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乱弹

古代中国科技发达,领先世界,可到了明代以后却一蹶不振,远远落后于世界,这是为什么?李约瑟提出的这个问题,随后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对于李约瑟难题,中国的专家、学者见智见仁,作过种种回答,但好像未能达成共识,所以至今仍是尚未彻底破解的棘手难题。我不是科技史的行家,对明清以来的学术、文化不甚了解,要我来答这道难题,自是力不从心的。但近期披露的科技、学术界的材料又令我蠢蠢欲动,不自量力地想乱侃几句。

6月22日《报刊文摘》载,耗时近两年的全国博士质量调查已形成近三十万言的总报告,国务院学位办第二十五次会议听取调查汇报并得出初步结论:“我国博士的整体质量仍然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高水平学科点偏少,学术训练薄弱。”对此权威的调查、权威的结论,我深信不疑。博士生质量可是衡量国家科技实力和发展后劲的根本所在,但调查结论又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中国的科学技术仍落后于世界,主要指欧美发达国家。明清之际的科技落后局面并未根本扭转。李约瑟难题的实践解读,很不如人意。

也算是个巧合,6月21日《现代快报》刊出杂文家刘洪波的文章《学术造假离学术死亡一步之遥》。文中汇集了近期曝光的一连串论文抄袭、造假案,诸如东北财大、华中师大的硕士生论文抄袭,上海大学教授陈湛匀、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的抄袭和造假,以及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北大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的涉嫌抄袭等。刘洪波指出,“学术在濒死之中”,抄袭“只是表象之一”罢了。中国学术界的这种濒死乱象,无异于告诉国人,咱们的科技振兴路途漫漫,希望渺茫。中国的科学技术还将继续落后下去,以致有些不可救药。李约瑟难题的解决犹似登蜀道,难于上青天。

国人的自吹自擂、自高自大,是闻名已久的,咱们的“四大发明”,令国人沾沾自喜到如今。但是,洋鬼子的枪炮,一个接一个的不平等条约,无情地粉碎了晚清国人的美梦!不能不承认科技、经济的落后事实了,可国人继续炫耀着自己的“国粹”,政治制度、传统文化,依旧独步天下,无可匹敌。于是维新也罢,洋务也罢,只消一个“中体西用”、“师夷长技”就万事大吉。他们不敢、也不想在体制上革故鼎新。李约瑟难题,不仅难在科技进步本身,尤其难在经济、政治、社会等体制的创新上。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大一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几乎挤占了人的独立、自由发展的全部空间。科技独立、学术自由,随之被官本位桎梏得几近窒息。当所有人都被“绑架”到权力战车上,头脑禁锢,心智萎顿,又何谈科技发明、学术创造呢?

中国人很聪明,不少国人到现在还这样认为。只可惜,国人把聪明才智都用到八股应试、科举仕途,以及弄权造假、勾心斗角上去了。冷清寂寞地做学问、搞科研,在中国吃不开,几十个教授都争当一个处长呢;现今的青少年,对做科学家早已失去兴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宣传震天响,实际遵行的却是权力通吃,人才不如奴才,“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一个官气熏天、物欲横流的社会,科技的发展、发达,大抵只是镜花水月。

历史是过往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里说:“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着活人。”明代之后中国科技为何急转直下,死结就在明代把官僚体制和权力专制推向了巅峰。当科技、学术、文化种种,一一被纳入高度的权力治理结构之中,它们的衰落、死亡即为期不远。

李约瑟难题困扰我们太久了。这番乱弹,不知可否视为一解。

【原载2009年7月7日《联谊报》】

插图 / 股掌之间 / 蔡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