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替代资本流动的辨析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8)12-0105-09

[内容摘要]在一国内部由于劳动力流动具有便利性和广泛性，限制了发达地区产业过度集聚后劳动力成本的升幅，导致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进行的产业转移(资本流动)被抑制。文章回顾了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变化幅度，发现无论与中西部地区还是和其他行业相比，其增速都明显偏慢。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民工荒”、出口转冷等新背景下我国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新态势进行了展望，提出内需市场的充分启动是中西部地区大规模承接东部资本转移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民工荒；产业转移

一、“里昂惕夫之谜”的中国案例与解读

“里昂惕夫之谜”是对经典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著名质疑。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1953)通过对美国1947年进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了一个有悖于传统禀赋比较优势论的现象：美国实际上主要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现象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之谜”是对国际贸易领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而在一国内部，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在我国31省市的工业结构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特征的大多是西部欠发达省区(如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等)，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则明显偏向于劳动力密集型特征。2006年全国31省市工业部门按全部从业人员人均固定资产净值的排序中，最低的三个省份均位于东部沿海，分别为广东(89022元从)、福建(89286元从)、浙江(10793l元／人)。

虽然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资源禀赋、历史积累、区位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密不可分，但其与“里昂惕夫之谜”显然存在着共通之处：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相对更偏重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落后国家或地区相对更偏重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本文认为，我国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倒挂”现象，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目前仍大量分布于发达地区的现实，与国内经济环境下所特有的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密不可分。由此所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是东部发达地区在不具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情况下，仍然大量存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内陆落后地区吸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资本转移的一个不利影响因素。

劳动力流动问题是国内学界近10余年来一个高度关注的热点领域，针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现象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对既有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大部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劳动力流动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上。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中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对区域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尚未在实践中体现出明显的效果，典型的例如蔡防等、姚枝仲等等。

然而，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等同于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二者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劳动力流动与资本流动(或者说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对该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范剑勇(2004)吴安(2004)六亿(2007)等，大都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具有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的消极影响，并且这种消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流动对既有产业分工格局、产业集群现状的推波助澜之效。

与其稍有区别的是，任太增(2001)、王兴中(2006)等人认为劳动力流动本身对产业转移也有着抑制性影响，即劳动力流动通过增加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延缓了其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从而削弱了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阻碍产业转移。本文论点与此类观点较为接近，都强调劳动力流动与资本转移的替代性关系。在深入剖析这种替代性关系的内在机理基础上，本文特别对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相对趋缓的现象做了实证统计，并分析了在“民工荒”、出口转冷现象等新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资本转移替代性关系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二、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机制

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分析前提之一是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不流动性，然而在实际经济当中，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是可以在国与国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流动的，下面将分别分析资本与劳动力两种要素流动所带来的影响。

图1中，假设有东部与西部两个地区，两地区在发生要素跨区域流动之前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初始资本存量存在差异：横轴OO′代表东西部地区总的资本存量，OC和O′C分别代表东部、西部各自的资本存量，东部发达地区显著高于西部落后地区。左右两个纵轴则分别代表东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m和n分别是东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

首先来看剔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资本流动。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在出口拉动作用下率先发展起来，因此其初始资本占有量远高于西部落后地区，在资本边际产值递减规律作用下，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应低于西部地区，在图中体现为OG＜O′F。在现实中，这体现为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使其利润率、投资回报率低于西部落后地区。为了追求更高的资本边际产值和回报率，东部地区资本就有了向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体现为移动过程。当资本西进过程使资本占有划分由C点移动到了D点时，东西部的资本边际产值达到均衡状态，即两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相交于正点。

现在加入劳动力流动因素。劳动力由西部落后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的流入，改变了该要素在东部地区供小于求的形势，抑制了劳动力价格攀升，进而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使其与西部地区均等。这样，劳动力的流动就对资本流动产生了一种替代作用。体现在图1中就是移动过程，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整体右移到m′，与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相交与E′点。E′点与初始情形相比，东西部间资本占有比例未发生变化，但资本边际产值回归均衡。

