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区工业化视角中的企业家研究综述

摘要：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性质属于次生中的次生，不能单纯地用次生工业化来描述，也不能照搬一般性的次生工业化理论。传统农区面临较强的制度性约束，企业家的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土壤与经济制度密切相关，而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传统农区工业化必须重视企业家的作用，把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重新纳入经济分析中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能够鼓励生产性企业家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农区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统农区工业化；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生成机制；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30；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3-0021-07

收稿日期：2011-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研究”（09AZD024）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平原农区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路径研究”（08BJL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建秋（1982-），男，河南南乐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发展经济学不能充分解释传统农区工业化

（一）传统农区工业化的特殊性

落后的传统农区如何实现工业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之一。与其他区域本质不同的是，传统农区既没有启动工业生产可供利用的资本、技术及自然资源，也没有交易成本优势的区位支撑。这两者伴随农耕文明在思想上的羁绊，构成了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障碍。但是，在传统农区内部，却也有类似长垣县等众多成功的工业化案例，这一现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这些区域从自然条件来说，属于传统农区的边缘地带，但就是这些农业和工业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区域却发展起来众多的产业，且这些产业基本都是“落脚自由”型意义上的制造业。长垣工业化的成功让我们思考一个区域产业的发展到底受制于什么条件，是资本、技术、区位抑或是政策倾斜度？从长垣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上述因素并不是构成工业化发生的必然要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区域缺乏上述所说的生产要素才创造出了今天的工业化成就。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传统农区工业化不能单纯地用次生工业化来描述，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性质属于次生中的次生。

（二）发展经济学不能充分解释传统农区的工业化

“次生中的次生”性质，使得抽象于一般性的次生工业化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不能充分解释传统农区的工业化。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发展经济学工业化理论的演进过程。

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短期成功和市场经济国家短期内经济萧条双重因素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主要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与计划化”三个方面。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的就是它们的工业化战略的实现，“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范围存在市场失灵，在刚开始经济工业化的国家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工业化，甚至代替市场”。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虽然重视欠发达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的刚性约束，注意到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过程不能简单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边际调节。但是，对微观市场价格机制的忽视以及不适当的政府干预造成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互交叉而存在，二元经济并没有消除相反却更加严重，工业化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空前成功迫使经济学家对传统工业化道路进行反思，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对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重新重视农业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农业放在和工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来重新定位工业化之路。“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应当辅以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提高其他部门包括在所有部门中最大和最为重要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利用和劳动生产率”。以钱纳里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多国模型分析了工业化的一般特征，确定了工业化过程中结构转变的三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并将工业化的类型大致上划分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主要模式。这就把一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要素禀赋、结构因素与技术性质等制约条件联系起来，进而与一国动态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方式联系起来，“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方式。为了促进比较优势的转变和改变工业化模式，政府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贸易战略：进口替代和外向型发展”。

可见，结合传统农区的现实条件，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的“资本积累、工业化与计划化”不能解释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因为这些区域是在计划经济破冰之后才启动其工业化之路的，而计划经济更能深刻贯彻这一思想但却没有成功。而重视市场机制的采取比较优势战略也不能有效解释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因为它们解释不了传统农区比较优势的来源，传统农区并不具备在已知的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以长垣为代表的传统农区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为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要求。

