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汉语奠基文化中国

摘要：以中共十“文化建设”为时代背景，提出“语言强国”的基本内涵在于深度培育活力汉语，即培育中华民族母语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及其向人类世界所展示出来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积极语用新教育是锻造活力汉语的基本途径，它以变“公共接受”为“主体表达”作为根本特征，蓄养公民主体言语表达力乃至审美创造力，并为中国文化持续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就是“文化强国”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

关键词：

活力汉语；奠基；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118―07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收获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是：空前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强国”在中国宏观发展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作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就已经正式推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命题，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近年来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十政治报告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全面的阐述，形成了执政党治国方略中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并置的五大建设任务之一。该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更对“文化创造活力”这个关键性概念作了反复的强化表述，清晰昭示了“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内在根本思路。与“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等等硬实力命题相对称，“文化强国”就是一种殊途同归的软实力命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新世纪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而由于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语言，中国文化建设之持续走强直接取决于对活力汉语的精心培育。因此，进而可以推论：“文化强国”战略的逻辑子题当然是“语言强国”。

一、“语言强国”：“文化强国”战略

的逻辑推演

“文化强国”作为十七大首提的“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最新发展，是与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强国”相对应的关于21世纪中国发展宏图的核心表述。当代世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向历史纵深的日益推进，多元文化的全面博弈已经不可回避。全球化以资讯网络化、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为基本特征，它以无疆界的迅猛势头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夜以继日而且空前深刻地重塑着人类文化的生态。尤其可以毫不夸张地判断：虚拟而开放的网络世界正以广泛承载的信息流，在“全时空”、“加速度”地改变着人类现实生活和心理力量对比的战略版图。置身于全球化语境，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以弘扬本国文化为主旨的“文化立国”战略。颇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以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谋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成为政界关注、学界追踪且跨文化、高含量的国际学术话题。但是，在多元文化博弈的语境中，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并不简单化地等同于文化的强盛性，已有古典文化遗产的深厚性也不能与未来文化创生的丰富性机械对等，故而本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相互间的差异性是否果真可以无条件构成地球上多元文化包容并存、长期共享的充分条件？这是一个值得深长思量、内涵复杂的多味难题；换言之，强弱并呈之多元文化可以在地球文明体系中永远相安无事、互补共存――这可能是一个美好的虚拟命题。固然，独特而弱势的文化可能曾经拥有自身的存在价值甚至灿烂的历史，但“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维历史时空提供给每种文化的发展契机毕竟并不一样：其自身显性或隐性的“短板”可能终会使其趋向“软性消亡”。这是优胜劣汰的地球万物竞争通律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自然反映。曾经辉煌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逐渐消隐即是值得深深玩味的历史陈迹。弱势文化的功能充其量只是唤醒“历史记忆”而非流播当代、融合异质、创生新质，更非孕育并诞生未来勃兴的强势文明。

