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

一、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必要性分析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需要。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亟待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积累不足、后天形成过缓等问题，使其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直接决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对市民化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不仅是其人力资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选择。首先，通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职业教育，让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提升，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职业教育培训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生活观、公共规范意识等进行正确引导，帮助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实现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再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内容，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使他们具备从事现代城市职业的核心技能和职业能力，更好地将个人通过学习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中的劳动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发展的终身培训体系，以应对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岗位对职业技能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得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业职业培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新生代农民工中真正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数量不足30%α。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这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的期望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对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适应程度较低，城市适应度达到中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45%，完全不适应或者适应程度很低的占4%，而仅不足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完全或者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需要具备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因此，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全面提升个体素养，既是新生代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α除此之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从对职业、专业的懵懂无知发展到了解、认识、熟练、精通以至于偏好所从事的行业，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1“.低质性”就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为实现他们的市民化提供经济保障。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化，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学历水平也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13.9%α。尽管从学历、收入等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2%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普通工人和服务员，14.9%的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10.4%的从事生产线管理工作，仅仅有不到6%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这类低端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仅能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难。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民”的身份使其与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无缘。同时，他们与城市市民面对的是共同的消费市场，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城市的消费水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遥远。总之，“低质化”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错位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无序化竞争，导致大量“错位性”的失业。当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高端技术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现“千金难求一才”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错位、低位竞争严重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技能层面优势不足，只能委曲求全从事城市低层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无工可做，自身优势无法发挥，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长期来看，这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较高，职业定位失当，个人期望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陷入发展性困境之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倾向来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独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一些苦活、脏活和重活。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共同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不仅影响到市民化的进程，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身份认同危机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隐形桎梏。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情绪高涨，进城工作以后“返农”情节淡薄，心底存有强烈的市民愿望，然而在身份认同方面却产生了困惑。市民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空间地域转换，而是不断的社会融入和认同，通过与市民交往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进而达到与当地城市市民的同质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并未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衔接，而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之外。从自身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以后，更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工人或城市市民，但在与城市群体不断交往的过程中也深切体会到与市民之间经济、文化和地位的差距，身份认同上成为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夹心层”。在城市奋斗过程中受到从物质层到精神层、心理层的多重排斥，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缺乏向外延伸的节点，而交流圈层仅限于具有共同感情积淀的老乡、熟人等群体，群体内部相互支持、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一个与城市主流文化相背离的亚文化圈，并且内卷化发展趋势明显，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社会圈层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社会融入的重要障碍，不利于他们形成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和思维。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安全感、归属感、被认同感等心理层面的需求得不到外部的满足，使他们游离于都市边缘，缺乏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处于一种茫然和焦虑的状态。由此可见，除了职业发展受困以外，身份认同危机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大力开展职业教育

1.加大职业教育宣传力度，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不断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而要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必须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以提高他们参与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方面，职业教育机构要突出自身在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方面的优势，多角度、全方位进行宣传，不仅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宣传媒介，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数字化新媒体、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将职业教育宣传深入到乡村和城市社区，开设宣传栏、发放宣传手册，为职业教育培训营造良好的内外部舆论氛围，让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到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种激励方式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的兴趣，可以通过光荣榜展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树立培训后就业或创业成功的典型，发挥榜样作用，重点宣传成功人士的职业教育经历，让他们现身说法，展示个人所获得的职业技能，介绍职业教育培训对个人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看到职业培训给受教育者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进而激发他们参与培训的热情，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中来。

2.根据市民化要求，制订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计划。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转换过程，也是职业上的“农转非”过程。职业转换有效与否关键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非农工作的职业能力具备程度。职业教育机构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制订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实现人才培养转型，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奠定基础。首先，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就业偏向，合理设置专业。专业设置应切实建立在对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培训意向的调查基础之上，提高职业教育的针对性，避免盲目性，要能够满足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技能的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做到学有所用、学用结合。其次，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力实施就业准入，建立完善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进行人才招聘时，对获得相应岗位资格证书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聘用，并在职位晋升层面也要将资格证书作为重要依据或参考。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起到鞭策作用，只有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并通过技能考核后才能获得相应岗位任职资格，然后凭证上岗。最后，加快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人才库，尽快建立信息收集、整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网络，并依托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网络、电视、广播等信息平台，使农民工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技能培训的工种与专业。

