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乱弹

校训是从什么时候重返我们的校园的？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

“”前的十七年，应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校训。校门口墙壁上涂抹的大红字，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算不算校训？应该不算。何也？愚以为，这是口号，不是校训。据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延安时期抗大的“校训”，我们姑且不论它逻辑上是否通达，做人上如何拿捏分寸，仅把它放在无数所不同层次的学校就值得怀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于1951年写给苏州市“抓特务”被打伤的小学生陈永康（年仅8岁）的，后来这八个字成了家喻户晓的新“成语”，家长训导孩子，教师勉励学生，同事调侃“官迷”，张口就来。

如何区别“口号”与“校训”？“口号”是即时性的、鼓动性的、任务性的，而“校训”则是长期的、终极的、恒定的，它是一所学校几代师生的行为标准和品行的靠拢方向，它不因校长更换、校址改变而改变。傅作义先生为抗战烽火中诞生的奋斗中学题写的校训是“体德智兼修，教学做合一”，只要人类还要办教育，这条校训就不过时。可见，校训如家训，同样要“世袭”，要延续，要传承，乃至最终积淀为“集体无意识”。

民国时期，教育界对编写校训甚为重视，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百花齐放，少有雷同；二是几乎清一色的传统儒家道德理念；三是全部指向“做人”。今天，你走遍大中小学，没有校训的学校罕见。但千校一训，众口一词，只见口号，不见校训；只写在墙上供参考，难以内化于行为。

“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的空话，你可以在一千所学校的墙上看见，大学写，小学也写，城里写，乡村也写。这样的文字写在乡政府、养猪场又有何妨？这样的文字，是口号还是校训，还用置喙吗？

也有想独出心裁者，郑州正始中学校训是：“人生正始，伟业我待”，这算是新鲜一点的，但总让人想起红卫兵当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语气。“伟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教育首先是教人“做人”，不是教人创什么“伟业”；湖北仙桃市沔州中学校训是：“没有借口，没有不可能”，口气大了些，有点儿“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味道；广州市的番禺中学校训是：“你行我也行”，不仅背后隐藏着应试教育的冲动和怂恿，还误导了莘莘学子，其实生活中常常是你这方面行，我却不行；我那方面行，你却未必行。这个口号式、广告式的“校训”岂不是强人所难！

校训说到底，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更应该是一个群体的精神追求。心中有校训比墙上写校训更有价值和意义。北大当年是没有固定校训的，但北大人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多能身体力行。这样的学校还需要校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