就人类语用的普遍史实而言，文化博弈往往鲜明地聚焦在不同语言之生命力的深度博弈上；换言之，“文化强国”的历史逻辑是“语言强国”。为此，我们可以具化到语言之间的此消彼长来观照上述文化的优胜劣汰问题。我们不妨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仔细观照苍茫历史烟云覆盖下语言（语种）兴衰存亡的踪迹。在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社会成员一般总是从交际成本最小化、现实利益（包括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去选择能够提供自己充分发展空间和可能的某种语言，在此过程中不少外族（国）人甚至不惜以“移民”的形式放弃自己的第一语言（即母语）为代价；而且，语言生态环境的开放度愈高，社会成员对语言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愈强，两者形成高度的正比例――可以说，人生的流变与发展，实质上就是对个体曾经生存的文化范式的不断刷新和超越，而这种刷新和超越往往表征和落实在对作为文化载体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之重新选择上；人性深处潜蕴的对意韵丰富、与时俱进的幸福感的渴望，决定了人生质量与语言选择这两者之间的正比例函数关系：前者是因变量，后者是自变量。近年来全球跨国移民数量呈现明显加速的增势（由2005年的1.91亿人增至2010年的2.14亿人）就足以有力地说明这点。国际移民组织的研究报告明确显示：移民怀着对财富、自由和实现一己精神价值的热切渴望，自然选择了诸如作为美利坚合众国之象征、作为发展机遇和自由希望之象征的美式英语等强势语种。这种全球范围内益趋汹涌的“大移民潮”生动地昭示着：富有活力、覆盖率高并预示着多元开放、自主发展空间的某种强势语言，当然会成为全球弱势语言族群中那些充满追求感的民众之首选，强势愈强、弱势愈弱将极可能成为人类社会不易逆转的未来语用趋势。再如汉语族谱内部，崛起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粤方言之竞争力在大时代变迁中超过传统的吴方言，其中的一些词汇甚至活跃在普通话主宰的主流社会舞台上，以“非官话”的身份而获得了“官话”的资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明证。当弱势语种与人的现实生存、思维发展和文化创造日益疏离的时候，即使由政府制定和出台诸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类的措施，弱势语种充其量也只能短暂地发挥“唤醒文化记忆”的有限功能而不是显现出蓬勃活力的“文化创造”功能；换言之，弱势语种伴随着使用率日渐走低、影响力趋向边缘的持续后果必然是其新鲜活力的深度缺失乃至最终不可挽回地枯绝……因此，伴随全球各国政治文明状况改善、社会开放程度提高、人口流动频率上升，弱势语种（即使原有使用人数甚多）的“软性”衰退、濒危乃至消亡并非杞人忧天。再援引英国语言学教授彼得・奥斯丁（Peter Austin）的统计作为反证：全球每年约有八十种语言消亡并有数千种语言濒危。这里既有廖廖数人使用的小语种，也有使用人数不少的弱势语种。当然，如果拥有庞大使用群体的弱势语种，其“软性消亡”更有可能是一种缓慢的历史周期（不是小说家都德《最后一课》中那种法语被普鲁士人军事霸权所直接“取消”的情形），即不断被强势语种所渐渐“同化”而“变异”，以致丧失自身固有的发音、造形甚至是结构特征和语用规则，在外族语的不断渗透下终至失去自己的“真容”（近年汉语语用中触目夹杂诸如“HOLD住吗”，从母语文化本位的立场而言即是一类值得忧虑的现象）。而且，语言的生命力并不完全受制于使用者的多寡，更是取决于社会群体的语用品质及其发展的趋势――鉴往而知来，这方面多一分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恐怕并非冗余。

从哲学思想史来看，20世纪以降，人类语用问题已经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世界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乃至“语用学转向”即是明证。语言特别是语用以“存在”本身而获得本体论意义。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首先正是通过母语（native language）而逐渐进入社会、拥有世界并最后实现一己价值。纵观世界文明的演进，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达与其母语语用活力的增生存在高度的正向关联；质言之，基于“表现本位”的母语创造力就是国家文化创造力的一种深刻象征（基于民族母语就是国家通用语这个前提）。正如下述这个语言学上的著名论断所揭示的那样：“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再也没有一种物质能比母语更完整、更深入地表现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创生活力了。据此而言，如欲凭借“中国概念”、“中国判断”来构筑“中国文化”，必先长远、持续和深入地培育活力汉语。

总而言之，对于已经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圈和多元文化场的中国而言，作为当代华夏文化之集中表征的汉语，正面临着全球化这个考验与i希望并存的历史性挑战。鉴于多元文化在地球村上的博弈，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软战争”――国外学者已经提出以充满表达活力的强势美式“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来作为文化博弈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在那种时而剑拔弩张、时而平和宁谧的文化际会中，显现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母语文化本色，即显现出母语语用活力强弱兴衰的不同状态和水平；而植根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强势“核心英语”已经并将继续以其特有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同化力渐次“融合”弱势语种。由上观之，可以推断：语言的危机本质上即是文化生存的危机，语用的弱势即是文化发展的弱势。因此，按照十所达成的“文化强国”的基本精神，富有远见卓识地谋划“语言强国”的战略，可持续增生汉语源于思想智慧和心灵激情所滋养的鲜活生命力，从而构建以活力汉语为坚实基石的中国文化长城――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强国”的基本战略内涵之一。只要我们赞同“谁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这一高屋建瓴的判断，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推论：重塑汉语语用品格、焕发汉语个性活力，当是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全人类文化制高点的逻辑新起点。

二、培育活力汉语：语言强国的基本内涵

既然“语言强国”是“文化强国”总战略的逻辑演绎和题中要义，那么培育活力汉语就是“语言强国”子战略的具体内涵和实施途径。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向外输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古代主流文化思想及其行行的载体――即使这种精神遗产向外输出的本身，也需通过纳入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创造性思想转换，以创意的流程和方式融入全球化语境并自然形成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声誉；而“文化强国”战略更为主要的内涵则是致力于当代思想建设、文化创造力培育和公民精神全面优化诸方面，而这一切无不有赖于汉语活力的持续增生而蓬勃走强。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先驱们面对东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特定时代风云，痛感言文不一对当时思想发展的严重禁锢，特别倡导白话语体文的运用并着力推进语用范式的一次深刻转型，从而使白话语体文畅行大陆学校且流播社会各界，促成了当时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新生――这种语用解放与文化勃兴良性互动促成的现代史实，为当代中国“语言强国”战略的长远谋划和具体实施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历史镜鉴。“五・四新文化”的曾经辉煌，从正面直接启示今日之中国：汉语兴则文化兴，汉语强则文化强――明日东方文化强国之崛起，皆有赖于今日汉语语用重拾活力四溢之强势矣！