在更多的情况下，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是在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同时反向开展的。体现在图1中就是移动过程③和④，东部地区资本边际产值曲线右移到m″，资本占有划分由C点移动到H点，两地区资本边际产值在E″点达到均衡。与E″点相比，E″发生了一定的资本转移；但与正点相比，资本转移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

前面的分析中都假定西部劳动力输出不改变该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由于西部向东部劳务输出主要来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时，其供给可以近似的看作无限供给。但是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存在下去，当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达到一定规模时，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导致西部当地劳动力成本提高，进而降低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和资本边际产值。体现在图1中，西部地区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n右移到n″，即移动

过程⑤，与东部地区移动后的资本边际产值曲线m″相交于c″资本占有划分由C移动到J，即移动过程⑥。新的均衡点E″与上一种情形的均衡点E″相比，资本转移规模进一步减小，再次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形成的替代。

可见，劳动力流动对资本流动的替代体现在两个方面：不仅是发达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提高会抑制资本流动，并且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后落后地区资本边际产值的降低同样也会抑制资本流动。

三、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力价格变动情况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抑制了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攀升，削弱了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内在动力。对于近年来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价格的实际变动趋势是否真正呈现出了这样一种被“抑制”的现象，下文将进行比较分析。

从图2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近10余年间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并未体现出与其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较高增速。在1998年之前，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基本位于同一水平，各年份之间差异不大；而在1998年之后，地区间差异开始愈加明显，特别是2002年以后东部地区增速明显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内部三大经济圈之间的比较同样值得关注。从1993年到2006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中，珠三角区域制造业平均工资增幅明显低于环渤海和长三角：1993年，珠三角平均工资尚高于另两大区域；2001年，珠三角被长三角超过；2006年，更是被环渤海超过(如图3所示)。珠三角区域正是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劳动力对外输出的主要流人地和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最集中的区域，其制造业工资的缓慢增长与本文前文假设不谋而合。

最后再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行业间的工资水平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与制造业一样，采矿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等也是吸纳外来务工人员比较集中的行业。与这些行业相比，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的相对增速并不低；但在2003年以后，其他几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而制造业则趋于缓慢。

通过以上三组比较可以清晰的发现：无论从区域层面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还是从行业层面与其他行业相比，近年来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速都明显偏低，其劳动力价格被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一现象全部归因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带来的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成本压力，使其在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价格竞争背景下仍然富于一定的成本优势。

然而随着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规模的日趋放大，这种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又直接导致了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者吸引力的下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制造业收入水平的优势在缩小，这会减低一部分劳动者进行跨区域流动的动力；与其他行业相比，东部地区制造业收入水平的劣势在放大，这会进一步加速就业者从制造业向其他行业的分流。

综合来看，整体工资水平增速的相对滞缓，一方面既是东部地区制造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保持相对成本竞争力的一大优势，但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导致其近两年遭遇“民工荒”问题的主要内因之一。

四、“民工荒”、出口转冷等新背景下的要素流动

(一)要素流动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在一国内部区域与区域之间，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均不存在明显限制。当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出现资本边际产值差异时，究竟由哪种要素的流动来实现资本边际产值重新均衡，取决于两种要素流动成本与收益的相对比较。

要素流动的收益很明显是资本投资回报和劳动力报酬的增加。而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流动的成本则分别包括以下方面：资本流动成本主要包括由于地理位置改变而带来的交通物流费用增加以及原有投资沉没损失等；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迁徙成本、劳动力生活费用增加等。

要素流动收益与流动成本之差，即为要素流动的净收益。近1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对较低、资本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劳动力流动净收益相对高于资本流动净收益，导致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主要要素流动形式为劳动力流动而非资本流动。

造成劳动力流动成本相对较低、资本流动成本相对较高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限制大大减少，虽然户籍等制度仍然存在，但在实际当中真正能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性因素已经基本消除；其次，城市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存在着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成本上的“二元”结构，这种特征虽然扩大了贫富分化，但也在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生活费用等成本的攀升；再次，我国特殊的空间地理结构导致中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交通物流上具有极大的先天条件制约，东部产业资本向中西部地区迁移后将长期面临由产品物流费用攀升带来的巨大的资本流动成本。

