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本文选取2014年沪深两市电力行业4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内部治理结构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高管薪酬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内部治理 环境信息 信息披露

一、引言

2015年2月28日，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社会各界形成轰动效应，该片不仅反映了工业发展给环境造成的重大污染，同时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企业是否有必要承担环境责任”以及“企业如何承担环境责任”等问题的讨论。

目前，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年度财务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或环境报告等载体来反映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环境信息以自愿披露为主，不同企业对相同的环境信息的披露形式和披露水平并不统一。已有研究表明，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的因素较多，包括行业差异和外部监管压力（王建明2008）；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政府监管（李大元、孙妍2014）；公众压力（肖华、张国清2008）等等。笔者认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是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故选取高污染行业中代表性较强的电力行业作为样本并展开研究分析。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主要涉及披露指标的内容设计和计分标准两大方面。国外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的构建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指标构建的内容从最初与环境会计相关的财务指标发展到多个维度指标的设立；国内则以王建明（2008）所构建的指标为代表，从信息质量的5个维度共22个方面描述披露指标的内容，该体系既能反映信息是否披露，又能反映信息质量和对使用者的价值。已有研究对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的计分标准方法主要有0-1计分、数量计分、质量计分以及创新综合计分；第二，是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研究。基于行业特征，多数学者选择重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例如张长江、李冰倩（2014）通过分析84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发现，样本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在量和质两个方面近年来均有所提高，披露方式以定性披露为主，定量披露为辅，且行业间、公司间差异显著；第三，是关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Ferguson（2002）认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Vanessa（2006）研究发现，获得外部筹资的时间越近，所披露的环境信息越多；李大元、孙妍（2014）发现，公司规模、政府监管与环境信息披露呈显著正相关；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呈正相关，但影响不显著；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

其中，关于内部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舒岳（2010）通过随机抽取139家2008年度上交所上市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高、董事长不兼任总经理的公司，其环境信息披露程度比较高。黄B、周春娜（2012）发现，控股股东、制衡股东和政府部门对管理层的监管能有效引导管理层积极披露环境信息；管理层持股有利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笔者发现，已有文献存在与内部治理结构特征相关的解释变量选择不够全面的问题，因此本文在考虑了变量内部共线性问题后本着全面性原则从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股权结构和管理层特征四个方面选择了6个代表性变量进行研究。

三、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特征

董事会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的一大基石，其全体股东执行和监督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并最终向股东大会负责。一般认为，董事会成员越多、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够全面、客观地监督管理层行为，监督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迫使管理层披露更多、更有价值的环境信息，所以针对董事会特征提出如下假设H1：董事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H2：独立董事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

（二）监事会特征

监事会同样是受股东大会委托，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进行监督，更加强调独立性。一般认为，监事会规模越大，监督效果应该越好，越有利于要求管理层全面有效地披露相关信息，由此提出假设H3：监事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

（三）股权结构

从股权分布角度看，一般认为股权集中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对信息披露环节进行操纵的可能性越大；从股权性质角度看，李大元、孙妍（2014）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比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理论上也是国有企业要起带头作用而更全面地披露环境信息，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H4：股权集中度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负相关；H5：国有股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

（四）管理层特征

根据委托理论，管理层作为人如果拥有较高的薪酬，则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激励不相容问题，即对管理层进行客观地信息披露具有激励效应，由此提出假设H6：高管薪酬与环境披露指数呈正相关。

四、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电力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且关系国计民生，其环境责任更为突出，因此本文选取2014年沪深两市电力行业4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被解释变量的计量依据为上市公司年报（全部披露）和社会责任报告（23家披露），主要来自巨潮咨询网；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本文主要采用Excel和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概念界定

1.被解释变量：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计量。本文选择样本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全部披露）和社会责任报告（23家披露）两大披露载体，借鉴王建明（2008）构建的指标体系并结合电力行业特点进行了适当筛选，最后选择了17项指标作为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计量指标，包括与企业有关的环境法规和政策、企业采取的环境措施或策、因污染而发生的费用损失等等。同时，运用质量计分法，即信息未披露赋值0，定性描述赋值1，定量描述赋值2，通过加总合计得出各样本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满分可达34分。

2.其他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内容及其定义分别如下：董事会规模（DSize）指董事会成员总数、独立董事比例（Duli）指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监事会规模（JSize）指监事会成员总数、股权集中度（Con）指第一大股东股数占总股数比例、国有股比例（State）指国有股占总股数比例、高管薪酬（Sala）指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合计数。控制变量定义如下：企业规模（Size）指年初资产总额、财务杠杆（Lev）指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Pro）指净资产收益率、成长性（Grow）指综合收益增长率。

（三）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在关系，本文构建如下模型：EDI=b0+b1DSize+b2Duli+b3JSize+b4Con+b5State +b6Sala+b7Size+b8Lev+b9Pro+b10Grow+u

五、实证结果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从表一可以看出，2014年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平均值为4.93（满分34），整体披露水平仍然较低，其最小值为0表明仍有一些企业目前对环境信息未做任何披露；董事会平均人数为10.38，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平均为36.40%；监事会平均人数为4.69；股权集中度平均为40.33%，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较明显；该行业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平均为161.20百万。

表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变量相关性检验

由表二可知，企业规模与高管薪酬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最高（0.458），根据Hossain等人的研究，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超过0.8或0.9就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也就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产生影响。

表二 变量间相关系数表

（三）多变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根据多元回归结果可知，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假设1、2得到了验证。而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高管薪酬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假设3、4、5、6并未得到验证。另外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呈正相关，财务杠杆和成长性对其影响亦不显著。

表三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六、结束语

本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高管薪酬对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说明目前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监事会和管理层对于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还未显现出应有的作用，另外这也反映出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可能在环境责任履行方面还未起到带头作用。因此，笔者从内部治理角度针对上市公司（尤其是高污染行业）主要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企业应在保证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的同时，加强其独立性，以此更好地监督管理层履行环境信息披露责任；第二，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应做好行业带头人的角色，切实履行环境责任并向公众全面有效地披露环境信息。同时，作为内部治理的补充，外部监管同样重要，国家应当制定和贯彻相应的法律法规，严格统一和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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