（三）传统农区工业化必须重视企业家的作用

传统农区农耕历史悠久，经济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生产函数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但是长垣工业化的成功说明了在相对均衡的传统农区内部总是存在着某种因素打破这种均衡，这种因素就是企业家。但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在边际概念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的体系之内却找不到了企业家的影子，且在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写过讨论企业家的文章。因此，不管是以库兹涅茨、钱纳里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还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之内都找不到企业家的位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忽视企业家的作用并不影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现实的解释，但若将这种理论移植到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欠发达区域时，就会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企业家的产生是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经济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对于成熟市场经济来说，企业家的产生与发挥作用的土壤已经定型，无需关注企业家产生与生存的环境，只需要关注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而传统农区是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烙印的不完全竞争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还面临较强的制度性约束，这些制度性约束正是企业家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这种源于内部市场不完善的障碍与外部比较优势的欠缺结合在一起，使得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转型面临重大困难。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本文认为传统农区工业化的起源条件与演变路径具有天然的“内生”性质，工业化的启动只能依靠内生能力载体的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市场资本的创造者、技术进步的最终推动者，一般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的组织协调者。具体来说，依靠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发现可供利用的市场机会，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为发现的市场机会提品和服务，依靠企业家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支撑市场化交易和分工的顺利进行，如此循环往复。

但目前的文献从企业家方面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见，这无疑削弱了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的解释力。对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的生成机制以及企业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对传统农区工业化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为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二、企业家在经济学中的演变历程

企业家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渐扩展，企业家与市场的联系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企业家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康替龙于1755年在《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企业家是“以确定的价格购买并以不确定的价格卖出的人”。康替龙已经注意到企业家与商品经济的联系，这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康替龙对企业家的定义比较笼统，他只是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一种有别于以往生产方式的新的现象加以解释，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家的内涵和积极作用。

在此之后，第一个把企业家放在突出重要位置的是萨伊，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明确地赋予企业家生产的指挥协调者角色。萨伊在生产要素三分法基础上，进一步把劳动分为“理论”（科学研究人员的职能）、“应用”（企业家职能）和“执行”（工人职能）三种，并认为企业家应用知识的职能是生产的原动力。“应用知识以供应人类的需要和应用知识的技巧，决不能减少”，“大不列颠……的巨大财富归功于它的企业家善于把知识应用于有益的途径以及它的工人能够敏捷地和巧妙地执行手工部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企业家是“必须掌握监督与管理的技术……能够比较产品的生产费用和它在制造完成与运抵市场后所可能有的价值”的人。可见，萨伊的企业家职能是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生产手段，把稀缺的生产要素投入到最有价值的领域。萨伊不仅区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并把企业家的劳动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了马歇尔。马歇尔在其划时代巨著《经济学原理》中，分别从企业组织的领导协调者、“中间人”、和不确定性承担者等多方面对企业家进行了研究。马歇尔认为承担全部经营风险的企业家要具有双重的能力。第一，“以作为商人和生产组织者的作用而论，制造商必须透彻了解自己行业中的情况。他必须有能力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能谨慎地做出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第二，“以作为雇主的作用而论，制造商必须天生就是领导者”。马歇尔对企业家的论述比较全面，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逻辑分析框架。

在马歇尔之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马歇尔涉及的企业家内涵及作用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主要从承担不确定性来探讨企业家的作用。他第一次把企业家与企业联系起来从而开创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并明确区分了企业经营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而承担不确定性才是企业家作用的真正意义所在。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认识主要是从创新的角度来展开的，他认为“企业家是变革机制的承担者”，“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这种创新活动包含的新组合有五种情况，即“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和“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他并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呈螺旋上升态势。“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对均衡体制所产生的影响……是一种跳跃式的干扰。”科兹纳赋予企业家中间商角色，把企业家当作推动市场过程的主体，认为企业家的作用在于发现对交易双方都有利的市场机会并作为中间人参与其中，弥补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最终推动市场过程的完成。莱宾斯坦把是否成功作为企业家的一个评判标准，他认为企业家就是避免别人或他们所属的组织易于出现的低效率，从而取得成功的人。此外，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在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中论述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时也论述了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家是“在一个竞争性体制中替代价格机制指挥资源的人或人们”。

