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术的表现对象探究中西方审美差异的文化根源

摘要：中西方审美意识的差异造成了艺术表现的对象及表现方式的差异，东方绘画重意境，轻技巧；而西方绘画则偏于写实性地再现对象，往往表达重于构思，要透过层层物象才能体味画家深藏的内心世界。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美学思想溯源于各自文化最初的产生及发展。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美学价值观的思想源头，而西方审美心理则是以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为主的美学观念为奠基。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也造成了其在艺术欣赏方面的大相径庭。

关键词：中西方；绘画；审美；自然观

中西方文化不同的起源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人们思维方式、审美意识的差异。而与美学相关的，在绘画方面，东方与西方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西方的美术表现对象多以人物为主，相反，东方美术的表现对象多以自然景物为主，即使刻画人物，也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所呈现出的意境美。从表现方式上看，西方画重写实，而东方画则重意境等等。这些都表现出东西方审美观念的不同——东方崇尚自然美，而西方崇尚社会美。

绘画作为艺术，不仅具有审美功能，也具有认识功能、教化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它包含了文明的印迹，是展现对世界的认识、理解的方式之一。人类在最初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时候，无论中西方都是相通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中都经历了崇拜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随着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融合，中西方有着各自的文化积累，这个文化土壤孕育了中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国的感性的、注重感悟的文化，引导了美学的审美方向；而西方重视理性的思想，决定了其艺术的发展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特征。绘画是文明生成的人类精神价值观的物质化，因此与文化乃至文明的发展演进密不可分。

一、中西方传统哲学对文艺观念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一直以来都存在于人们的创作理念中，并反映在艺术作品上。从先秦哲学家和美学家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儒道思想具有汉文化不同于世界其它民族的基本特质。

中国古代审美理想的认识首先要从对儒道思想的认识作为开宗。儒家以雄健为美，充满浩然正气的雄健之美成为儒家美学价值的指向。儒家美学不仅重视艺术中的气势、气概和风骨之美，还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观点，产生了中国绘画中的“提神太虚”、“散点透视”的创作方法。而道家崇尚“自然”、“空灵”、“玄”“素”之美。它的审美理想是“夫虚静恬谈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一”，在心与物浑然一体的体验中，人的精神从现实的束缚中超脱出来，达到一种“虚”、“静”、“明”的自由审美境界。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本应与自然一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人们认为真正的美是一种大美至美，是天地之美，是宇宙本体所显现出来的质朴、自然、恬淡之美。

中国古代审美理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表现在艺术上就是以类取之，以虚带实，以实带虚，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情理统一，物我合一。因此中国绘画讲究“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重“意”的人文关照态度也一度被西方吸收借鉴，发展演变为印象派抽象、意想为理念的艺术风格。

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造型艺术就是以模仿自然为目的。古希腊哲学家们认为“数”是万物之源。自然界事物的存在就是“数理”的存在。希腊时期的美学价值观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古典美”的价值典范，即像宇宙一般的“神圣”、“和谐”与“秩序”。亚里士多德指出：“美是秩序、匀称、明确”。美的鉴赏逐步走向纯粹的外部形式并崇尚理性的思维。因此，艺术家在模仿事物外在形象的时候，强调通过比例、对称、完美、表现存在的本质和规律，从一个物体美的认识到集体的、全部的美的认识，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美的知识，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由此，在对和谐美的追求过程中有了“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构成长方形比例协调感的“黄金比”［1］。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封建运动以及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改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同时重新发现了人类自身，重新进行自我审视，不断提升人在自然界中的价值与地位，甚至对人的内在力量进行推崇与讴歌，形成了以科学、逻辑、理性为特点的思维方式。这种价值观也影响着西方人的审美观，使其逐渐形成与东方人迥然不同的艺术审美思维。这就使西方文艺的表现对象由自然界转向人类自身，表现与讴歌人物的绘画占据主体地位，直至今日也依然如此。

二、宗教思想对美学心理的影响

佛家与禅宗也给中国古代文艺注入了不少哲理意味。这些思想不但内涵丰厚，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美学意味，对中国书画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佛与禅都讲求一个“悟”字，凡事能从隐含晦涩中得到真知或从表象看到事物本质所在都是悟性的体现，它表现为彻悟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时的圆满。王国维也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描述这一最高境界。“超越”与“超然”的思想也对古代艺术有重要影响。它体现在历经世事后的洞察、彻悟、虚怀若谷，是超越世俗、超脱凡尘、超然出世，是轰轰烈烈之后归于平淡的明静。中国绘画重在意境，拙中见巧、简而不陋、浅中有深，眼中所见有限而胸中之意无穷便是中国绘画的最大特点。

宗教的美学价值也对西方美学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西方的文化传统里，宗教总是贯穿其中的。许多文学与哲学的巨人都有无与伦比的宗教情绪。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欧洲文艺发展的精神动源。对上帝的绝对信仰造成了人们“神明创造并主宰宇宙”的观念。而耶稣基督的出现则使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使人们将其和没有形迹轮廓的上帝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上帝赋予人的形象。从希腊神话到希腊雕刻，大量雕像也佐证了艺术对真实物象立体性的模仿和美化。比较中西美术，如果说中国古代哲人对美的认识，主要侧重于审美的心理方面，那么西方则重于对象的外在形式，关注“美”与“真”的联系，把艺术的审美创作和欣赏看作是追求知识和真理，乃至追求上帝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复兴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并与基督教文化一同组成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雏形。这时期的艺术又是如何对待人物题材的呢？他们把人看成除上帝以外最神圣的物种，是上帝之子，是替上帝行使权力、统治世界的。所以，这时的人物画将人描绘得像神一样伟大，由此也体现了美术是文明与文化的反映，是人类思想的外化形式。［2］由此看来，东西方不同的自然观的形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解读形成了不同的创作主张

中西方文化根源的相异与发展的分流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自然观。中国文化传统里历来崇敬自然、热爱自然，崇尚人与自然和谐，主张“师法自然”，同时不拘泥于自然的外在形式，无羁地抒发胸臆。自然即人，人即自然，中国画家历来不会因外物的形式而局限自身的个性表达与抒发。把握好了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度，于是获得了艺术与精神上的自由。西方“以人为本”的传统则决定了其对待自然的态度不会是“天人合一”，而是精确写实。在科学严谨的创作态度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人类高于自然，甚至控制自然的思想。西方画家的写实艺术精确地刻画物体，表现了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这样就大大地限制了创作者自身情感的表达，无法真正达到自由。

譬如，我国的传统美术以水墨山水画为主导，山水一直作为纯粹而且重要的精神象征存在于中国文人艺术家的生活中。古人认为，自然山水在空间形态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在时间状态上也是无比生动千姿百态的。从山石、树木、水泽、云草中寻找人生存在的道理，寄托作者的情感，正是中国古代艺术家创作山水画本源的真实意图。对于山水画创作来说，中国山水画的空间特征，更接近于一种时空的转换，画家不仅考虑的是看见了什么，更关心人自身内心的变化过程，想到什么。用生命的状态表达对象。由于没有像西方绘画中光影、质感、透视的约束，中国山水画更多地依靠虚实、遮挡以及不规范的大小比例关系来表现美的对象，而使得对自然的表现更加肆意、主观、淋漓尽致。所谓“低仰自得，心游太空，心融融于玄境，意飘飘于白云，忘情勿我之表，纵志于有无之间。”一幅画可以不是特定的山，特定的水，它有明暗、有表情、有灵性，可以被作者赋予生命。这种中国哲学文化所独特的眼光和心灵，是无法在西方风景绘画中看到的。［3］