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克》:怎么高兴怎么玩

朴赞郁2013年新片《斯托克》，阴郁，跳脱、诡谲，风格一如既往。本片虽是他进军好莱坞的一篇小品式习作，其能量不及曾蜚声国际的“复仇三部曲（《我要复仇》、《老男孩》、《亲切的金子》）”，但却让我们看到了50岁的他纯熟的技艺。影片的气质，透露出了导演创作空间中的巨大余地和无限可能。《斯托克》展示的，不仅是一个50岁的人该有的深沉和丰厚，更多的是像20岁人一样澎湃汹涌的激情。

1963年，朴赞郁跟鬼才昆汀同年出生。昆汀自成一派的风格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和疯狂崇拜，朴赞郁也和小自己六岁的、拍出了《杀人回忆》的奉俊昊，成为了韩国电影在世界影坛占有一席之地的充足理由。比起70后甚至80后的年轻一代导演，60后的他们享誉世界，凭借的不仅是对生活和人性敏锐的洞察力、四溢的才华和持久的热情，更多的是炉火纯青的基本功。

细看《斯托克》不难发现，导演在剧本上下的功夫一点不少于视听。女主角茵蒂亚的性格，复杂隐晦但却清晰有序，每一个性格层面都找到了合理的情节突破口。一个发生在大房子里三个人的故事，被他由缓至急，抽丝拨茧般的推延开来，借助视听的装饰点缀，人物间那种试探、猜测和怀疑被描绘得动人心魄。

当有了厚实的情节和人物基础，视听方面，就剩下怎么高兴怎么玩了。导演多年的拍摄经验和海量的观影积累此刻只需进行一定的排列组合，再根据整体气氛做些调整，呈献给观众的，就是仍旧新鲜并且炽烈的思维火花。

同样的驾轻就熟，我们也可以在昆汀的身上看到。除去暴力和怪诞趣味，2012年的《被解放的姜戈》，首先是一部足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情节剧。行话讲的情节出彩需要“扣得紧，顶的实，翻得好”，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是最基本的要求。

朴赞郁和昆汀代表的是当代多元化电影理念中的一极，即由B级片发展而来的某种黑色风格，我们可以试着回望9年前B级片的大胜时刻。

1994年的戛纳电影节，两位电影届的重量级大师――俄国的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和波兰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被昆汀这样一个帮人出租录像带出身、奇丑无比的美国小混混击败了。

米哈尔科夫带着失意的《毒太阳》来年转战奥斯卡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大奖，而在《蓝白红》三部曲的终曲《红》戛纳败北的两年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却死在了手术台上。

“电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如此宣称：“在1960年代、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初期，电影是有价值的。而现在，观众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想看什么了，我们（电影人）也不知道想要说什么了。”

当年，充斥着血腥暴力和低级趣味的《低俗小说》几乎打乱了以往所有电影的套路，昆汀・塔伦蒂诺抱起金棕榈的那一刻，标志着电影审美新时代的到来。长久遭人唾弃的B级片，从此成为全世界电影热血青年们争相追逐与模仿的对象。人们开始慢慢发现，电影文化内涵中的边缘性和多元性在逐渐博得更多的关注和推崇，并强烈地冲击着主流的价值体系。出乎意料的情节设置，非线性的叙事手段，曲折惨烈的人物命运，扭曲并歇斯底里的人格，突然迸发的暴力和血腥……这些都成了新式观影的重要组成。

这种属于年轻一代的电影观念，逼迫人们在享受伦理道德底线被不断挑战带来的的同时，也更深入地了解自身。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不断重构与自我颠覆，其实是文化本身向前发展、向更高级进化的源动力。因此，虽然B级片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电影高层次的人文精神品质，但它却直指未来。

话说回来，很难想象，当体制给文化戴上了锁铐、当商业行为与功利主义遏制了探索、思考以及必要的基本功训练、当整个行业都变得鬼迷心窍之时，这样的作品，还停留在什么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