可以看出，企业家是一系列社会功能的综合体，对企业家定义的多面性反映出企业家社会功能的多面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企业家的定义以及作用的认识有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总之，企业家就是能够发现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实现创新和发展、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并对决策全部后果承担最终责任的人。与此相对应的企业家精神无外乎创新性、承担风险和挑战不确定性以及获利机会的敏感性三个方面。承担风险与对获利机会的敏感性主要体现在创业行动上，创业行动的成功需要源源不断的各种形式的创新，创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而创新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三、企业家的生成机制研究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企业家的生成机制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偏重外生决定论。在面临成为企业家的机会面前，某些天生的附着于特定的人身上的客观因素决定着能否成为企业家。这类客观因素属于“特殊性格与特殊精神力量”的范畴，是人体先天的基因所决定且独立于所存在的生活环境而存在。第二类偏重于内生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家是在特定环境下出现的拥有适应这种特定环境的特定行为的人；企业家职能的发挥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及制度决定和造成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会通过某种传导途径影响企业家生成的机理。本文认为，这两种论点各有其片面性。外生决定论偏重于强调企业家身上具有区别于一般劳动者的某种精神特质，但它不能有效解释企业家才能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的现实；而内生决定论能够有效解释企业家才能的地域差异，但它不能解释面临同质社会环境的同一区域内部企业家群体从一般劳动者演化而来的原因。从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来说，内生决定论更容易让人接受，也应该是我们所要研究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真正落脚点。外生决定论所涉及的某种心理和精神特质是基础性条件，是企业家作为“人”而存在的特有的人格特征，由于基因的差异自然会因人而异；而内生决定论涉及的环境提供的是约束条件，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内部而言是同质的，基础条件要在约束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关注的是基础条件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企业家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形形的人格特征演变为具有经济职能的角色。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企业家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土壤有着紧密联系，具有“商业上的便利”的社会制度无疑是最有利于以创业与创新为主要精神特质的企业家的产生和生存。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商业上的便利”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呢？马歇尔在考察“地方性工业”的产生时，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影响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派生出社会与政治制度，正是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造成了国家（区域）之间有利于“商业上的便利”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地方性工业”的产生与企业家的产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歇尔的论述暗含着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的社会环境的综合差异来解释企业家生成的地域差异。在同一区域内部，企业家产生的机制也会受到诸如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斯·韦伯在考察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时强调，崇尚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占据了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角，这也就暗含着崇尚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更容易成为企业家。

可见，企业家的生成机制与适合于企业家生存的土壤并不是与社会环境无关，相反它们是区域内各种因素在历史长河中累积的最终结果的表现形式。这种最终表现形式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说，就是市场和计划两种形式。计划以纵向的行政命令为基础，市场以横向的成本核算为基础，而横向的成本核算才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基础和保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产生与市场紧密相连，只有在平等、竞争、法制、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有企业家的位置”。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实践证明了市场化过程中所释放的制度能量孕育了企业家角色发挥的土壤，二元体制的破冰使得人口外流孕育出了一代企业家，以成本收益核算为基础并独立承担经营风险的民营企业家迅速成长起来。以吸纳劳动力为例，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在1990年只有2275万人，而到2010年底已高达1.64亿人。

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经济制度，一国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和程度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属于计划性还是市场性，而计划和市场的区别是“通过能否提供企业家角色而决定企业家的有无”。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经济制度变革的博弈规则引导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领域的分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程度影响着企业家动态生成能力的构建。人的行为是既定制度下的最优化选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既定的制度环境形成的报酬结构，而报酬结构又内生于一个经济社会的制度环境。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职能的转变还不彻底，行业垄断与地方保护等影响市场化进程的因素依然存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制度不健全使得企业家宁愿选择一种简单的组织形式或者沿着非生产性方向使用自己的能力，博弈规则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进行差异化配置，这种差异化配置企业家精神的结果是诱导企业家以及潜在企业家的最优化选择行为从生产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这些消极因素的传导效应使得马克斯·韦伯阐述的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上帝使命的理智性不断受到非理智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正在逐步印证这一现象。转型时期政府提供的软环境构成了企业家存在的重要部分，对企业家的产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应对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企业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罗党论等以2004-200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民营企业采取政治策略能有效帮助其进入政府管制行业。张建军等对中国苏南和温州民营企业的实地调查认为，在目前的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采取政治战略对适应政府制度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而采取何种政治战略受制于企业家面临的资源和能力约束。这一系列寻租活动的制度缺失使得“企业家队伍整体上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队伍需要扩大，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成长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尤其是法律环境建设亟待加强”。

