四泰》：‘，舒迟貌，一曰喜也。’此三家《诗》义。《玉篇》：‘，好貌’。‘’为本字，‘脱脱’为假借字。”[1] （P.113 ）最后王说“陈说是”。如对《采菽》诗旨的解释，魏源在《诗古微・诗序集义》中说：“《采菽》，王锡诸侯命服之乐。《国语》：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赋《采菽》。《韦昭注》。孔子曰：于《采菽》，见明王之所以敬诸侯也。汉明帝赐东平王昭曰：‘颂及《采菽》，以增叹息。’宣王朝会东都诗。”[2] （P.801 ）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说：“《采菽》……《鲁》家以为王赐诸侯命服之诗。”由此看来，他并没有受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影响。这种兼收并蓄的特点也被其同时或稍后的诸多学者所认同。如比王先谦稍少的李桢说：“（王先谦）既归，绵历岁月，厥撰益富。盖自经史暨国朝掌故，旁及诸子，皆有撰述。其大者精究天人，确核舆地，小亦不遗于名物制度之繁赜。”[3] （P.499 ）善化瞿鸿说：“公（王先谦）之学，湛深于义理而兼综考据。”[3] （P.469 ）由此可以看出与王先谦同时或其后的学者大都认为他治经思想是“汉宋兼采，古今兼收”。王先谦本人也说：“治经者不通小学，无以究其原；不明假借，无以尽其变；不厘然于古今文之界域，无以析众说之是非而折其衷。”[4] （P.108 ）从这里也能看出王先谦的经学思想。综上所说，笔者认为王先谦的《诗经》学思想是“汉宋兼采，古今兼收，以是为衷。”

二、王先谦《诗经》学思想的形成原因

首先，深受经世思想的影响。王先谦家世业儒，他的父亲能作诗文，曾著《诗义标准》六十卷。其父在序文中曾说：“一命之士，心存君国。韦布之儒，躬践仁义……聊示儿辈，俾知诗之为道，与立身相表里，为之者皆有扶世翼教之责。”[5] （P.12 ）王先谦也说：“（府君）有《诗义标准》六十卷，采自汉至明诸家精粹之多，分别义类，缀以评论，开示不孝兄弟，至为详切。不孝于诗稍窥门径，皆府君教也。”[3] （P.8 ）

王先谦出仕后曾以曾国藩为师，深受其桐城派思想的影响。曾国藩为清末中兴名臣，治学嗜好桐城古文，对文以载道的辞章派多有赞同，是晚清坚定的理学信徒，主张经世致用。他曾对创立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姚鼐大加称颂：“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千万言不能休，别立帜志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学，以为不足复存，其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质而后有所附，考据有所归。”[6] （P.33 ）如王先谦在《与曾袭侯书》中说：“弟近缉成《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六卷，始姚惜抱，迄吴南屏。先师遗集，为当代第一大家。巨制鸿篇，何敢盲选？然私心慨慕，不能自已。辄用抄录，以光斯刻。比于元集，殆得其半。”[4] （P.351 ）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小传》中说：“王先谦……初为古文辞，师曾文正……又仿姚姬传编《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亦严谨有义法。”[7] （P.1707 ）王先谦自己也说：“仆见在所辑古文辞，专就乾嘉以来诸人采录，遥接惜抱之传。”[4] （P.844 ）

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倾向三家《诗》义，极力维护“厚人伦、重教化、维护封建纲常”的封建思想，正是他坚持正统儒学和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反映，只不过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而已。

其次，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以考据为手段的乾嘉汉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汉学家注重“传事”不注重“传义”的指导思想，最终使乾嘉汉学的研究走向了死胡同，其后学者更是埋首于故纸堆而不关心时事。随着晚清社会危机的加深，这种情况首先引起了汉学内部部分学者的不满，并进而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汉学家段玉裁就说：“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根本，老大无成，追悔已晚。”[8] （P.404 ）方东树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9] （P.276 ）