本文语境中，无论是泛指的“语言”，还是特指的“汉语”，都不仅仅是指其静态、固有和社会化的符号体系，更主要的是指组合符号体系的动态化、生成化和个性化的语用行为（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语用能力，尤其是个性表达力）及其品质――这是“语言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汉语在人类语言种族谱系中的趋向强盛，固然需要其符号数量伴随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的丰富化而持续增多，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称于斑斓多姿的时展和思想现实的开放；但是符号数量单纯增加的节奏未必赶得上开放时代公民思想现实日趋个性、多元和深刻的现实走势，只有语用行为质量的优化，即基于心灵本位的言语组合方式的五彩缤纷，才能增生汉语语用的新鲜活力。如是，小而言之，激发并满足个体生命本位的表达欲望；大而言之，推进乃至引领当代汉语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和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汉民族的母语，汉语承载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源远流长的文明血脉，荟萃着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明智慧和丰富的精神创造力――当然，这只是象征着历史深处中国文明灿烂而古老的昨天而已。晚清以来，伴随着东方国门之洞开和多元文化之际会，汉语的命运（即运用和发展）承受了中华民族百般坎坷和曲折的精神遭际。正如敏感多愁的文化人所深深感叹的那样：“百年中文，内忧外患。”

应当高度警觉的现状是，一方面，在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疯狂英语”的制度性裹挟下，赢弱的汉语被逼入一种尴尬的困境：全民英语热几乎是变相剥夺了国人习用汉语的生命材料――心力和时间，异化为对生命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变相剥夺了整个中华民族创新母语文化的宝贵历史契机；就文化交流生态而言，由于当代汉语创造活力的持续走弱，中国已经沦为文化“入超”国――即使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地逐渐推广，也并不能从深层次上改变这种因当代汉语精品的极度稀缺而导致的文化贸易之失衡。另一方面，汉语生存的内部文化土壤长期以来严重受损，“”遗留的暴力话语、网络流行的庸俗话语和草根泛出的山寨话语，以种种粗鄙斫损了现代汉语大气、尊贵、典雅、精致等审美品质，令人遗憾地侵蚀了培育汉语语用活力所必需的那种和谐纯净之文化生态（近年北京大学某教授不断以鄙俗的暴力语言评论现实人事这种口头“爆粗”现象就是令人深思的典型案例）。虽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已经显著地恢复并改善了汉语语用的文化生态，但汉语语用品质的提升和创造活力的完全复苏需要一个逐渐累积的文化周期。

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当代汉语语用的滞后现象日趋明显。第一，新词增加的频率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社会和经济日新月异的蜕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明显的落差。尤其是包括学校教科书、电子和纸质媒介在内的公共出版物，其滞后感频频受到非议甚至是严厉的批评。网络新词的爆增和更新周期的提速无疑凸显了这种窘困的现状。第二，作为汉语大国，公民表达空间狭隘、言语组合机械。虽然，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已经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重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是与公民日益丰富的思想现实相比，公共表达空间的有限性还是制约了公民作为个人主体对语用活力的充分释放，以致近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评论文章，主张要容纳“异质思维”、“个性表达”，强调应“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等等，并把它提升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来直面对待。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诸多羁绊，变相的“公共表达”甚至是无意识的“从众表达”在“后时期”依然没有终结，在学校教育生活和某些特定公众场合甚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熟视无睹的“合理性”。第三，文化生态斑驳陆离致使学校和社会的语用发展指向呈现复杂甚至混沌状态。网络公路这个新兴公共交流空间的强劲凸显，既为多元文化的诞生带来可以期待的无限可能，也使汉语频频遭受上述“山寨文化”等负面影响而染上庸俗化新疾，如此等等。表达主体思想力的释放受制于语用规则和潜规则的约束，而语用规则和潜规则的约束又“淤塞”了表达主体思想力的充分释放，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足堪忧思的非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对汉语生态及其语用现状的痛切反思，更是基于汉语在国家未来文化建设中的突出职能和重要使命的前瞻性思考，我们应当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博弈的战略出发达成新的“国家共识”：培育洋溢丰富美感的活力汉语，使之持续趋向强盛、勃发和恢弘，这是中国文化兴旺繁荣、重获青春的“固本之举”，是新时代条件下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一条深具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不仅仅要开发并弘扬古代汉语经典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应深度培育和蓄养当代汉语面向人类未来新文明的雄厚创造力和卓越研发力，培植每位公民（包括未来公民）个体建立在言语理解和言语鉴赏基础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由此而在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中形成强势的活力汉语。所谓活力汉语，是指洋溢言语主体充沛的人文精神乃至“不由自主流射”（洪堡特语）其鲜活生命汁液的表现性、创造性言语行为。它体现在公民个体整个输出性语用行为中（含口头、纸质、电子等），即表达主体在阐述思想、发摅情感、作出评价时所凸显出来的智慧、个性、气度和美感等一系列卓越品质。如是活力汉语，以其承载的东方创造精神而向全世界辐射出极富表现感与创意感的吸附力和感染力，并由此而向人类其它语言文化展示出中华民族母语（此处即法定“共同语”）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即综合性的汉语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从普通公民到社会精英都获得了母语表达力、表现力和创造力的显著提升，那么，国家文化创造活力就自然彰显并进发出来，终将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三、积极语用新教育：锻造活力汉语

