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民族戏剧之路

摘 要：戏剧作为浓缩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情感、心理、伦理、道德、历史、哲学、美学、文化的艺术形式，作为最有魅力、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最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又是最有吸引力、最有竞争力、最有影响力、最有“不可抗力”的。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戏剧；戏曲艺术；中国戏剧

中图分类号：J80-02文献标识码：A

Globa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National Drama

LI Ji-de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幽灵就在世界游荡，敲响了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大门。今天，我们这些戏剧人在此讨论“全球化和民族化”的问题，说明“全球化”也闯入戏剧的领地。可以说，“全球化”现在就坐在我们中间，笑盈盈地看着我们。

但是，“全球化”实在是一个面目不清的家伙，我们已清楚地感觉到它，却未必能清晰地描述它；我们已广泛地提到它，却未必能准确地把握它。

首先，“全球化”是没有主语或主体的。谁在搞“全球化”？是联合国、美国、俄国、欧洲，还是中国、日本、韩国？都不是。什么在“全球化”？是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还是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不都是。

说到底，全球化只是当今世界的一种现象、思潮、进程、趋势或特征，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环保、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个多元概念。也许什么都在全球化，但不是什么都能全球化。

比如，或许科技在全球化、经济在全球化、通讯在全球化、交通在全球化、军事在全球化、安全在全球化、人际交往在全球化、国际关系在全球化，甚至环境污染、气候变暖、食品安全也在全球化，却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能全球化、意识形态能全球化、价值观念能全球化、民族文化能全球化。尽管超音速飞机、海底隧道、跨海大桥、互联网、高科技、标准化生产、跨国资本、世界贸易、股票市场等已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木马病毒一入侵，全球的网络就瘫痪，美国的次级债一打喷嚏，全球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就感冒，但未必意味着资本主义会取代社会主义，西方的道德价值观会取代东方的道德价值观，美国文化会取代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而且，历史地看，希腊罗马文化，闪含文化，印度文化，汉藏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印第安文化，非洲黑人文化，大洋洲土著人文化等，从来就相互碰撞、冲突、影响、交融，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够征服、同化、统治其他文化。即便历史最长、影响最大、信众最多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也从不曾全球化，更不用说一体化。

在这里，需要简单地明确几个概念或关系：

第一，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美国学者西奥德雷•勒维特（Theodre Levitt）提出的全球化和荷兰学者简•丁伯根（Jan • Tinbergen）提出的一体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从理论上来说，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客观基础，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全球化的理想目标，但要达到这一目标，却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存在国家和民族，存在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巨大的利益冲突，一体化就可能只是一个梦想。此外，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一体化则是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果，两者的前提条件和表现形式都不同。全球化的发展受制于科技和信息的水平，一体化的存续取决于一体化体系内部的管理机制。全球化更多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一体化更多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

第二，全球化和国际化。不用说，全球化和国际化是有根本区别的。全球化是以某种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来规范、统一全球，带有强迫的性质，具有霸权主义的意味，所以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Charles Lock）又把全球化称为“帝国主义的变种”、“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名称”，而国际化则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进行国际接轨，是一种自主选择，也是意识的体现。相比而言，我更赞成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三，全球化和多元化。这是当今世界对峙的两大思潮。全球化追求一级化、一元化，希望全球使用同一标准、同一模式，反之，多元化则提倡世界的多源化、多极化、多样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了“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明确提出要把人文―文化纳入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而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则通过了《文化多样性宣言》，表明国际社会已注意到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首次以公约的形式发表的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法律文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同年11月，中国的《人民日报》、全球化合作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全球联盟主办的第三届全球化论坛在中国杭州召开，发表了《杭州声明》，再次提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共建和谐世界”的口号。这说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我看来，这两大思潮其实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人类同居于一个地球，世界大同是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就体现了这种理想；同时，各民族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自由平等是其共同的心愿，多元化也就体现了这种理想。这两种理想，都出自人类的善良天性，反映了人类追求和平、和谐、和美世界的美好愿望。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界文化既非一元化的，也非多元化的，而是“多元一体”或“多源一体”的，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影响、共生共荣的。它在同质当中有异质，在异质当中又有同质。说白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是我，我不是你。这种“同”与“异”，正反映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某种本质特征。

第四，全球化和民族化。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民族的文化，尤其弱小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减少，文化的独特性正在消失。因此，民族化也成为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观念、性格、情感、心理乃至历史的体现，失去了文化的特性，就失去了民族的特性，甚至失去了一个民族存在的价值。因此，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成为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其实，世界是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正因为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世界才丰富多彩，才成其为世界。没有了民族化，全球化也就失去了意义。

那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应该怎样发展民族戏剧呢？严格说来，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不可能走一条路。仅从国家的文化政策来看，也是千差万别的。比如，法、俄、德、英同属“莱茵河模式”，都侧重文化保护，对策却不尽相同：法、俄是国家管理模式，闭口不谈市场；德国是政府鼎力相助，同时鼓励私人和企业出力；英国素来尊重传统，却在全世界率先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并将表演艺术划归其中。再如，中国、日本、韩国都属于东方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戏剧，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但由于国情不同，做法也各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因此对昆曲、京剧等传统戏剧也采取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政策；日本是发达国家，尽管很重视能乐、歌舞伎等传统戏剧，却没有一家国有剧团，基本交给了企业和市场；韩国也是发达国家，但又与日本不同，不仅有国家院团，也有企业院团。可见，世界上从来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当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的国家在发展民族戏剧的道路上依然可以有相同的态度。如果用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的中国成语故事来比喻，这就是：

