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乱弹”到“长短录”

1949年6月，廖沫沙经过长途跋涉，自香港来到北京。7月，中央派胡乔木找廖沫沙谈话，要他到北京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从此，他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走进了党的部门。

那时北京市委设在东交民巷原德国驻华大使馆内，廖沫沙住在一座叫“饼干楼”的楼房里。据说是因为这座楼存放过美军的饼干而得名。办公室和卧室连在一起，生活过得比较安定。但是从香港过来的书生，并不太知道原来八路军的一些制度，吃了苦头，也出了洋相。他从香港来时，带的衣服、棉被都很单薄。到了冬天，在办公室有火炉，卧室却没有，常常冷得缩成一团睡不着，经常和衣躺在床上，用被裹着，还是冷。当时，制度还未健全，一切都比较简单，还沿袭了老八路的做法。他虽然当了部长，什么事还得自己去办，他拿津贴费，没有钱去买衣被，也不知怎样才能得到衣被。有一次，市委文教书记李伯钊来找廖沫沙，看到他从床上下来，就问：“睡觉吗?”沫沙说：没有睡觉，是冷。她见廖沫沙的被子那样单薄，就问沫沙：为什么不到总务科去领棉被、棉衣?廖沫沙这才知道，可以到总务科去领生活用品。在李伯钊的提示下，他才从总务科借来被褥，后来总务科又给他送来一件美军用旧鸭绒睡袋。

有一天，廖沫沙把田汉的老母亲和二儿子田洪接到市委“饼干楼”看看，并留老太太吃饭再走。但当时是用饭盒从食堂打饭来吃的，几个人在一起吃，打饭也不方便。加上，廖沫沙过去备受田老太太的关照，沫沙夫人陈海云想弄点好的请她吃。那时西单有个湖南风味的曲园饭馆，刚开张不久，就提议到“曲园”去吃饭。刚好在市政府工作的周游来找沫沙，他也是湖南人，就一起驱车来到曲园。吃饭时也不懂得先问价钱，饭店服务人员看见他们是坐小轿车的，上菜的档次也高些，饭后一算账，钱不够。海云向沫沙要，沫沙身上没有带钱，结果只好大家一起凑，才算把饭钱凑够了。

廖沫沙由于长期过着辗转流离的生活，身体一直不大好。到北京后，他生活安定了，但工作仍很繁重。后来他因拔牙引起大出血；随后，又肺病复发；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肺病见好，又发现腰椎骨结核病。从1952年底到1954年，两年多的时间，廖沫沙一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在病中，他以惊人的毅力，读了许多书，还自学俄语，用一块木板架着，每天都躺在床上写字。廖沫沙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身在病中，却十分关心和他患同样病的张文松，他们都住北京医院，却不能互相探访，于是互相致信。张文松的病是第二次复发，廖沫沙在给他的信中却说：“你的病虽然反复了一次，但我以为这次反复，对你是有益处的，至少它可以引起你以后注意些，忍耐些。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因为这次反复，你更加小心，更加耐心，使病情得到更彻底的治疗，岂不是很大的收获?”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疾病，确有他的独到之处。廖沫沙思想很开朗，也很活跃。他在一封信中，对女同志穿男制服表示异议，他说：“你看穿男制服的女同志看得长久了，不知道是否习惯成自然；至于我，至今虽已看了四年之久，却始终看得不舒服。男女不分，我觉得这也是不尊重女性的心理之一。”廖沫沙认为，女同志穿男制服，男同志却不穿女制服，这是“男尊女卑”之故，并说在解放前的战争年代，女同志穿男制服可以理解；解放初，为了节约，也还说得过去；如今解放已经四年多，女同志仍穿男制服，理由就不充分了。廖沫沙还由此引伸，认为女同志不再穿男制服，就“不至有异于全世界各国，令人望而生畏。”为什么会叫人“望而生畏”呢?因为在正常的历史环境中，这确实是非正常的做法，甚至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看不惯。资本主义国家更不能理解，诬蔑我们生活今不如昔。其实，这是一种提倡，也是一种习惯，如若有人穿上花衣服、穿上旗袍，就会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在重重思想压力下，谁也不愿去争这个先。廖沫沙的议论，说明他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但他怎样也不会想到，在他的议论之后，还要经历20多年，女同志才不穿男制服。

