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之女性主义解读

在重读《红楼梦》的过程中，让我联系起了凤凰电视中文台播出过的一部韩国电视剧《新贤妻良母》，为婚姻舍弃工作深居家中的女性并没有得到丈夫的倍加疼爱与尊重，反而遭致背叛与婚变，女性在不同的时代演绎着相似的悲剧。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借了宝玉现身说法，以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为背景，写他如何为一大群女子的命运而忧伤思索：贫穷的饥饿，温饱的忧愁，多情的失恋，貌美的沉沦，软弱的受苦刑，强烈的遭惨死！作者深深看到在他所处的社会中，任何女性都一概逃不出痛苦的命运。

一、社会文化规束了女性的角色扮演

法国著名作家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女性的悲剧不在于她们生来是女人，而在于她们自觉不自觉地被按照社会期待的“女人模式”加以塑造。女性的悲剧不是生理悲剧，而是一场文化悲剧。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曾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福柯在这里指出，标准化或模式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模式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

在旧中国，由于历史所规定的教条和社会所布置的环境，女性从小就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及父母的文化塑造。就拿李纨、宝钗为例子，李纨之父认为“女子无才便为德”，女子以纺织女红为要，因此，取名为李纨，字宫裁；宝钗才情横溢，可常挂在嘴边的仍是“女子娴静第一，女红其次”等传统保守思想。社会、家庭及父母期望女性以家庭为重，认为女性的主要责任是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这种无形的强大的社会规定力不会随着女性知识程度提高而减弱，有时甚至是越有知识，自我意识越强，这种规定力越强，矛盾越深，压抑得人窒息。年轻的李纨必须守寡，软弱的迎春受尽折磨，果敢的尤三姐也只能拔剑自刎。

自后，中国一大批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冲出家庭投身到争取个性解放的社会活动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家门的女性是否应该因为某些原因再度回到家庭中去呢？社会的意志是由文化、舆论等可见形式传达的。话语即是权利，谁掌握了麦克风，谁掌握了笔杆子，谁就能享受权利。现代传媒开始了对女性的自我价值判断进行有目的性的隐秘的引导，丰胸、瘦身、美容、整形等等让女性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金钱的项目，表面是为女性的美与健康着想，其实只是贯彻了另一些人的审美价值达到其养眼的目的而已。当前许多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是以温良贤淑、相夫教子为美德，而 “女强人”却以不近人情、不理家事、婚姻不幸的形象出现。多数男性觉得女性工作赚钱可以贴补家用缓解经济压力，当然，有又有事业又温良贤淑能持家相夫教子的女性做为生活伴侣最好。金融危机引起就业难等诸多问题，下岗失业的危机逼迫着男性社会做出抉择，期待女性腾出更多的就业位置。当前的社会文化使得广大知识女性干事业筋疲力尽，还要疾走于各种商品文化与家庭之间。

二、从属经济裹紧了女性的前进脚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的从属和压迫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导致了她们在政治上、人格上等一切方面的从属地位和被压迫地位。而女性在经济上的从属地位是由当时社会分工的不合理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男主内，女主外”、“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的文化模式意味着女性与社会是隔绝的，是要通过男人与社会建立联系的。这种文化模式不仅压抑了女性的发展，而且也给男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也就是说要家务劳动社会化或说让女性走出闺房，回到社会中，直接与社会建立联系。

在贾府中，是很强调男女之别的。有医生进园中看病时，沿路都会设置屏障，别说小姐，连丫头和夫人们都会慌忙回避。当医生给晴雯看病时，还得隔着手帕把脉。在那个时代，女性是与社会隔离的，既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的经济手段。即使偶尔有几个逃离家庭来到外面世界的，结局都不甚好，或被卖为娼，或沦为乞儿……但在《红楼梦》中，仍有两个自比男性想要走出去的女性，一是凤姐，一是探春。凤姐协理宁国府，探春改革大观园。凤姐虽不识字，可她的治家理财之能，可谓是威震宁荣二府；探春，是凤姐惟一感叹自愧不如的“三姑娘”，她曾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红楼梦》第六十五回）有人只看到王熙凤在贾府中得宠呼风唤雨的一面，而看不到她因家事心力交瘁而小产血崩时的可怜样，也看不到她得不到婆婆邢夫人理解也得不到丈夫支持的辛酸；有人只看到探春改革大观园的决心和魄力，却看不到她为家庭安危荣辱远嫁蛮夷的苦楚。现实世界本是由男人履行补天济世责任的，但在男人已无法履行这一责任的情况下，惟有以女性代替履行责任，在贾府这座大厦将倾之际，她们仍在奋力支撑，可她们的付出又得到怎样的回报呢？