的基本途径

活力汉语之魅力根本上源自汉语语用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特殊表现力和创造力，而汉语表现力和创造力则建立在其普遍的表达力之基础上。一种语言的输出性语用水平往往呈现为一种循序渐进的递升层级：表达力表现力创造力。这三个层级其实就是分别对应于：规范得体输出个性独特输出深刻新颖输出三种语用环节。它们深刻地表征着一种语言运用的活力状态和基本品质，分别构成了母语文化的基座乃至本体――汉语规范的表达力成为一切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其个性洋溢、高度出新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则结晶为形式多样的语用艺术，本身就成为母语文化的巅峰标志。如上已述，在中西文化交汇提速的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语词的增量迟滞，尤其是语用狭隘、表浅和同质化倾向严重，导致母语文化创造力的匮乏，以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曾经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表示，目前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这种严峻的文化现实，正在深刻地警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夯实活力汉语的基础工程即母语教育。

母语文化创造力的普遍走弱以致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和文化体制多种原因，而母语教育长期走偏、陷入歧途、迷失目标，则是束缚国人母语表达力健康发展的直接诱因。20世纪初叶独立设科的汉语文教育，是历经三千多年以“注入式”为特征的蒙学教育之典型样本，其教学之痼疾在于将学习者视为言语接受的容器。这正如现代文化先贤粱启超先生基于中西方教育之比较而痛批的那样：“西国之教人偏于悟性者也……中国之教人，偏于记性者也……”教学童时，“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根深蒂固的“授受”流弊，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新中国成立后，深受苏联伊・阿・凯洛夫教育思想的严重影响，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适应论”片面观念（即将学生塑造为“适应”既有文化体系和文明规范的某种教育产品），长期遮蔽了母语教育界的精神视野，进而导致学校课堂教学深陷于“接受本位”的狭隘课程形态而难以自拔：几代学生囿于阅读中心、机械认知、统一理解、单向记忆、趋同外化的窘境中，其生命深处潜蕴的“表现欲”始终被指令性、接受式教育规训所深深覆压，错失言语表达力成长的黄金时期。历史新时期以来日趋加剧的应试教育更是变相剥夺了学生精致考量汉语语用的宝贵时间，将源自心灵的表达力锻炼降格为诸如语文知识和技能的机械训练，将丰富的思维自由体操窄化为一种“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的消极语用套路，遗失表达力，谈何表现力，遑论创造力！也正基于这般严峻现实，近年出现了振聋发聩的学人疾呼：“拯救母语表达力！”

为此，从培育富于表达力的活力汉语出发，中国普通国民教育应该重新构建母语教育的正确目标和课程序列，从“基础汉语”一“高级汉语”一“大学汉语”循序上升，创新性实施以砥砺表达力为核心价值的积极语用新教育。积极语用教育观基于对“接受本位”的消极语用教育观之批判性反思，其精髓可以概括为下列命题：积极而持续地推进从“公共接受”到“主体表达”的深度范式转型。所谓“公共接受”是指在传统应试教育下偏颇狭隘的消极语用行为，即不经过语用主体心灵过滤的标准化、共性化输入行为，导致智慧生命对外部知识或思想体系如同软件一般格式化贮存，很少转化为人之精神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更少升华为主体创新的思想力和表达力。这种消极语用教育弊症已经异化为令人痛心的社会病象。而所谓“主体表达”，是指依托独立生命体的“本我”表达，是作为学习者个体的自主表达――不是符号主体或者群体主体的从众表达、同质表达乃至麻木“被表达”。如此主体，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具体、生动、独特的“个人主体”（单数），其充满了能动性、创生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性。