1955年初，廖沫沙出院，病基本上好了。出院后他被调到市委教育部任部长，对中小学教材、职工业余教育、扫盲工作以及教材建设，他都做了许多工作。1956年夏天，他应《新观察》杂志之约，在该刊辟了一个专栏――《乱弹杂记》，笔名“闻壁”。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廖沫沙就开始写杂文，并经常在杂文专栏里写文章，所以应《新观察》之约辟“乱弹”专栏，并不是突然之举。那么，为什么这个专栏起名“乱弹”呢?廖沫沙在《破题》中说：“乱弹，就是东拉西扯，南腔北调，没有谱，就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成文章。”其实，这是谦虚之说，“乱弹”其实是弹而不乱。其中对八股文的抨击，不仅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写得很尖锐。如在《八股文入门》中他写道：

这种文章，看来并不难作，因为有格式可以填，有公式可以套，就像我们现在常常填写登记表或统计表一样，照着格子填写；但是也不容易作好。因为分明是无话可说，却要说出话来，分明无理可讲，也要讲出一篇大道理，只好为圣贤立言，讲四书五经所讲的道理。结果是不知所云，言之无物，通篇是废话，写了等于没有写。

当然，廖沫沙批评的“八股”并不单指“旧八股”，如果现实中已经无“八股”，再“乱弹”八股就失去意义了。但正如廖沫沙指出的，“老‘八股文’死了，新‘八股文’滋生不绝，我们现在不仅有‘八股文’，而且写‘八股文’的人还不在少数”。那么，什么是新“八股文”呢?廖沫沙说，现在“八股文”的特点，一首一尾，即“破题”和“大结”称两股，至于中间有优点、缺点、原因、经验、存在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恰好六股。至于那些客套话，诸如“请批评”、“请指示”、“是否有当，请指示”等等，也和填“八股文”格式差不多。应该说，廖沫沙对这种不健康学风的批评是尖锐的，是针对着现实的。廖沫沙在第三节《八股文领导》中，对领导作风，对秘书、科员替领导写讲稿很不以为然，断言这些讲稿、文章“少不得是地道的‘八股文’”。接着他有一段精辟的议论：

理由何在呢?我的理由是：这些报告和讲稿既然不是拟稿人自己要讲的话，当然是“无的无矢”，满篇空话，没有话要说出话来，没文章要写文章，讲什么或写什么好呢?稳当可靠的办法是引经据典，抄抄摘摘，土教条洋教条能搬出多少搬多少；写的方法和文章结构怎么样呢?基本情况、优点、缺点、原因、经验……第一、第二、第三，甲、乙、丙、丁……

稿子写出来，交呈领导同志审查指正――其实不审查、不指正，全文批准。也只有这样的“八股文”才会得到领导人的赞许：因为它写得“很全面”、“很正确”。

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知道。总而言之，在这些领导人之下，“八股文”就是这样泛滥天下的。

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现在发现：官僚不死，八股文不止。

这里对的批评简直是入木三分。但是，批评者或许对秘书、科员看得过于严重，他似乎并不知道，由于领导“太忙”，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廖沫沙的文章有现实意义，但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文章发表多少年后仍然有现实意义。当然，所有报告、文章都要领导动手，也不太现实，但至少者记录的应该是领导的话，而不应如廖沫沙所批评的，是尽人皆知的“八股文”。

廖沫沙“乱弹杂记”这组文章内容虽然杂，但有些文章很有凌气，也是切中时弊的好文章。如《老小难分》，其中批评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或教育政治化。他说：“另一方面，又时常把孩子看成大人，连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得像党团员一样，开起会来满口的批评、检讨。我就亲自参加过少年先锋队的队会，亲自听到他们背述故事，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这种现象其实也是邓拓批评过的“庸人政治”的表现，成年人成天讲话要联系思想，要批评、检讨。把这种不太正常的风气，也强加给还未成年的少年，对他们的发育该有多大压抑，对他们的思想该有多大禁锢，这怎么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呢?