女性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导致了她们的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地位得不到正常保障。凤姐虽管着府中各处的开支，但正如邢夫人所说的“我给你脸，你才有脸”。凤姐在贾府中如墙头草，根基浅，地位是贾母给的，开销的金银也只是裁夺男人们积攒的家财，自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经济价值。与凤姐相比，探春的地位则更不稳固。探春虽有一身胆识，可她是姨娘生的，偏又这身居妾位的生母惹人嫌不自重，在贾府中地位甚为尴尬。在旧家庭中，比她们地位更不稳定的还有很多，比如像司琪、晴雯一类的丫鬟，得势之时如“副小姐”，失势之后便遭落井下石。

在现代婚姻生活中，没有经济收入的部分女性总是会默默忍受着其他家人的无名之火，任劳任怨地干着各种家务活却得不到付出与劳动的认可与赞赏，每月像乞儿一样向不自觉的丈夫讨要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费用，还要承受丈夫变心之后的莫名指责或是暴力……如果你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那上帝也拯救不了你！如果你长期深居家中，即使某一天你再想进入社会工作，这个社会也不再会那样慷慨地接受你了。经济独立，虽然不能保证你爱情丰收，婚姻幸福，但能低保你受到最小的伤害，仍被社会需要。

三、世俗宗教破灭了女性的港湾理想

《红楼梦》不是一部哲学经典，而是许多悲剧女性的传记。她们有爱，有恨，有笑，有泪，有聪明也有愚妄，而所没有的是力量和援助。如果不死，不嫁，除了出家，作者又能指给她们以什么前途？可在宗教中，女性一直处在很尴尬的地位。女性一方面被奉为圣洁的女神，犹如清高有洁癖的妙玉，另一方面又被贬为邪恶的女巫，比如骗钱使妖术害人的马道婆。而虔诚的信徒中妇女居多，有吃斋念佛的王夫人，有不惜香油钱为家人保平安富贵的贾母……她们在各教的创立及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可是，她们一直徘徊在宗教权利机构之外，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庇护。在《红楼梦》中，我们可以透过芳官来看看其中宗教的境况。大观园被抄检时，芳官等人被在贾府中逗留的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骗进尼姑庵，可是“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尼姑庵成了贾府中纨绔子弟消遣的风月场所。芳官虽不愿同流合污，可其悲惨境况也可想而知。

可宗教的存在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如鸦片一般，能暂时慰藉那些疲惫的心灵，能使她们享受心灵的片刻宁静。在现今，也掀起了一股宗教热，那些虔诚的教友中有年轻的白领丽人，有时髦女郎，有八十老妪……也许在你看来，这些不值一提，可对那些身心受到煎熬的她们来说，这种心灵的关怀与安抚却是急需的。周汝昌认为，贾宝玉建立了一个“爱的宗教”。可在《红楼梦》中，被爱与爱人，女性都得不到庇护。尤二姐被贾琏爱却遭王熙凤嫉恨最终吞金自杀，司琪爱上个没有勇气反抗旧势力的没出息的表哥只得跳河自杀。而那些爱上贾宝玉的丫头小姐们更是没一个好命的，金钏儿试图宝玉晋身反被逼跳井淹死，晴雯不测风云被驱逐出大观园冤死，黛玉遭最亲近之人背弃无望病死，薛宝钗用尽心机却只得到了个“和尚夫人”的名衔。宝玉试图人人爱，可是却谁也保护不了。

现代社会，“爱的宗教”仍然不是个理想的安歇港湾，爱就像那既公转又自转的地球，谁也无法停止那爱的位移，今天转到你家，明天还不一定在谁家。或许女性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宗教来保障女性的权利和地位，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适合男女共同生存发展。然而在这理想的新境界未到来以前，当代女性，即使是累了，也只有在八小时工作之后才能安心回家！

胡海桃：天津市军事交通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