李晓敏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制度质量与企业家才能的配置方向，结论是一个好的制度鼓励更多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坏的制度鼓励更多非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企业家，而是缺乏把社会精英变成生产性企业家的制度保障。因为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政府普遍实行严格的进入管制措施，这些有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约束，提高了民营资本与企业家的进入门槛，通过非生产性活动获取进入许可就成为了民营企业家在现有制度下的最优化选则，而正常的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

因此，现阶段中国要想创造出更多的企业家，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设法改善制度质量，降低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收益率，进而鼓励更多的生产性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政府是制度环境的供给者，“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期望政府该管的管，该放的放，特别是在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逐步实现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四、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一）理论研究

从萨伊把企业家从一般性劳动者中独立出来并赋予生产的指挥协调者角色以来，经济理论界的一个普遍事实是将企业家精神视作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它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企业家的创新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使得技术进步内生化，企业家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内生的技术进步把企业家精神引入内生增长理论之中。如Grossman和Helpman、Aghion和Howitt等人内生化了知识创新和产品创新等“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内生增长理论。而庄子银在克鲁格曼简单南北贸易框架下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式，欠发达的南方企业家内生的模仿创新活动影响着经济的长期增长。模型暗示欠发达区域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环境都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率。而Baumol通过考察古罗马、早期中国、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之后，认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区域内的博弈规则，问题的关键在于内生于博弈规则的预期报酬的差异会引导企业家精神是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还是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Baumol的理论分析对转型经济体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如果企业家参与经济活动的博弈规则偏重于非生产性领域，这类型的企业家精神将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

（二）经验研究

关于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经验分析方面，最初集中在微观的企业层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创新的源泉来自于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但由于企业家精神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衡量标准，且由于某种主观因素的存在，不太可能用宏观数据来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某些微观特质，因此宏观或中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随着统计方法的改进与企业家精神理论探讨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地找到了某些既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又能体现微观的加总效应的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的经验分析有了某种程度的突破。

经验研究基本支持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Audretsch和Keilbach运用1992-2000年西德327个地区的数据证实了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使用自我雇用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指标，分析了战后欧洲54个地区的增长差异，发现企业家精神是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Glaear使用小企业数量衡量企业家精神，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家精神有助于解释美国城市间经济发展的差异。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大都认为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企业家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李宏彬等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私营企业比率和专利申请数量分别来衡量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利用滞后30年的国有企业职工比率作为工具变量以识别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李杏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她运用人均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增长1%，可以使年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上升0.4个百分点。而何予平偏重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研究，利用企业进入比率来衡量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结果表明企业进入比率增加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54个百分点。该模型的实证结果还暗示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是通过原始技术创新来实现，而是通过产品的模仿行为和新技术的学习来促进经济增长。高波、赵奉军采用自我雇佣率指标衡量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论是更高的自我雇佣率意味着更高的产出水平。可见，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政策含义也很明显，地方政府要想获得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为企业家精神源源不断的生成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

结语

企业家的产生是制度的产物，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于打破创业中的制度性约束以及实施制度创新，整合各种潜在资源，打破几乎静止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传统农区应该重视企业家主导的小企业丛生的模式。企业家主导的小企业丛生模式使得区域内产业的性质更加“落脚自由”化。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吸纳就业，而吸纳就业则是工业化结构转变的重要内容，它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性质。

传统农区更应该关注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实证分析表明创业精神的贡献要强于创新精神。这一方面是由于创新精神的度量指标选取是间接的，削弱了创新精神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创新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传统农区并不具有创新上的比较优势，更多的是侧重于模仿创新，而模仿创新要通过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