廖沫沙是主管文教的，他的杂文有许多和教育有关。但不少杂文却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而发的。例如《有账必须算》一文，既反对了秋后算账派，也反对那些根本不算账，认为算账是地主资本家那里学来的。廖沫沙主张秋前、秋后都要算账，大账、小账都要算。他说，一个公社、一个企业，如果不算账就会吃亏、赔本，就会心中无数，举措无当。一个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做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如果不算账，就会建不成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遭受损失。廖沫沙文章的落脚点是这样概括的：

所以我主张，有志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无论为工、为农、为商、为学、为兵，都要学会算账，做一个精明强干的当家人。算账不是为了保守，而是为了跃进。要跃进，就要把账算清楚，算得确确实实。

我想，廖沫沙这个忠告是十分重要的，如若在“”期间，都能把账“算得确确实实”，就不会出现当年产钢1070万吨的浮夸指标，更不会出现水稻亩产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的天文数字。廖沫沙毕竟是一位细心人，他虽然不搞经济，对算账却看得很重，不但主张要算账，而且提出了算账的几条原则：“一要算得细，算得全；二要算得真，算得确实；三要算近，还要算远；四要算大账，还要算小账。”有人认为埋头算账，就是忽视政治。他却说：只要是从社会主义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账，而且确确实实算好了，那就是政治。在政治挂帅的一片喧叫声中，廖沫沙敢于强调搞好业务就是政治的说法，是颇有勇气和胆略的。

1958年到1959年学校里搞了“拔白旗插红旗”，师生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廖沫沙对韩愈的《师说》进行“解读”，他的本意是师生都要正确地认识自己。韩愈在《师说》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吾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廖沫沙认为韩愈这段话的原意，是因为韩愈接受门徒，为了抵制当时舆论的非议，所以写这篇文章自解。韩愈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是做了老师，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习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他，人们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本来，只是一个人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吾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武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认他为老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学生听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给老师们听。那就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瞎说。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什么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过老师。这也是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师生和学问都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的界限，各自都有一把尺，各自都有个认识，不论是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还是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都要摆在恰当的位置上。本来，教学改革是调动师生的积极性，搞好师生关系，但由于搞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界限又划得过宽，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都属封、资货色，都要受到批判。这样一来，知识越少，正确的成分就越多，老师往往要被推到被告席上。以历史学为例，破王朝体系，否定帝王将相，提出以农民战争替代历史纪年。原有的历史教师，不论是群众还是党员，就都成了旧史学的代言人，就都应该受到批判。这样一来，师生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大。廖沫沙的《“师说”解》，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讲点道理，做点师生的思想工作。他文章最后写了这样两段结论性的意见，我以为是很好的，现抄录如下：

韩愈援引孔子的先例，作出判断说，“圣人无常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聪明有学问的人，没有一定的老师；见人有学问，不管是谁，就认他为师。我想还得给他添一句：“师亦无常道”。就是老师讲的并不经常等于真理。一个当老师的人，既要勇于坚持自己的真理，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非真理，只要能做到这样一点，他就是“常师”和“真师”了。要保持师位的，不妨试一试这条方案，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而奋斗。

在另一方面，当学生的也应当了解：既然师和弟子的关系并不以师必贤于弟子、弟子必不如师为条件，那末，今天的学生在看到老师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以后，也就不应该马上得到结论说，老师再不能做老师了。某一方面的短处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短处；反之，某一方面的长处也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长处。即使把学生和老师对换个位置，对于比自己多一些知识的人也仍然应该“不耻相师”。何况位置还并不能互换；何况今天的学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更应该深切地认识自己的知识还很有限，还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呢!

这就是我的《师说》解。

这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1月，教改和学术批判还在进行，老师的思想不通，也很乱。有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批得还不够，仍在剑拔弩张中。当时，在教师中是很少有人愿意出来说出句公道话的，心中有气，当然也怕引火烧身。廖沫沙虽然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但他是北京市委的文教部长，算是北京市文教界的领导人之一。他出来讲话，剑拔弩张的学生们也不能把他如何。应该说，他是属于头脑清醒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师生关系能讲到这个程度就很不容易了。这篇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

从1959年1962年，廖沫沙写过不少杂文。现在来看这些杂文题材广泛，说得也比较自由，但大多是补台文章，纠正社会上的某一种风气和某些他不以为然的观点。不过，这些文章因分散在许多报刊杂志上登出，未成专栏，也未成气候，不太引起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注意。其实，如上所述，在这些文章中，内容有许多是积极的，批评是尖锐的。但到有了《长短录》、有了《三家村札记》，廖沫沙等杂文家们的杂文，即便是写了很细小的题材，也会被当成影射和攻击的。下面想再谈谈《长短录》。