第一，不要“叶公好龙”。中国汉代编纂学家刘向的《新序•杂事》中有个故事，说有位叶公很爱龙，家里到处都画着龙。真龙知道后，就到叶公家里来，把头探进窗户。叶公一见，吓得要死，拔腿就跑。这说明叶公只是口头上爱龙，并非真的爱龙。我们既然标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赞成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汇、交织、交融，甚至像歌德当年提倡一种“世界文学”那样，希望形成一种融合了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戏剧特点的“世界戏剧”，那么当面临全球化的时候，就不必像叶公见到真龙一样，拔腿就跑，而要睁大眼睛正视它，敞开胸怀包容它，开动脑筋应对它，把它当作发展民族戏剧、创造世界戏剧的一种机遇、一种挑战、一种动力。

第二，不要“夜郎自大”。中国古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曾记载，说汉朝使臣出使到一个很小的夜郎国，夜郎国君问道：“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呢？”后来就以此比喻妄自尊大的人。许多国家的戏剧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传统，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之地，但在全球化来临之际，任何国家都不必骄傲自大，闭关自守，而要放开眼来看世界，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既要看到本国戏剧的优长、弱点、短处和局限性，又要看到其他国家戏剧的优长、特点和魅力。只有这样，才能摆正本国戏剧在世界戏剧中的位置，更好地发展本民族戏剧。

第三，不要“邯郸学步”。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秋水》里讲过一个故事：中国战国时代有个燕国人到赵国都城邯郸去，看见那里的人走路的姿态很美，就跟着人家学，结果不但没学会，连自己的走法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庄子在《天运》里还讲过另一个意思相近的故事：美人西施因为生病而皱着眉头，按着心头，同村的丑女见了，觉得姿态很美，也学西施的样子，结果变得更丑，被后人嘲笑为“东施效颦”，意即不顾自身的条件，胡乱模仿，效果很坏。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当然要学习其他国家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但这种学习也是有条件、有选择的，不能一味地模仿，更不能丧失自身的特点，否则就会像那个燕国人一样，爬着回家；或者像那个东施一样，越模仿越难看。

具体到中国戏剧，首先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正在与国际接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戏剧面临着各种社会力量和各种文艺形式的挤压，生存空间日益狭小，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剧团总量减少，观众大量流失，人才批量断档，创作地量萎缩，所以有人称为“夕阳艺术”或“小众艺术”。就连我们这些戏剧媒体的摇旗呐喊，也基本淹没在了全球化的众声喧哗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竞争，说到底不是政治的竞争、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科技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戏剧作为浓缩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情感、心理、伦理、道德、历史、哲学、美学、文化的艺术形式，作为最有魅力、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最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又是最有吸引力、最有竞争力、最有影响力、最有“不可抗力”的。并非中国戏曲主干部分的脸谱，不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渗透到各行各业，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吗？因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戏剧又最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正是这种尖锐的矛盾，决定了中国戏剧的当下处境和未来路向。

其次还应该看到，中国戏剧不仅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在世界剧坛占有光辉的一席之地，也给世界戏剧以相当的影响。远的不说，以梅兰芳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已享誉海外。现、当代的许多外国戏剧家，包括布莱希特、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姆努什金、理查德•谢克纳、巴尔巴等，都从中国戏剧、尤其是中国戏曲中受到过启发，汲取过营养。阿尔托曾说“戏剧是东方的”，姆努什金也说“亚洲戏剧一直是我们的源泉”，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国戏剧，尤其是京剧。进入21世纪，昆曲又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实验戏剧《霸王别姬》、《无常•女吊》、《人模狗样》等也在国际戏剧节上频频获奖。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戏剧是为世界所了解、所认识、所接受、所尊敬的。即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戏剧也不必消极防御、逆来顺受，而应该理直气壮、积极主动地走出亚洲，拥抱世界，加强与各国戏剧的交流，把全球化当作传播中国戏剧的机会，争取中国戏剧的更大发展空间。

再次还要看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各种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跨文化戏剧演出也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丰富。彼得•布鲁克的《摩诃婆罗多》，铃木忠志的《特洛亚妇女》，东盟十国的《罗摩衍那》，张艺谋的《图兰多》，昆曲的《血手记》，河北梆子的《美狄亚》，川剧的《欲海狂潮》，越剧的《心比天高》、《马龙将军》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这种跨文化戏剧演出，不单是对一种异质文化进行解读、呈现，也不单是对不同文化进行碰撞、融合，还可以对本民族文化、本民族戏剧进行自我体认，反证其优点，反观其局限，反思其经验，反省其发展。第一种是用自己的酒瓶装别人的酒，第二种是用不同的酒勾兑鸡尾酒，第三种是品了别人的酒再品自己的酒。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戏剧也应该多多开展这种跨文化戏剧的尝试。

最后还应该看到，中国戏剧是世界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中国戏剧，世界戏剧将是不完整的。全球化的发展，只会把中国戏剧和世界戏剧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不是相反。这种联系，既便于中国戏剧展示自己，也便于中国戏剧向各国戏剧学习。

总之，中国戏剧只有明确自己的困境，找准自己的位置，坚守自己的信念，彰显自己的特点，才能在全球化时代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信念和文化态度，也是我们的民族戏剧之路。（责任编辑：郭妍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