(二)“民工荒”与要素流动

2004年春季以后，东部沿海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纷纷开始遭遇“民工荒”现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就民工短缺问题在这几个地区所进行的调研显示：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珠三角的深圳、东莞，闽东南的泉州、莆田，浙江的温州等地区尤为严重。虽然2007年以后随着东部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冷现象的加剧，“民工荒”现象已不再是当地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该现象的出现具有深刻背景，其与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探讨。

“民工荒”出现并非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殆尽，蔡防(2007)的估算显示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约1.2亿的剩余劳动力。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在东部沿海地区此前出现的“民工荒”背景下，以及今后内外经济形势转暖、“民工荒”现象重新抬头的格局下，东西部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替代资本流动”的现象是否会出现转机，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态势是否会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提升。

导致“民工荒”现象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点――劳动力要素流动成本的升高或者流动收益的下降，导致劳动力流动净收益及流动积极性的降低。本文认为，流动收益的下降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与其他行业存在一定差异。建筑、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由于主要面向国内消费市场，因此其企业收入水平和员工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本国整体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和最终商品价格具有比较紧密的关联性。当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大幅提升，而企业则可以通过涨价等方式消化增加的劳动力成本。但在外向型制造业领域，由于国际产业竞争的存在，我国企业难以单方面通过产品提价的方式来消化用工成本上涨，而更

多是被动接受既定产品价格。因此近年来外向型经济占重要比重的东部沿海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相对较慢，不仅落后于西部地区，也落后于本地区其他行业。

由于宏观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通货膨胀等因素，近年来国内建筑、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工资水平得到很大程度提升，间接提高了整个民工群体的收入期望水平；而由于人民币升值、国际竞争加剧和部分发达国需求疲软等因素，东部沿海外向型制造业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难以承受较大幅度的成本上涨，因此无法给出具有竞争力的工资报酬。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制造业的转移因此同时面临直接收益的下降和机会成本的上升，制造业“民工荒”现象自然萌发。

在这种背景导致的“民工荒”现象下，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西进的态势仍然难以出现根本性改观。东西部地区间劳动力价格的差距正在被缩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削弱，东部资本通过西进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迁移动机难以实现。反应在图1中，移动过程的情形出现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其资本边际产值相对降低，成为阻碍资本西进的新因素，东部资本即便遭遇“民工荒”也难以通过西进来予以有效解决。

(三)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需冀望于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中西部省市纷纷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为本省经济发展的一大战略性举措。该政策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东部企业赴中西部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当前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川渝等西部省份)所吸引到的主要还是一些面向国内市场、旨在通过分散设厂来降低分销成本的企业，而真正支撑起东部沿海制造业主体的外向型企业，西进态势仍不明显。

目前中西部地区吸引东部企业投资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土地、能源等丰富且相对廉价，而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显著――在东部制造业工资增长相对缓慢和国内其他行业工资增长相对较快的双重作用下，东部地区制造业与中西部地区其他主要就业吸纳行业的整体工资水平已不存在明显差异。当外向型制造业可承受的最高劳动力价格由国际市场形势、汇率变化等因素“外部给定”的前提下，较低的薪酬水平不仅使其在东部地区会遭遇“民工荒”难题，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同样不具备较强吸引力。

2007年以来，东部地区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东部地区出口行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形势，订单急剧下滑、企业纷纷停工甚至倒闭。事实上，目前东部沿海制造业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无论前两年的“民工荒”还是最近的市场形势恶化，都是一种行业性而非地区性困境。由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出口拉动，当外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后，这些行业整体陷入困境，并且不可能通过区域间的迁移来实现趋利避害。

中西部地区要真正承接大规模的东部资本转移，重要前提是我国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实现由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为主的转变。当内需市场被充分培育起来后，制成品不再以出口为主，内陆地区先天的地理物流劣势将被抵消，并且产品定价将有更大自和灵活性，能更加提升东部资本西进的利益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