《长短录》是《人民日报》的一个杂文专栏，关于这个杂文专栏的缘起，廖沫沙作了如下说明：

大约是1962年4月，常到我家来联系约稿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来找我，说报社领导同志约我到四川饭店去吃饭，顺便谈谈副刊的问题。我因为曾给该报写过稿，就答应了。我以为他说的报社领导人是指吴冷西。我还以为只是开座谈会(过去我参加过《人民日报》副刊的座谈会)，没有想到是要开专栏。

我到四川饭店时，除了见到《人民日报》副刊的几个编辑人(有的见过，有的没有见过，姓名都说不清)以外，有夏衍、吴晗、孟超，我是外客的第四人；唐比我晚到一点。

夏、吴、孟我是熟悉的，唐30年代在上海可能见过，但知名而不相识。落座之后，副刊编辑人(是谁我记不得，大约是负责的)说：《人民日报》副刊要出个专栏，写杂文。请你们几位来参加写作。

几个作者大多推辞过，理由都是工作忙，时间安排不开。但是，作者的推辞强不过编辑的邀请，终于还是都同意了。至于专栏的名称，大家议论了一通，还是找不到一个达成共识的题目。笔名大家倒都同意由作者各自取一个。廖沫沙写了第一篇稿子，题目叫《“长短相较说”》，受这个题目启发，专栏就取名《长短录》。廖沫沙的这一篇文章是批评形式主义的，反对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思想方法。他说：“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是主观主义地、片面地、绝对化地看问题的方法，是害死人的。就是它，至今还盘旋在我们的头脑中，阻挠着我们去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我们的头脑中，经常有两种世界观在打架：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我们热情而虔诚地学习着它；另一种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绝对主义的世界观。”他赞成老子关于“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说法，提倡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学风。这篇文章取笔名“文益谦”，是从《周易》里翻到“满招损，谦受益”两句受启发而起的笔名。后来廖沫沙在谈到《“长短相较”说》这篇短文时，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当时写那篇短文的一些思路，读者可以从鲤唛文看得清楚。那不过是想介绍我学习同志哲学著作时的一点心得，即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方法，是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要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所谓坏就是绝对地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在谈到事物的“二重性”时，同志引用《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的对立统一规律；这里实际上是说明两层意义：一是矛盾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共处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着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即同志多次讲过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坏事有二重性，好事也有二重性。

这就是我写那篇短文时想要说明的东西，此外并无其他深意。

《长短录)刊出之后三个星期，《人民日报》的编辑说，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反映很好，报社领导也很重视。但是，只出版了两个多月，廖沫沙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到是年六七月间，忽然“无疾而终”，“夭折”了。至于为什么“夭折”，作者没有追问过，编辑部也没有说过。这个“夭折”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当时没有人公开谈及，后来也没有看到有关文章介绍，自是不得而知了。不过，许多年以后，《长短录》被旧账新算，作者、编辑都遭到一场浩劫。《长短录》被指责是如同《三家村札记》一样的“黑店”，发表的文章都受到批判，并因作者的历史，被“”强加同所谓30年代的“文艺黑线”联系起来，而受到政治迫害。不过，对于廖沫沙来说，以这个专栏加其罪名，当然不如《三家村札记》和《有鬼无害论》那么耀眼。这里不想去着重分析它。况且，《人民日报》负责这个专栏的编辑袁鹰、姜德明已经写了《（长短录)的始末与功“罪”》，对许多文章的本意作了说明，对“”中、“”施加的指控也都作了批驳，并把创设《长短录》专栏的初衷说得很清楚。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是在总理对文艺工作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强调要重视艺术规律和文艺民主，并受到邓拓的《燕山夜话》的启发之后创办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为《长短录》规定了四条方针，即：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袁鹰、姜德明认为：“用实践来检验，它完全经得起考验，这四条方针，不仅当时是正确的，即使今天我们不是也可遵循吗?”从《长短录》的创设，到作者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十分认真的，其内容都是健康的、有益的，那些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诬陷，只能是别有用心的，并非真的和《长短录》文章本身有什么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