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审判”之浙江实践

“互联网+”国家战略，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并推进到中国司法领域。近年来，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密集合作引起业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分析指出，“互联网+”体制内的变革，在司法系统内部，浙江省高院开了先河。

2015年11月24日，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立“审务云”平台，力求实现当事人协查信息共享、文书送达、电子商务纠纷网上化解、金融犯罪预测预防等“互联网+”功能。

在浙江，去年新收的60.5万件一审民商事案件中，有23%的案件法律文书不得不采取公告送达。这不但费时费力，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使得不少当事人错失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时机。

而有了“审务云”平台，浙江法院系统就能通过淘宝平台的数据确定当事人常用电话和地址，及时作出通知，把法律文书寄往淘宝收货地址，提高送达率，从而保护双方的诉讼权利。此举还有利于追查老赖行踪，解决法院执行中“人难找”的最大难题。

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合作并非第一次。之前，浙江省高院还与腾讯签约“互联网+审判”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两项合作成果：浙江法院微信“专用号”和浙江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微信端。前者实现法院工作人员手机移动办公，后者实现诉讼服务移动化。

浙江省高院常务副院长徐杰说：“本次合作将构建符合信息时代特征的‘智慧法院’，为促进审判体系、审判能力和法院管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在与阿里的签约仪式上，浙江省高院工作人员当场展示了“审务云”的两大功能：支付宝余额查控和当事人信息共享。

只要当事人在淘宝网上购物或使用支付宝，办案法官经身份认证登录“审务云”办案数据关联检索系统，可以查询到被执行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情况和联系方式，并根据案件执行需要冻结涉诉人员的资产，方便案件审结后的执行。

数据显示，全球淘宝网用户近5亿，这些用户的数据应用在司法实践中将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变革。而淘宝网只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网上交易平台。蚂蚁金服也是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金融平台，利用蚂蚁金服平台上的用户消费数据，法院可以实现涉诉当事人资产信息的在线查询，得知涉诉当事人的支付宝余额、余额宝资产等。对于一些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依照法律程序可予以冻结、划扣。

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也会与蚂蚁金服共享，这意味着，当事人一旦有了法院的不诚信记录，芝麻信用分就会大受影响，以后在“花呗”上申请不到额度、在“借呗”上拿不到低息贷款，甚至无法通过支付宝购买机票和奢侈品。不仅如此，支付宝还会时时推送“还债”的温馨提示……

徐杰表示，此次与阿里的战略合作，吸收和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在“审务云”平台建设、诉讼便民服务、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办案系统开发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推动司法审判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

双方合作的具体方式是，依托浙江省高院积累的案件数据资源，结合公安、政务、电商、金融、社交、航运交通等周边数据，形成智慧法院大数据生态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的优势和阿里巴巴不断提升的多维度分析、数据可视化、深度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沉淀，开发和实现办案全过程法官审判经验积累共享、司法资源智能推送、诉讼结果预判等智能化辅助办案平台，并可以进行审判偏离度分析预警，智能化协助法官工作，进而提高司法效率。

同时，法院通过对法院内外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建模，提高司法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司法预测预判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让数据为司法业务服务。

构建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其实，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就网络司法拍卖、“审务云”平台应用、支付宝执行查控、案款在线缴退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数据显示，在公开、透明、零佣金的司法网拍下，浙江省法院94%的涉讼资产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成交率和平均溢价率比传统委托拍卖分别高出约13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7亿余元。

2015年8月，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与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天猫、聚划算、蚂蚁金服小额贷款等平台的网上交易数据实现对接，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上交易纠纷、网上著作权纠纷、小额贷款纠纷等案件类型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审判新模式。

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介绍，阿里年均处理纠纷超过400万件，转换成诉讼的案件量年均增长300%，每年有1000多件；其中小额纠纷诉讼多，超过80%的纠纷交易金额在1000元以内。

由于网购的特点，大部分交易纠纷都涉及跨区域，异地诉讼差旅费和时间成本极高，中小卖家经常不出庭。

“过去，每个案件我们都要将相关资料打印出来，做公证，请律师，费用高，且费时费力。对用户来说，打个官司成本也很高。”俞思瑛说。

现在，在浙江省，网购纠纷在前期各环节调解不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上法庭走法律途径解决。

当事人在线一键就可引入交易数据提交网上法庭，从立案、送达、证据交换、庭审、调解到判决每一个环节全流程在线上实现，一份诉状只需5分钟即能在线提交，数据证据也可一键导入。

浙江省高院审判管理处处长姚海涛介绍，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充分运用电子商务的在线证据，充分发挥了网上调解、裁判的便捷优势，极大节约当事人诉讼成本，体现了诉讼便利，又方便法院及时审理。截至2015年11月30日，网上法庭共收到提讼案件813件，其中诉前调解196件，原告撤诉231件，已判决15件。

在法律界，“同案不同判”一直以来备受争议。阿里云的大数据专家研究出一套“相似案例比对服务”，将之命名为“明镜”。法院借此来充分挖掘法院已判案例数据，输出与目标案件相似的已判案例，从而智能化协助法官判案。另一方面，这个系统还有审判偏离度预警机制，这样，法官给出判决之前，系统会自动与历史案例的裁判尺度进行比对，减少主观因素，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

据透露，浙江省高院此次还引入了阿里云对象存储OSS，对法院的庭审录音录像、裁判文书等诉讼档案进行电子化存储，并通过司法公开平台实现案件审判流程信息、庭审视频及裁判文书等法院信息的公开上网。

“浙江法院近2000个审判法庭全部实现数字化，2009年以来所有开庭案件全程录音录像，目前已经存储了200多万个庭审录像。年底前全省法院所有已归档案件将完成电子化扫描并纳入审判管理系统。上网公开裁判文书160万余份，居全国法院之首。”姚海涛说。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浙江省高院与互联网“大佬”密集合作，引起业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赞誉声不断，尤其是基层法官好评如潮，微信圈内爆热。

但赞誉声中也伴随着疑虑声。有人称，阿里将用户数据提供给法院没有法律依据，且涉嫌侵犯个人隐私。也有人认为，浙江省高院与阿里合作会影响司法公正。

姚海涛表示，民诉法第67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民诉法第121条规定，状应当记明原告、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都规定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交准确的送达地址。对法院而言，当事人送达地址等不属于隐私，通过获取当事人准确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通知当事人应诉，能更好地保障当事人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同时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件。办案法官查询当事人在淘宝预留的联系电话和地址，系统会设置查询权限，法官只能查询本人在办案件当事人的信息，不能查询无关人员的信息，查询记录全程留痕。

记者了解到，阿里已与海南、浙江等7个省份的省级政府建立了围绕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涉足司法领域浙江是第一家。阿里巴巴副总裁俞思瑛表示，工作模式线上化后，可记录，可查询，通过严格的程序操作、权限控制，用户不必担心信息泄露。

同时，俞思瑛认为，阿里在对法院提供大数据支持的过程中又能够完善自身信用评估体系，提高信用评估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从而降低资金风险。

在姚海涛看来，引入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把互联网、信息化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浙江审判执行工作的各领域之中，充分发挥好互联网的优化、集成和智能化的作用，不断拓展司法为民、诉讼便民的新途径新办法，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的困难，形成浙江审判信息化、智能化、标准化、精细化的新常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这是浙江省高院“互联网+审判”变革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