正是在汉学家的自我反省与宋学家的激烈批评当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汉宋的学术口号。如安徽学者胡承珙说：“治经之法，义理非训诂则不明，训诂非义理则不当，二者实相资而不可废……治经无训诂、义理之分，为学亦无汉宋之分。”[10] （P.273 ）尊师程朱的刘开也说“兼取汉儒，而不欲偏废”。此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的兴起，推动了这一学术思潮的最终形成。汉学、宋学在维护晚清统治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终促成了晚清汉宋兼采学风的形成。如陈庆墉说：“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11] （P.461 ）曾国藩说：“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则在修齐治平之实。而汉儒之学，其大者在通天人之故，至通天人之故，而训诂名物则为粗迹矣。宋儒之学，其大者在穷性命之微，至穷性命之微，而训诂名物特其始基矣。凡皆所以求圣人之微言也。”[12] （P.249―250 ）在这里曾国藩也认为汉学、宋学都是用来经世致用的，它们有共通之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经世思潮的影响最终促成了晚清汉宋兼采的学风，生活于道、咸时期的王先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

再次，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王先谦《诗经》学思想所受地域学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湖湘学风的影响。湖南文化是长期以来在湖南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上溯至屈原、贾谊。两宋时期，胡安国、胡宏父子把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了湖湘学派，后经朱熹、张轼的大力传播，历经数百年后而至于王夫之，湖湘文化最终形成，并集中体现为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如邓洪波认为：“（湖湘文化）的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等特点。”[13] （P.29 ）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也明显体现了湖南学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特点。如他在《序例》中说：“余研覆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贯通；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

王先谦贯通诗义不仅体现在今文三家旧义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毛《诗》与三家《诗》的贯通方面。王先谦虽然认为“毛《传》巨谬”，不过在考察《集疏》的体例设计与释义取舍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先谦能正视三家遗说残缺不全的事实，在实际操作时，仍能适度尊重古文经说。如《集疏》中，王先谦将《毛诗序》与三家诗的诗旨一一进行比较，凡是四家《诗》旨相同的，称之为“三家无异议”，基本相同的，则称之为“义近”等。对于三家诗遗说搜罗不全或无法找到的，称之为“三家义未详”或“三家义未闻”。基本上对《毛诗》义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很少对其反驳。

洪湛侯对他在诗义贯通方面的成果曾给以高度评价，说“而王氏此书之主要贡献又不仅在网罗佚文遗说而已，各说并列而取其最善，互有争议而断其是非，折衷异同，义据精确，尤属难能可贵。”[14] （P.606 ）足证王氏在考辨与融会贯通三家诗义、《毛诗》与三家诗义方面，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笔者认为，这种融会贯通的《诗经》学思想也是受湖南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地域学风的影响。

二是受江浙学风的影响。乾嘉汉学的兴盛以吴派和皖派为代表，吴派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皖派以皖南为中心，虽然这种纯粹的考证学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是乾嘉学派还是最终达到了鼎盛。随着晚清社会形势的变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首当其冲，江浙地区成为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区域，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了清代学术的中心从皖南、苏州地区转移到扬州、浙东、常州地区。同时，一些学者对此时乾嘉汉学陷于章句训诂和繁琐考证的弊端进行反思，在继承乾嘉考据学优良传统的同时，又提倡经世致用，以学术挽救人心，使江浙地区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汉宋融合的局面。王先谦在江、浙地区长期任职，曾经督学江苏三年，并在此期间完成了《诗三家义集疏》的编撰，后又到浙江任乡试副考官多次。因此，王先谦“汉宋兼采、古今兼收”的《诗经》学思想也应受到江、浙当地学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魏源.诗古微[A].何慎怡 点校.魏源全集（第一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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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先谦.葵园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

[5]王先谦.葵园自定年谱[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6]梧桐.曾国藩文集[M].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7]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小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江藩，方东树.汉学师承记[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10]胡承珙.求是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何秋涛.籀经堂类稿[M].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朱一新.佩弦斋文存（卷下）[M].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邓洪波.宋代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形成[J].船山学刊，2005，（2）.

[14]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