3.突破体制壁垒，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运行机制。要想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计划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健全的培训运行机制的保障。因此，必须着手建立以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并且完善职业培训的运行机制。首先，打破利益分割，加快建立起公开透明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在培训运行过程中时常会陷入多头领导、相互牵制的尴尬局面，培训效率大打折扣。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要求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在加强合作的基础上，突破各部门、各教育主体之间的管理壁垒，着手建立由政府主导、各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并吸纳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培训运行机制，各个主体间能够以开放、透明的姿态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其次，加快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相关的法律政策。农民工法制环境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的优化是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起步比较晚，规范各个参与主体行为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还不够完善，政府、职业教育机构、受教育者等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在各自的权责关系上较为模糊，尤其在培训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上缺乏明确的界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此，应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各个培训主体的职能和权限，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工作纳入法律保障之中。再次，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纳入市场化运作。要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可以将其纳入市场竞争中，逐渐放开培训市场，吸引外部资源参与，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实行优胜劣汰。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机构的选择上也更具有主动权，通过“用脚进行投票”激发市场竞争，培训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从而保证培训外部效用的最大化。最后，在培训模式的选择上，应尽可能地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实行灵活的弹性学分制，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允许农民工以弹性学制、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逐步取得毕业证书和技能证书。同时，培训机构要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安排新生代农民工的业余时间，为他们完成职业培训和文化学习提供帮助。

4.审时度势，将短线培训与长线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不断向城市融入的过程，前期需要大量的个人准备和人力资本积淀。职业教育要想在市民化过程中发挥其效用，必须抓住新生代农民工的阶段性需求，不仅要大力开展以学历与素质提升为基准的长线教育，同时要有效开展以技能和市场为导向的短线培训。一方面，短线教育培训要切实以新生代的技能提升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相对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增强，对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期望较为强烈，同时也深知自身工作技能上存在不足之处，对以技能提升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的需求较为旺盛。相关调查显示，有将近72%的新生代群体希望参加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短期培训来提升个人素质。从现实情况来看，仅有不到35%的新生代群体接受过职业教育培训，大部分技术水平偏低，就业能力不足，与城市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吻合，导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各级政府、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以及用人单位要通力合作，共同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服务，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开展多样化的职业培训，做到“以培供需、以需定培、定岗就业、自主招生”，争取从源头上破解技能素质与用工需求相背离的问题。除此以外，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可以将职业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从而有效提升其市民化水平。另一方面，强化以学历提升为主导的长线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作用。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轨迹来看，小时候一般生长在农村，初高中在城市学习，毕业以后自然进入城市务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毕业后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工作，并没有经历父辈那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剧烈变化过程，并且他们工作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农业生产技能几乎为零，相对于农村，他们对城市生活也更为适应。然而，在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在基础教育层次上的差别较大，与同龄城市市民所享受的优质教育资源相比，农村基础教育比较滞后，导致新生代在起点和过程上都难以逃脱输给城市同龄人的命运。面对基础教育阶段的损失，新生代农民工已难以挽回，但可以通过职业教育或成人培训进行适当的弥补，通过学历职业教育补充工作中所需要的文化知识。鉴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情况，完全脱产参与学历教育并不符合现实，因此可以采用夜校、函授、电大等成人学历教育形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深入开展，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素质服务。另外，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村的情结不如老一代那么深厚，但是难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具有农村烙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意识等，并在工作生活中与城市文化规范发生碰撞和冲突，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对此，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还要融入城市市民权利义务、生活规范、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内容，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顺利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

作者:詹华山 单位: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