详而言之，从“公共接受”到“主体表达”这个基本命题出发，演绎出下述一系列教育子命题，从而达成以积极语用新教育来培植活力汉语的“文化强国”战略：第一，尊重语用基因。每位生命主体天生具有自己的语用基因，这表现在从输入到输出的一系列语用行为之倾向性上。当学习者进入学校课程流水线、与特定的言语文本“邂逅”时，其阅读趣味和偏爱就表现出或隐或显的个人性――尊重阅读的个人性并使之转化为阅读选择的天然合法性，这就是汉语文教育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应当理性承认阅读的个人性、选择性与阅读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要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和谐比例，使个人获得输入性语用能力充分发展的开放空间。更深而言，阅读教育其实就是引导学习者通过言语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鉴赏，旨在深刻地“镜窥”到“本我”心灵深层的语用基因，进而在享受性阅读中使输入性语用基因转化为富于特色的输出性语用基因――即生命主体至为宝贵的“表达个性”乃至“表达风格”。第二，开放表达空间。鼓励“主体表达”，其实质是为学习者个体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突破一统化应试教育中课堂或明或暗的“言禁”，最大限度地释放智慧生命潜蕴在深心的天然“表达欲”。现代语言哲学表明：“倘如没有语言能力，倘如人不能每时每刻地就每个事物说话，那么，人就不成其为人。只要语言有诸如此类的作用，人就在语言中。”在此语境中，人不仅是“语言的”存在者，更是“语用的”存在者、“表达的”存在者。可以确信：自由表达就是人之存在的深刻象征。现代语文教育应当高度尊重人的“学习权”之一即基于思维的“表达权”，使每位学习者从畅快的表达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真切感知和愉快享受、对生命意义的完美体验和成就满足，由此出发而积淀起主体生命对创造未来、改变命运的高度自信。因此，学校教育比提供宽敞的活动课堂更重要的是提供开放的表达空间，这种伸展自如的精神舞台才会使学习者通过“表达一感知一享受一自信一再表达……”这样循序升华的心灵旅程而获得深远、可持续的语用能力之发展并带动人格结构的相应提升。第三，鼓励审美创造。从公共接受一自主表达、从自主表达一活力表现乃至审美创造：这是消极语用教育范式向积极语用新教育深度蜕变的基本理路，是全球化时代汉语文教育目标升华的逻辑演绎。其中强调的是主体的审美“表现”、是主体创造精神通过言语“表现”而“绚丽进溅”，而不是消极语用中描红式苍白机械的客观“再现”。这种言语的审美创造是以思维为内核、以激情为动力、以智慧活力的释放为境界，从而成为人之本质力量的最高象征。母语教育的使命就在于不断鼓励学习者从输入性语用转换到输出性语用，进而从一般输出性语用发展到高级输出性语用，最终获得一种强大的“审美创造力”。只要积极语用新教育能够唤醒学生沉睡的表现意识、养成优秀的表现习惯、炼就卓越的表现能力，那么，久之，青春生命的言语表达力必将汇合成中国新文化的强势创造力。这种汉语的审美创造将标志着超越“大汉盛唐”的21世纪新时代文明的崛起。

综上所述，全球化时代东西方语言的立体会通，为文化软实力展示搭建了开放平台。培育活力汉语、提升中国表达――这是对“文化强国”战略的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个性化概括。唯有洋溢青春美丽、生命智慧的活力汉语及其可持续发展，方相称于“文化中国”的长远建设和世纪创造。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开放襟怀的东方民族，需要通过活力汉语来深度表达中国价值和中国梦想，传递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对未来伟大文明的新憧憬和新创造，并通过这一文化新旅向全球辐射出强劲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十以来伴随着新的党风和政风之吹拂，与美丽“中国梦”相匹配的是清新活泼的“汉语风”之蓬勃掀起：雅俗共赏、少长咸宜、既富大气、更显亲和的新风展示，总理从容自信、睿智敏捷、语势充沛、兼具才情的表达个性，都在以其独特的风格、铿锵的情韵而激发中国活力，感动世界心灵。这种清新活泼的“汉语风”，鲜明昭示着一个崇尚表达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建设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有理由充分相信：活力汉语贯通全球之时，正是古老东方文化转型升级、全面创新之日！

活力汉语奠基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